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前的官方理论是：我们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

理论上，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显然应该是与西方的市场经济不同的市场经济。但是，当我们到美国去恳求华盛顿给予中国市场经济地位认可的时候，就已经表明了我们正在实施的市场经济其实还是美国式的市场经济，否则，我们为何要把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地位裁判权让给美国？中国武术比赛会请一个美国拳师做裁判吗？

当年总设计师带领大家奔向市场经济的时候，是要以能否实现共同富裕来衡量这场变革的成败的。但实践者和理论家都心知肚明，清楚这是一条南辕北辙的道路。因此，西方经济学被捧到天上去，但是西经关于市场机制必然带来分配不平等的理论往往被有意识地“忽视”掉。

一个人说出“无利不起早”“无恒产则无恒心”这样的话，充其量被视为一个“明白人”，说出的话充其量被视为有道理的“商谚”。但是如果他能够用系统的、文绉绉的话说出来，可能就会被称为“经济学家”。

对于上述古老的激励理论，经济学家约瑟夫·斯蒂格利茨是这样诠释的：

“为了使市场经济有效地运行，厂商和个人都必须获得信息并对现有的信息作出反应的激励。事实上，激励可以被视为处于经济学的核心。如果没有激励，为什么人们每天早上要去上班？谁会去冒开发新产品的风险？谁会为困难的日子存钱？关于使某人‘专心工作’由一个古老的表述，但是，如果没有激励，谁还会在乎呢？”

“市场经济通过价格、利润和产权提供信息和激励。”

“对利润的渴望驱使厂商对价格提供的信息……同样，理性个人对自身利益的追求诱使他们对价格作出响应……”

“为了使利益驱动发生作用，厂商需要能够至少保留部分利润。家庭也需要至少保留一部分收益或投资的回报”

（以上摘自斯蒂格利茨《经济学》第二版，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梁小民等译，吴敬琏校，2000，第一篇，第二节第二小节）

（看来，是精明的商人还是经济学家，取决于你的叙事方式和技巧）

在上面的《经济学》“激励与平等”一节当中斯蒂格利茨接着写到：

“虽然激励是市场经济的核心，但是它却伴随产生一定的代价，即不平等。任何激励系统都必须将报酬与业绩联系在一起。不管是因为运气的好坏还是能力的差别，不同的个人之间的业绩是不同的。”

“如果报酬与业绩联系在一起，就必然存在某种不平等。并且报酬与业绩的联系越密切，不平等就越严重。激励越大，导致的不平等就越严重。这一事实称为“激励与平等的权衡（incentive-equality trade-off）。如果社会提供更大的激励，总产量可能很高，但不平等问题可能也很严重。”

在物理学上，运动速度与动力成正比与阻力成反比。水的落差越大水流就越湍急；电流与电压成正比；气流有气压差才会流动……同样，财富只有非平均化，形成贫富差距的时候，才有流动的动力，即形成一种激励。

对于追逐私利的个人来说，他受到的激励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他自己所得能够高出他人所得的多少，因为贫富是相对的。比他人更富有，也就是产生了贫富差距，才有动力。或者说，正是比他人更加富有这种贫富分化的诱人前景才构成了逐利的激励。如果所得无差异，则丧失激励。这就是在讲究分配公平的体制下，私人往往丧失生产积极性的原因所在。

也就是说，激励源于利益上的差异，也就是贫富差距，而不是共同富裕。西方经济学所谓的市场的效率其实就是市场机制能够有效地产生激励，也就是制造不平等的效率。

（当然，这里的人是在自私性假设之下的现实中人。如果一个声称以共产主义为理想的人冒着违法的风险也要在瓜分集体土地的协议书上签字才有积极性去提高这些资源的使用效率，那么只能说他实际上是一个政治上的机会主义分子。）

从自称市场经济地位裁判的西方国家，到正在推行市场化的中国，“二八”现状的形成无可辩驳地证明了贫富分化是市场经济的必然效果。现在的问题不是市场经济会不会造成不平等的问题，而是我们要不要不平等的问题。

市场机制的确可以提供激励，但是激励的结果就是贫富分化。这种观点是处于市场经济发达的国家的经济学家的共识。在这种共识下，西方经济学家明确无误、“光明磊落”地选择了要市场效率而不要社会公平，至少没有象我们某些学者那样挂羊头卖狗肉，用市场经济可以让大家共同富裕、私有制比公有制更加社会主义的低级欺骗来糊弄大众。

不过，也有一批学者没有念歪西经，当有人提出增加富人税额的时候，他们站出来说这会打击富人的积极性；当有人提出要征收财产税的时候，他们也站出来说这会动摇富人的恒心。在这批人的鼓动下政策也明确了其原则——效率优先兼顾公平，让部分人先富起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