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接前文）《潜规则》一书的作者基本上已完整接受了对中国的全盘丑化，因而，使得他在描述中国历史的时候，常常自相矛盾。该书的主要内容是说中国古代社会官吏的腐败“传统”并影射现代，那么，古代是否也要惩治腐败呢？是否也要用制度机制来防止腐败呢？这一点作者也不能否认。作者在书中也举了一些例子，比方说一个小官吏有权控制大官，朝廷派人检查、惩治腐败等事实。但是，作者对于这些行为，并不用权力制衡、监督、惩治等现代概念来解释，而是这样描述这些人：“合法地伤害别人的能力，乃是官吏们的看家本领”。原来，中国古代社会对于防止腐败的权力制衡、监督、惩治，在作者看来只是“合法地伤害别人”！似乎那些被制约、被检查、被惩治的腐败官员，都变成了无辜的好人。是什么造成了作者的这种结论？那就是丑化中国的结果——中国社会从头到脚、从里到外、从古至今、从上到下都坏透了，没一个好人。
再比如，作者在讲到古代基层官吏收税问题时，也显得极不公正。每个国家的百姓都要交税，这很正常。作者说，如果有农民不缴税，官吏就会派人下乡催缴，于是，那些催缴的官吏被作者描绘成凶神恶煞。我们知道，即便在今天的美国，偷逃税款也是犯罪，也要被抓起来判刑的。中国古代的农民在交不出税的时候，还有可能逃往外地，在当今美国能轻易做到吗？瑞士银行引以为骄傲的为客户保密制度，因为美国打击偷逃税，如今也不得不放弃了。所以，作者可以对所缴的税种是否合理开展讨论和评价，没必要对中国古代官吏收税行为本身大肆丑化。作者还提到，中国的假货多是因为地摊多，顾客买了东西找不到卖主。我不知道作者的这个观点是否是为如狼似虎的城管寻找借口。我更愿意相信，作者这个观点是出于大资本家的利益，因为小摊贩的发达，会抢走大资本家的生意。而且，作者这个似是而非的谬论，无视中国历史上店面、铺面经商的习惯，更无视像晋商这样500年来以儒家思想为原则，坚持商业道德、重视商业信誉的中国商业传统。
像《潜规则》作者这样以丑化中国为知识背景的人，常常自相矛盾。比方说遵守“祖制”的问题。在《潜规则》一书中，作者承认朱元璋的“祖制”对于惩治腐败是有用的，而且，作者还把朱元璋制定的“祖制”看成是明朝的宪法。这似乎是说，明朝就有了所谓“宪政”。但是，作者指出，中国人并不遵守“宪法”，不遵守明朝的祖制，所以明朝的腐败越来越严重。如果我们接受作者的这个观点，就会遇到一个大麻烦。不少与《潜规则》一书的作者抱有同样丑化中国、美化西方观点的人，在评价宋朝时，基本上都斩钉截铁地说：宋朝一味遵守“祖制”，僵硬顽固，就是它灭亡的原因。并且，这些人还引申出一个更大的结论，中国的落后就是因为只听祖宗的话，因循守旧；祖宗制度不可违，是中国落后的根本原因。按照《潜规则》作者的说法，“祖制”就是《宪法》，就应该严格遵守。面对同样源自西方理论背景的这两种截然不同的观点，中国古人究竟应该怎么办？对于今天的中国人来说，中国古人到底是遵守《宪法》的模范，还是视《宪法》为儿戏的违法乱纪分子？这种思维混乱就是因为丑化中国、彻底否定中国历史造成的，这种思维定势无助于今天的人们看清中国历史的真正面目。
《潜规则》一书所使用的古代腐败事例，大都来自正式的记载，例如官方史书、地方志，还有一些来自野史或小说，例如《儒林外史》、《红楼梦》等。用古代小说做例子的事，明显荒唐，我也不多说了。只想提醒一个问题：为何中国古代的官方史书、地方志、野史会完整地记载这些腐败事例？这是中国古代的一个优秀传统，把丑陋记在历史中，让当事人遗臭万年，让后人引以为戒。作者看不到中国传统的这种优秀之处，反而借着中国古人认真自我批评的机会，大加歪曲利用，似乎更证明了丑化中国的正确。我以前说过一个比喻，在这里重复一次。至少在中国宋代以前，如今发达的西方国家，大都还没有自己的文字，有文化会写拉丁文的人也寥寥无几。这就好比中国在历史上是一个有文化的人，每天忠实地记日记，记了好几千年。然而，如今的西方国家，当年是个文盲，干尽坏事，坏得多。由于他们没有文字，没有会写字的人，很少记载下来，于是，忠实记日记的中国人，反倒成为一贯的坏蛋；而真正的坏蛋，反而像现在的法庭一样，因为没有证据被释放，变成了好人！这实在是天大的荒谬。而且，这个结果是对文化的恶意嘲弄。
中国古人一定没想到，浩瀚的历史记载，居然成为后代子孙用来谩骂和丑化祖宗的最佳工具，而不是吸取教训、总结经验的源泉。《潜规则》一书大量使用举例说明的方式，恰恰是因为中国历史记载的事例太丰富，使得这种方式有了用武之地。作者在一次采访中，还把这种方式说成是写历史书的新方式。重新评说中国历史，近来的确比较热。但是，如何重新评说中国历史，结果则大不相同。当先入为主的观念主导了某些人的头脑，重新评说中国历史，并不都能使人们获得真知。作者在接受采访中说，先有一个观点，然后到历史中寻找事例，这就是他的历史写作方法。这种方法并不新鲜，它是五四时期胡适提出的“大胆假设，小心求证”的翻版。然而，对于胡适的这个主张，后来也有人指出，它导致了一个不良后果：假设的确很大胆，求证一点不小心。《潜规则》一书也属于这类：倚靠一种理论，先入为主地得出一个观点，不考虑这个先行得出的结论是否正确，只是在浩瀚的中国历史中，跳跃性地、毫无逻辑地寻找事例来图解观点。
但是，中国古代丰富的历史资料，难道只能为丑化中国的观点提供佐证吗？不是，中国古代的历史同样可以为赞美中国而提供大量的佐证。为什么后一种很少出现？因为，当今的中国知识分子，太多人接受了西方正确、中国错误的是非标准，他们根本不对这种先入为主的观念做任何评价。一个名叫“十年砍柴”的著名评论人在采访《潜规则》作者时，说出了他们的心里话：“信仰是不需要论证的”。《潜规则》的作者对此表示同意，并接着说，是“不言自明”的。我姑且不深究他的信仰究竟是什么，我只想问：当他们遇到与他们信仰不同的人的时候，他们会怎么办？“信仰不需要论证”是否意味着自己的信仰绝对正确，别人的信仰绝对错误？我在这里看到了西方宗教统治下，绝对真理对于异教徒的暴力和专制。而在他们那里，这个绝对真理就是：中国从来就是落后的，西方从来就是先进的。如此霸道，令人震撼！
《潜规则》一书从头至尾都以利益原则来做评价，这也很正常，在一个注重利益者的眼睛里，看到的往往只有利益。这种做法的结果是，在利益原则指导下，几乎所有的腐败都是合理的，都是利益原则的真实体现，作者在书中也确实明确表示了对资本主义趋利性的完全认可。那么，追求利益所导致的腐败怎么办？法制？作者说中国人不行。道德？作者说在中国无效。于是，腐败只能继续存在下去，《潜规则》甚至成为腐败的教科书。按照丑化中国的观点，一切治理腐败的手段在中国都不行，结果会怎样呢？永远腐败下去？或者说，连文化上的腐败基因也找到了，即便换了制度依然根除不了，那么，是否只有从人种上做文章？中国人整个人种就是腐败的人种？这就是丑化中国理论的必然逻辑结果。丑化中国的理论已经非常发达，《潜规则》的作者只是在这种理论基础上，又强化了中国人的一项丑陋而已。
对于腐败问题，我们应该有一种清醒的认识：没有任何一个制度是十全十美的，是可以完全杜绝腐败的。一个制度的好坏，只在于减少腐败、发现腐败、纠正腐败、惩治腐败的能力。当中国的传统在近一百年来已经被扫荡得奄奄一息、难以看到踪影的时候，把当今腐败现象的源头依然归结到中国传统的几千年深处，作者是否太不公正了？作者在书中不失时机地宣扬资本主义，仿佛资本主义是治疗腐败的最好方式，这种观点是否太天真了？解决腐败问题既需要现代的方式，同样也需要中国古代的方式，其中之一就是道德。当西方文化的崇拜者把中国古代的一切道德都统统打翻，统统当成垃圾的时候，他们是否意识到，这种行为的结果必将导致腐败的大量滋生？
当然，《潜规则》一书已经发行十年了，作者的某些观点也发生了一些变化。例如，作者不久前认为，中国古代的传统如果能与现代西方“接轨”，也有可能“老树发新芽”。这是一个可贵的变化。我相信，这是作者在渐渐深入了解了中国历史和传统文化后的转变，而不只是像过去那样，在先入为主的观念下，对中国传统浮光掠影扫描后的狂言。可惜的是，作者的这种转变并没有在他《潜规则》一书的再版中体现出来，《潜规则》一书，至今依然是丑化中国的延续。我最后想说，这本书对于了解中国当今社会的腐败根源，对于解决中国当前乃至未来的腐败问题，毫无用处，它只能使中国人更加自暴自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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