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历史和发展的眼光理性地审视儒家文化(下)
唐正鹏
儒家文化博大精深，上面所述内容不过是冰山一角而已。然而，通过对儒家文化历史渊源的粗线条追溯和主要文化思想的粗浅探究，不难得出这样的结论：不能把作为中国传统文化的主流--儒家文化片面地定性为“主子文化”、“奴才文化”、“愚民文化”和“排他文化”，更不能把“‘中国创造’阳痿”归咎于儒家文化“毒害”，原因很显然：就是作出儒家文化是主子、奴才、愚民和排他文化这样结论的那位仁兄，没有冷静而又理性地从历史和发展的角度公正评价儒家文化，因此，用以证明这种观点的“论据”就不免有“断章取义”、“以偏概全”和以个人好恶定“是非”之嫌了。比如说，所谓主子、奴才和愚民以及排他文化的论据分别为“三纲五常”、“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和“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等。这里我重点谈谈所谓“三纲五常”。“三纲五常”这个词最早出自西汉董仲舒的《春秋繁露》一书，“三纲”指“君臣、父子、夫妻”，五常为“仁、义、礼、智、信”，正式定名“三纲五常”的是董仲舒，而作为古代的一种道德原则和内容，的确渊源于孔子。当时正是卫国国君父子争位，弄得父不父，子不子之时。对此，子路问孔子“卫君子待子为政，子将奚先？”他老人家实在是看不顺眼卫君父子这种行为和做法，先说“必也正名乎？”接着便阐述了下面这一番道理：“名不正则言不顺，言不顺则事不成，事不成则礼乐不兴，礼乐不兴则刑罚不中，刑罚不中则民不措手足。”及至后来哀公问政于孔子时，他便干脆回答说：“君君、臣臣、父父、子子。”意思是做国君的要像个做国君的样子，做臣子的要尽到做臣子的责任，父子之间也应如此。原本是一种讲求社会“秩序”和家庭基本伦理的见解，从相关典籍和史料上看，他老人家并没有附加苛刻的条件。然而，到了西汉董仲舒以及宋代理学家朱熹两位老先生那里，便成为永恒的“金科玉律”了。为什么呢？目的有二：一为讨好主宰他们命运的皇帝老儿，迎合主子那种日益膨胀的“唯我独尊”的欲望；二为进一步巩固封建制度下意“皇帝”的为中心“中央集权”，以求达到理想的“家天下”的目的。到了明朝，朱皇帝翻了翻《孟子》后，觉得孟老夫子讲的“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有损他的“尊严”，有害他的“皇权”，于是“朱”笔一挥，干脆把这条给删除了。至于“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一说，只是董仲舒向汉武帝提出并被采纳了的建议而已，并非儒家本身之能为。由此可见，作为“主子”、“奴才”、“愚民”和“排他”的文化，与其说是儒家文化，不如说是被中国历代身居显位、自诩“大儒”的封疆大吏和主宰一切的皇帝老儿改造过的、带点儿儒家文化味道的、仅为满足封建统治需要的一种“帝王文化”而已。 当然，儒家文化尤其是被历代统治阶级改造过的儒家文化（准确地理解应该成为“泛儒家文化”或者“后儒家文化”），不仅缺陷多多，甚至还夹杂着不少的精神垃圾。诸如孔子“周监于二代，郁郁乎文哉，我从周”这种死守“周礼”机械而僵化的复古倒退思想，过于苛刻的“等级门第”观念以及那种无条件和无原则的“忠”、“孝”理念等等，千百年来桎梏人们思想，导致文化守旧，更是导致“官本位”思想的根源。尤其是儒家经典《易·乾》中“潜龙勿用”、“不见是而不闷”，《诗经·关雎》对卫国大夫宁武子等“邦无道则卷而怀之”、“邦无道则愚”的评价和赞誉，《大雅·烝民》里“既明且哲，以保其身”等君子道穷是天命的“天命论”思想，以及由此而生发的婉娩顺上于王室贵胄，逡巡避患于暴政乱世的“明哲保身”处世理念，致使腐朽黑暗的封建统治长期得以苟延残喘，深深地毒害了往古来今的一代又一代文人。这些都是颓废落后的东西，也是必须批判和抛弃。但是，任何一种文化都会因为历史和其他种种因素的制约，而存在缺陷和不足甚至是糟粕，如果因为某种文化存在不足而全盘否定，不仅不应该，而且大错特错。因此，我们在传承、弘扬儒家文化的实践中，要坚持用历史和发展的眼光理性地审视它、研究它、发展它，达到利用它的目的，这才是弘扬儒家文化乃至中华传统文化的正确方法和有效途径。 首先，要充分认识弘扬以儒家文化为主流的中华传统文化的重大意义。古人有云：“知古不知今，谓之陆沉；知今不知古，谓之盲瞽。”一个既兼重古今文化传统，又善于吸收外来文化的民族才是一个开明和有前途的民族。这是因为，一个民族的性格往往取决于这个民族的文化性格，为绝大多数民族成员所认同的民族文化是形成民族凝聚力和向心力的精神基础，这一点已经被古今中外大量的事实所证明。“……没有自己的文化，一个民族就不会有凝聚力，始终像一盘散沙。没有自己的文化，一个民族就不会有创造力，只会跟在外国人屁股后面模仿。没有自己的文化，一个民族就不会有自信心，也不可能得到外人的尊重。”著名学者南怀瑾先生的这段话一语中的，发人深思。同时，一个民族如果一味地拒绝外来文化，不注重吸收外来文化的精华，其发展势必走入“固步自封”、“妄自尊大”的死胡同，就会远远落后于世界文化的发展。当代社会，儒家文化的文化思想和文化理念不同程度地被中外政治、经济、文化等各个领域吸收利用，并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果。据有关学者研究，亚洲经济"四小龙"的崛起，就与对儒家文化思想在管理上的吸收与利用有着密切的联系。 其次，我们应该了解儒家文化在中国传统文化中的地位和作用。一般而论，中国传统文化是以“积极用世”的儒家文化、“清虚应世”的道教文化和“寂空出世”的汉化佛教文化这三种既有区别、又有联系的文化为主体，包括中国古、近代军事、科技、医药以及其他各种在历史上产生过一定影响且被人们普遍认同的文化成果在内的、具有鲜明民族特征的文化综合体。就其文化主体而言，在中国古代和近代社会的不同历史时期各有起伏消长，各自均发挥过重要作用，共同凸现着中国传统文化“包容谐和”、“内在超越”等民族文化特征。但由于儒家文化倡导“积极用世”这一治世理念，自西汉以后始终处在中国传统文化的核心地位，并以创造一个有一个的封建“盛世”而成为主流。然而，从某种程度上，由于受儒家文化思想的影响，尤其是历代封建君主为了维持封建统治秩序和自身利益，致使这种以儒家文化为主流的中国传统文化含有浓郁“重农轻商”、“重仕轻技”、“官本位”以及迷信宗教色彩等特征。这种带有儒家文化味道、实质上属于“帝王文化”的传统文化，导致了中国在很多历史时期不是一个“开放型”的、重社会文化建设而轻科技进步的国家等等。由此可见，把握中国传统文化的特点，扬弃式、发展式地弘扬儒家文化，对中华文化建设，增强民族凝聚力，促进本民族的进步和发展有着重要的历史和现实意义。 最后，也是最重要的一点，研究以儒家文化为主流的中华传统文化传承和发展历程中的各种现象，溯源追根，发微知著，以此探索出一条传承、弘扬以儒家文化为主流的中国传统文化的有效途径。纵观中国文化史，自先秦时期儒家学派诞生以来，儒家文化的发展历史堪称曲折多变、多灾多难。秦始皇三十四年，即公元前213年，因秦丞相李斯的一纸建议，秦始皇下令焚烧除《秦记》和“医药卜筮种树”之书以外的所有列国史记以及不属于秦博士馆的私人藏书，禁绝私学，实行“吏师”。第二年反对秦始皇焚书的460多名儒生、方士被全数活埋，这就是震惊古今中外的“焚书坑儒”事件。这一场在中国历史上绝无仅有的文化浩劫，给儒家乃至整个中国古代传统文化带来了毁灭性的打击，更因文化失落造成了秦王朝“有史无文”的文史空白和历史遗憾，可以这样说，秦王朝的迅速灭亡，除了暴政以外，对中国传统文化的扼杀也是其中一条重要原因。查阅史料，自汉末王莽之乱，宫室藏书悉皆被焚以来直到近代，古代文化典籍因战乱和人为因素大量佚失、焚毁的事件不下五次。近代少数学者更是借“新文化运动”全盘否定作为中国传统文化主流的儒家文化，主张“全盘西化”，靠着老祖宗文化起家，吃着老祖宗的文化饭，骂老祖宗的娘，毫无保留地捣毁老祖宗的文化台子，胡适就在其列！到了现代，我们从十年“文革”对文化古迹和传统文化的破坏程度来看，规模之大，范围之广，令人瞠目结舌，此间尤以江浙一带为重。自古以来，三吴之地的江浙人文荟萃，俊才辈出。明清两代五百年，著名文学家、书画大家大部分出于此。因此，留存至今的古代文献典籍也就特别丰富。“文革”期间以“破四旧”为名抄没焚毁的书籍不计其数，仅宁波地区送往造纸厂被打成纸浆的明清版的线装古书就有八十吨！中国传统文化传承过程中的浩劫，加之各个时期少数执掌文化管理大权的人对传统文化的轻视和蔑弃，造成了中国传统文化传承的断层，使得绝对不是少数的国人尤其是部分青少年一代头脑中传统文化意识的缺失，更由于视觉文化时代的到来，大量地、迅速地接触和消费各种文化信息，由于缺乏本民族文化性格和文化精神而产生“文化虚无主义”，这种“文化虚无主义”的结果是：思想意识上的“精神空虚”，个体行为上的“功利”、“唯己”，若如任其发展，其后果是不言而喻、可想而知的。因此，我们应该十分重视和研究中国传统文化，弘扬中国传统文化，尤其是儒家文化精华，建设有鲜明民族特色的中华文化。首先，要在认识中国传统文化的地位、作用和意义的基础上，强化民族文化意识，培养民族文化兴趣；其次，要建立弘扬和传播中国传统文化的平台和载体，不仅要有计划、有步骤地让中国传统文化走进学校，成为学子们的必修之课，营造一种学习传统文化的浓郁氛围。同时还要加大人、财、物力的投入力度，加快传播传统文化的书籍和电子产品的开发进程，提高传播效率和效果；再次，探索对外来文化的甄别、疏导和管理方法，在吸收外来先进文化的同时，改造和优化中国传统文化，使具有鲜明民族特色的中华文化在世界人类文化中独树一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