——请樊洪业来所讲百年科学史
2009年7月25日,长城所请中国科学院院史研究室原主任樊洪业来讲20世纪中国科学史,长城所50多位咨询师参加了培训,我与刘志光、武文生、赵慕兰等长城所领导都参加了此次培训。
樊洪业从历史的角度概述了近代科学在中国的传播与发展历程,从科学、技术与经济社会关系的角度,概述了百年来我国科学建制化的历史背景,重点讲了1905年从科举到科学,国人知识结构的质变;1915年新文化运动开始,中国科学社的成立;1928年中央研究院成立,科学体制初步确立,出现1928-1937年十年繁荣;1950年中国科学院成立、留学生归国潮、奠定人才基础及科学体制走向一元化;1956年制定《1956-1967年科学技术发展远景规划纲要》、双百方针,建立现代科学技术体系等关键节点,并简单介绍了1978年科学大会、1985年科技体制改革以及1995年科教兴国战略。樊洪业对百年科学史中的重要事件如数家珍,娓娓道来,不仅述及事件本身,还将事件发生的前因后果、此间的珍闻趣事一一阐述,生动活泼,很受欢迎。
在讲课过程中,樊洪业多次提到二十世纪八十年代我在科学史方面的多项研究,如对“双百方针”、“核武器与和平”、“五十年代留学生归国”的研究。樊洪业出于礼节提到我的研究,反而刺激我回想起八十年代的那些峥嵘岁月。事实上,我当年初到北京时樊洪业给我很多帮助。现在印象比较深的是1984年,我去厦门参加科学社会学学术研讨会,会后,我因为太劳累而发烧,是樊洪业帮我买了回北京的机票,那是我第一次坐飞机,至今想来还是心存感激。
由于樊洪业知识面比较广,所以他对百年科技史的回溯,着重突出了对中国科学体制的建制、成熟与扩张的历史过程,比一般科学史家讲得更有理论性。讲座结束后,张建宁从科学体制的角度提了一个问题,即:中国应该学习法国、德国集中式的科学体制还是英美分散式的科学体制?樊洪业说分散型科学体制源于英国,扩展到美国和英联邦国家;集中型科学体制源于法国,扩展到德国和俄罗斯等,但这两种体制都不是固定不变的,而是互相学习的,如美国对科学事业也渐有加强宏观调控、国家干预政府的趋势,而俄罗斯也在大力学习分散体制的长处。事实上,我们中国早年先是接受了法国的科学体制模式,并在后来学习苏联过程中强化了高度集中的一元化体制,但是后来,经济体制改革、科技体制改革开始吸收市场经济多元化的东西。樊洪业认为,在我国,科技体制是弱势体制,依附于政治和经济体制,科技体制改革不可能走在政治、经济体制改革前面。虽然美国的科技体制在有些方面如适应性、自我调节性很好,但是基于我们两千年的中央集权的国情,自由是很难实现的,而且中央集权的政治体制也决定了不可能完全走向分散型体制,不可能取消科学院,把所有研究放到大学和企业中去。但是科学院不是不可以动,而是应该压缩自己的技术成分,在基础科学方面加强力量,让高技术方面的研究逐渐走向企业。
我对樊洪业从科学建制和科技体制方面讲科学史很感兴趣,樊洪业认为苏联把中央集权科学体制推到了极端,我认为中国在文革期前把科技体制推到了新的极端。改革开放后,八十年代开始了分散化科技体制的探索,而九十年代后尤其是知识创新工程的启动,科技体制集中化达到了新的高峰。现在,科教兴国、自主创新、创新型国家的建设、中长期科技规划的实施,都可能把中国的科技体制推向新的高峰,而且其走向十分危险。我对这个问题想法很多,但是因为时间有限,就没有和樊洪业充分沟通。
培训结束后,我、长城所的领导们与樊洪业一起吃工作餐。我就科技规划和十二五规划的问题谈了些看法。
关于科技规划的问题,如何发挥规划的有效作用,体制改革是关键。要怎样保持科技规划的有效性?关键问题是让规划与体制更好的吻合。1956年做的《1956-1967年科学技术发展远景规划纲要》,被认为是1949年以来最富有成效的规划之一,原因在于此时的规划带动了组织体系的变动;而当前,规划是做了,组织、制度却没有跟着动,反而现在所有的组织都参与规划,规划成了抢钱的手段,这在本次中长期科技规划的执行中尤其明显。樊洪业说,1956年的科技规划有其历史背景,当时的政治环境,尤其是毛泽东下决心要搞原子弹,在高度中央集权的体制下,在具备了一定人才积累的条件下,为这个规划的执行打下了较好的基础,而且这样的条件后来是很难拷贝的。
关于正在启动的十二五规划,我现在想法较多,更重要的是想从方法论的角度让十二五规划和中国经济的崛起更加匹配。较之过去的规划,十一五规划的一个显著变化是从指令性到指导性,但是问题仍然很多,主要是与体制之间存在很多矛盾,改革不能在规划中更好地体现。现在国家发改委发展规划的职能较好,改革的职能较差。我现在在想,规划能否成为社会主义的优秀遗产,发挥作用。在十一五规划中,我号召中国的民营企业也做规划,主要是因为每个五年国家资源配置的方式都会有很大的改变,一个企业从战略上要与背景的变化相适应。樊洪业对我说的这些没有表示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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