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七千人大会)

　　1962年1月11日在北京召开了中央扩大的工作会议（又称“七千人大会”）。据官方说法，则毛泽东在会上作了重要讲话，他系统阐述了党的民主集中制原则，并作了自我批评，强调要正确认识社会主义建设的客观规律。会议初步总结了“大跃进”中的经验教训，认为我们工作中所犯错误除了经验不够的原因外，根本的原因是不少领导同志不够谦虚谨慎，违反了实事求是和群众路线的传统作风，在不同程度上削弱了党内生活、国家生活和群众生活中的民主集中制原则。会议前后又为“反右倾”运动中被错误批判的大多数同志进行了甄别平反。七千人大会虽然未能彻底克服党内存在的左的指导思想，但是对于纠正“大跃进”和“反右倾”的错误起了积极的作用，对于动员全党坚决贯彻执行以调整为中心的“八字方针”是一个重要的转折。也就是说这是一次“团结的大会”、“胜利的大会”。然而，事实上，这次大会的内容却远不是“团结”和“胜利”所能包含的，其中的风暴和吊诡，至今尚是一个值得后人研究的黑箱。

　　首先，我们应该知道这次大会召开的北京，大跃进大量饿死人的事发生后，各级领导人以保境安民为主，不大听中央的瞎指挥了。一个突出的问题是粮食调不上来了。1961年全国征购粮食720亿斤，中央上调60-70亿斤。九月庐山会议时，中央通过和各中央局协商，决定第四季度从各地上调粮食32亿斤。到11月中旬，时间过半，各地上交中央的粮食只完成20%多一点。京、津、沪三大城市粮食供应全面告急，中央忧心如焚。遂决定召开一次由中央局、省、市、自治区党委、地委、县委和重要厂矿主要负责人参加的扩大的中央工作会议，后又决定吸收军队的部分领导干部参加。因有七千多人参加，史称七千人大会。从这个背景中，我们可以看出：大会的目的就是因为粮食收不上来，中央权威受到挑战，因而召开这样一个会议来收拾人心，对分散主义。正因为地方对这样瞎指挥不满，所以会上许多省委书记拐弯抹角地表达了这样的意见：过去几年好多政策是中央定的，自己有不同意见也不便说，跟着中央走，现在出现了困难形势，又要反对分散主义。

　　

　　（刘少奇在七千人大会上的讲话提纲）

　　其次，我们应该明白：毛泽东原本是想通过这次会议，把饿死人的责任推下去。后来见地方各级干部顶得很厉害，就改变了策略，16日他提议重新组织报告起草委员会，先统一思想，然后再写稿子。毛泽东要观察每个人的态度。他重申三不主义，实际上还是记账、钓鱼。把毛泽东琢磨透了的周恩来，投其所好，在会上发言仍以自我批评为主调：“在目前的困难时期，要顶住，承担责任，全世界都指望我们。主观上的错误，要着重讲违反毛泽东思想，个别情况是我们供给的材料、情况有问题，不能叫毛主席负责。如果不违反‘三面红旗’的思想，毛泽东思想，的确成绩会大些。调查工作进行后，情况正在好转，但不能过分乐观。经验现在还不能完全总结，还是初步总结。主席讲过，不经过反复，不能取得教训。现在不是弱了，而是强了。过去几年是浮肿，幸亏主席纠正得早，否则栽得跟头更大，要中风。现在的问题是要争取时机，不怨天，不尤人，发奋图强，埋头苦干。不吹，不务虚名，要谦虚谨慎，骄傲总是危险。主席早发现问题，早有准备，是我们犯错误，他一人无法挽住狂澜。现在要全党一心一德，加强集中统一，听‘艄公’的话，听中央的话，中央听毛主席的话。”大家都知道，大跃进以来的错误周恩来没有什么责任，他把自己摆进去，一口一个“我们“，就是动员大家把责任承担下来，保毛泽东渡过这一关。周恩来高风格一摆，各中央局书记就知所趋处了。起草委员会同意报告草稿的框架，原来的三个问题不变，只是对第一个问题“关于目前的形势和任务”做了较大的调整，多讲成绩，少讲缺点，还是要反对分散主义，只是把小标题改为“加强民主集中制，加强集中统一”。

　　当然，大会上也有一些隐隐略略的真话，譬如在 11月27日在人民大会堂第一次召开全体大会上，刘少奇做的报告中就提出大跃进饿死人“是‘三分天灾，七分人祸’。一方面是连续三年自然灾害的影响，另一方面，在很大的程度上，是由于我们工作上和作风上的缺点和错误所引起的。”本来，“三年自然灾害”说，是宣传部门制造的“舆论导向”，是为毛泽东掩饰错误的第一块遮羞布，在饿死人最严重的1959年还想用强大的舆论吧“人祸”压下去。 “三分天灾，七分人祸”的说法，虽然比《人民日报》的欺骗宣传要真实，但所谓“三分天灾”的说法还是要老天为饿死人的事情承担30%的责任，仍然是要减轻毛泽东的罪责，因为这三年是风调雨顺的三年，根本不应该出现饥馑。此事的科学数据见上海学者丁辉撰写的长文《风调雨顺的三年—1959-1961年气象水文考》，发表在《方法》杂志1988年第三期。该文利用气象专家编制的1895-1979年全国历年旱涝等级资料中120个水文站资料得出全国平均指数，认为：“不论与其他任何灾年或是常年比较，1959-1961三年灾难时期全国的气候都可以说是天公作美，甚或历史上的最好时期。”

　　但刘少奇这一说法却大大地得罪了毛泽东，让他承担70%的责任他也受不了。毛泽东提出反分散主义，就是要省、地、县、公社、大队各级干部为他背黑锅，由他—--这位永不犯错误的领袖—--出来纠正全党的偏差。印发的书面报告罗列了12条成绩，4条错误，16条经验教训。报告的基调是：“在党中央和毛泽东同志领导下，在三面红旗光辉照耀下。各方面的工作正在不断地前进。”羞羞答答地承认“目前我国国民经济中存在的困难，还是相当严重的。”继续为毛泽东在大跃进和公社化问题上的严重错误和灾难性后果文过饰非，大量引用毛泽东语录，批评下面说假话，不实事求是，强迫命令，脱离群众。这引起了大多数与会者的极大反感。县委书记和县长们是这次会议上的基层干部，大跃进、公社化以来他们被压得喘不过气来。虚报产量，强迫命令，拆房，扒坟，砸社员的锅，共生产队的产，强迫老百姓搞深翻，放农业“卫星”，放钢铁“卫星”，反瞒产私分，浮肿病，饿死人，他们都有责任，但难道不是上级硬逼着让这么干的吗？！

　　在会上，林彪也有精彩表现，他说：“事实证明，这些困难，恰恰是由于我们有许多事情没有按照毛主席的指示去做而造成的，如果按照毛主席的指示去做，如都听毛主席的话，那么，困难会小得多，弯路会弯得小一些。”这一段话如醍醐灌顶，把个毛泽东说的五体通泰，六神皆安——因为这彻底免除了原本他该负的责任，这也是后来刘少奇被打倒，林彪成为接班人的一个重要原因。

　　 

　　

　　有了林彪的讲话作铺垫，1月30日，毛泽东在大会上发表长篇讲话，强调加强集中统一，加强和恢复民主集中制，反对分散主义，把饿死的3700万人说成是分散主义造成的，是省地县各级干部没有听他的话造成的。他以勇于承担责任的高姿态讲了一番推卸责任的话。

　　在这样的氛围中，各中央局、各省的负责人，都纷纷出来承担责任，检查自己的错误，听取地、县干部的批评。与会人员都敞开了思想，县级干部对省的领导人指名道姓地提出批评。把压在心里三、四年的怨气都吐出来了。地委书记、县委书记、们也都作了自我批评，他们说：“中央把责任承担太多了，工作没做好，在下边的同志应负主要责任。”地县委书记们在讨论刘少奇的报告时，无不联系到自己工作的地方饿死人的事情，许多人热泪盈眶，痛悔不已，发誓、诅咒，再也不搞“左”倾狂热那一套了。但他们万万没有想到，到了文化大革命中，这些自我检查都成为自己成了不执行毛主席革命路线，把各地引向灾难的“走资派”证据！

　　毛泽东要把中共全党各级领导班子通通打倒的荒谬念头大概也是滥觞于七千人大会。他听了许多人的发言，看了各组的简报，看到了党内正汹涌着一股批评、否定、反对“三面红旗”的思潮，这股思潮一旦成了气候，将彻底清算他的空想社会主义路线，将彻底清算他的总路线、大跃进、人民公社给中国人民带来的深重灾难，他将作为一次错误路线的代表被狼狈地赶下台。

　　参加七千人大会的这些领导骨干，共和国的四梁八柱，大多数已不是毛的支持者，而是将来可能逼宫的异己力量。庐山会议打倒了彭德怀，但还是没有把反对“三面红旗”，威胁到自己宝座的汹涌潮流镇住。这么多的反对派，该怎么对付？怎样战而胜之？到哪里寻找依靠力量？不能等你们打倒我，我要先打倒你们，问题是采取什么形式和方法。这是七千人大会之后，毛泽东日夜萦怀的中心问题。

　　我们可以看出：所谓“七千人大会”事实上就是一场最高当局为了逃避大饥荒饿死人责任，要下面的省委县委为此负责的会议。围绕这个主题，毛泽东清楚地鉴别出了自己该依靠和打倒的对象，从而为日后的文化大革命确立了具体目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