早就听说《潜规则》这本书，周围的朋友也经常拿这本书的销售业绩说事。《潜规则》一书除了经济效益外，还有一些荣誉。2008年，深圳某机构将《潜规则》一书入选为“30年30本书”。近日终于抽时间看了一遍《潜规则》，我认为，这本书是名不副实的。它的畅销有一定的道理，那就是当前中国腐败现象的层出不穷。但是，在解读这一现象时，该书迎合了国内外长期以来形成的一种错误观念，即，中国从来就是坏的。因此，这本书只能是人们面对当今腐败的一种无奈发泄，而不能找到腐败的真正源头。
近一百年来，批判、反思中国传统是思想界的主要内容之一，然而，这个思想潮流并没有形成多少有价值的东西，反而形成了一些有害的东西，其典型就是对中国历史和文化的彻底否定。这一倾向认为，中国的历史和传统文化毫无价值，中国几千年以来就一直是落后、愚昧、野蛮、腐败、非人道的。在一定程度上，这个思想进程在近百年间的中国开展得比较彻底，它已成为很多人评说中国的潜意识，不管是对中国的现实和古代传统，很多人在评论时，都不由自主地把这种潜意识当成了绝对真理。换句话说，丑化中国的思想工作已经基本完成了。而《潜规则》这本书，就是建立在被完全丑化的中国历史的基础上的。
作者的写作此书背后的完整心态和思想理论，就是被严重丑化的中国，因此，作者很容易就得出结论说，腐败是中国几千年来一贯的传统，作者甚至指出，当今中国的腐败还不如古代的腐败更文雅。事实上，腐败问题中国古代的确存在，而作者所向往的西方制度从古至今也同样存在。对于当今中国社会出现的腐败，究竟是什么原因，作者并没有认真探讨清楚，只是在丑化中国的大前提下，把腐败完全归结于中国的传统，从而让他所喜爱的西方制度摆脱了干系，变成了一个绝对美好的对照。这种态度除了造成该书的整体结论不能令人信服外，在一些细节上也造成无知的错误。
比方说，该书讲到清朝的一件事，庄稼收获的季节，农民要向政府交“皇粮”，也就是今天的交税。作者举例说，某地负责收粮的官吏故意刁难农民，还巧立名目多收。于是有人向上级告状。结果，上级政府严格明确了征税的规定，其中有一条说：下午三点以前不许停收。作者紧接着漫不经心地写道：“真不知道那些衙役原来是几点下班的”。这句话看起来没有严厉地批判，然而，这种“点到为止”的方式，给人的感觉是，丑陋的中国已经无可救药了，没有上级规定，官员毫无工作纪律，上下班时间简直一塌糊涂。然而，这种在丑化中国的潜意识下对读者的诱导，是因为无知而产生的不负责任的误导。
以清朝为例，皇帝的上班时间从早上三点开始，这就是凌晨的早朝，大臣们也是这个时间开始上班。从这个角度说，下午三点下班，一天的工作时间达12个小时，作者的冷嘲热讽毫无道理。对于地方官员来说，没必要早上三点上班，也都在六点左右上班，类似于现在天安门的国旗班，每天与太阳一起开始工作（不是起床）。这个道理很简单，古代没有电灯，很少有今天的夜生活，古人的活动时间尽量与日照时间结合在一起。因此，古人一般晚上八点就睡了。如果拿今天人们十二点睡觉相比，古代下午三点下班，等于现在傍晚七点下班，是不是够晚？因此，作者不放过任何机会，在这种细枝末节的小问题上都要对中国古代旁敲侧击地丑化的做法，实在是完全错误。
前不久我写过一篇文章，讲朱元璋大杀贪官却杀不尽的问题。我在那篇文章中指出，明朝初期的贪官多，原因之一，是因为元朝导致儒家学说长期被冷落的结果。不少跟帖不同意这个观点，他们指出，明朝贪官多是因为明朝官员的薪水太低，所以要贪污。我还奇怪，怎么会有那么多人对此持相同的观点？看了《潜规则》，我算找到了一点解释，因为《潜规则》一书对于明朝腐败的解释，就是这个解释。《潜规则》一书的作者指出，明朝官员的薪水太低，折合今天的货币，当时一个县令的月薪是1840元，也就是年薪2.2万元。这样一个结果似乎告诉大家，官员收入在这个水平上，不贪也不行，因为，今天的普通老百姓，靠这样的收入也无法保证的体面的生活。我认为，作者在这里依然是以错误的方式严重误导读者。
仅仅拿明朝官员的收入与今天相比，是不能解释清楚这个问题的，而且也是对历史的不公正。明朝官员的收入与当今人民币的比值，除了作者之外，我还看到其他人的一些计算。有一种计算指出，明朝县令的年薪收入相当于今天3.6万元人民币。这个数字与《潜规则》的数字有出入，但问题不大，因为有正式收入和岗位补贴的差别。关键在于，明朝官员的收入，与当时的老百姓收入的比较。有人计算指出，明朝一个街头小贩的年收入为1.6万元，一个屠夫的年收入为2.3万元，一个普通农民的年收入约1.4万元。如果我们把明朝官员的收入与今天相比，觉得少了，便认为他们有贪污的理由，那么，与当时的老百姓收入相比，明朝官员的收入少吗？再说，难道我们应该鼓励官员与老百姓贫富差别的加大吗？我认为，明朝官员与当时老百姓收入的差距，基本上是合理的。拿这样一个数字来证明中国一贯腐败的传统，实际上说不通，反而转移了当今人们的视线。资本主义唯利是图的价值观毫无疑问是造成当今腐败泛滥的重要的原因，而资本主义是《潜规则》一书的作者充分肯定的社会制度，因此，他不愿面对资本主义与腐败的关系，便把当前腐败源头，寻根到中国历史的深处，以便让资本主义永远保持清纯少女的骗人形象。
作者在书中这种想象性推理很多，比方说，作者提出一个理论认为，中国古代的一个朝代在刚建立的时候，对于惩治腐败的标准比较严格，越到后来，惩治腐败的标准越宽松。除了古代的事例外，作者还特地举了现代的例子。作者说，1952年，新中国第一号贪官刘青山、张子善便被处决了。而1997年，贪污百万元人民币的贪官，并没有个个都被处死，只有一个贪污了193万元的贪官被处以死刑。于是，作者说，刘青山、张子善放在今天，贪污这点钱，很可能不会被处决。因此，作者用古代和现代的例子，证明了自己的理论：“正义的边界总是要老”。然而，作者的这个理论即便存在，他的推理也是完全靠不住的。
我们只要问一个很简单的问题：1951年刘、张贪污的钱，与1997年贪污的193万元人民币，哪个更值钱？一般认为，刘青山、张子善当年共贪污了170多万元人民币，作者可能认为没这么多。不管作者认为刘、张贪污了多少，在通货膨胀因素的影响下，半个世纪时间里，货币价值不能完全按照票面数字来比较，这应该是肯定的。因此，作者所谓先紧后松的腐败惩罚规律，并没有可比性。《潜规则》一书中得出的真理性的结论：“正义的边界总是要老”，是一个根本站不住脚的理论。这个问题对于现代如此，对于古代中国也同样如此。古代社会在一个朝代初建的时候，往往物价比较平稳。而到朝代的末期，基本都处在严重的通货膨胀中。这究竟是偶然的还是必然的？我觉得，作者如果在这个问题上下点功夫，说不定还能得出些真正有价值的结论，因为，对于这一问题，国内外研究的人都不多。而作者在《潜规则》一书中，只是拿一些表面现象，不负责任地胡乱类比，得出的结论自然是不可信的。
此外，作者在向往西方制度、丑化中国传统的同时，还大量沿用阶级斗争的理论来评价中国历史。比方说，作者认为，中国古代的官民关系，就是狼和羊的关系。我不知道对于西方社会，作者是否也用这样的关系来类比。在另一处，作者说中国古代的老百姓是虾米，小官吏是小鱼，大官是大鱼，因此形成了大鱼吃小鱼，小鱼吃虾米的链条。我想问作者，在他喜欢的美国社会，虾米、小鱼、大鱼的关系是否也同样存在？难道美国社会是花鸟市场鱼缸，养的都是同样品种、同样大小的鱼？因此，用这种歧视性的比喻来描绘中国，根本找不到事实的真相。这种比喻放在中国可以，放在西方也同样可以。只是在丑化中国、美化西方的心理和理论定势下，像《潜规则》作者这样的人，不愿把这种比喻用在他们心爱的西方而已。
作者在书中还多次提到中国古代政府就是一个暴力集团。我们知道，政府就是合法暴力的概念来自西方，这个概念认为，所有的政府都是暴力的，但是，类似《潜规则》的作者们，只愿意把这个概念用到中国，而不愿意把这个概念用到他们心爱的西方。西方社会在他们嘴里，倒是没有任何暴力的倾向，而他们居然视而不见：世界历史上只有中国，拥有丰富而完整的理论，要求政府弱化暴力倾向。当然，作者并非完全无视这个现象，只是在彻底否定中国的理论指导下，将中国古代主张仁义道德的治国理论，用很简单的一句话带过：那都是骗人的。如此说来，难道作者是希望在全世界每一个国家，都将暴力进行到底吗？
中国社会从古至今的确有腐败，但是，腐败并不是中国独有的现象。即便在今天的美国，腐败也大量存在，不用举例了，有人愿意视而不见，我也没办法。说中国的官场是造成腐败的根源，看看英国人写的一本书《官场病》，就会知道，腐败那里都一样，或多或少而已。将其原因完全归结到中国传统的头上，是非常不负责任的错误做法。这种做法对于解决当前中国的腐败毫无意义，只有对爱护作者心目中美好的西方制度有用，但是，这种用处也只是掩耳盗铃。因为，对于西方制度这种爱屋及乌的盲目崇拜，很可能使我们看不清西方制度真正的价值和弊病。（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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