韩国新村运动及其经验
　                                   

                                    党双忍

　　我曾于2006年10月26日至29日到韩国考察新村运动有关情况。最近在思考打造工作载体，构建城乡发展一体化新机制的问题，感觉韩国新村运动的经验对我们很有用，又集中精力专注研究韩国新村运动及其经验。

    从有关资料介绍可知，“住草屋，点油灯，吃两餐”是20世纪60年代韩国农民生活的写照。1962年，韩国人均国民生产总值82美元，农业增加值占国民生产总值的43%，农业劳动力占就业总人口的63%。全国250万农户80%住茅草房，80%不通电，40%的村不通汽车。

　　1962-1971年，韩国政府先后推行了两个五年计划，实施了出口导向型发展战略。这个10年期间，韩国的工业化、城镇化发展很快。但在此期间工农业发展速度之差从2.5个百分点扩大到8个百分点。城市居民和农民收入差距不断拉大，1962年农户收入是城市居民的71%，1970年降到61%。导致农村人口大量外流，加快了农村劳动力老龄化、弱质化，农业后继无人，并由此带来诸多社会难题。

　　第三个五年计划起，韩国政府调整了发展战略，把工农业均衡发展和农水产经济开发放在首位。自1970年4月起，韩国政府启动实施以“勤奋、自助、合作”为宗旨的乡村建设运动，即“新村运动”。其目的是把传统落后的乡村变成现代进步的希望之乡。新村运动的内容可以概括6个方面：改善农村基础设施，大幅增加农民收入，发展基层农协，兴建村民会馆，强化社区功能，配套农村政策。

　　新村运动的第一阶段，从1971年到1974年，是打基础阶段，也是改善环境阶段。 1971年初开始，在每个村政府实施一个实验性项目，免费提供335包水泥，平均每户约4 袋，每袋50斤，让各村自行决定如何用这些水泥改善村庄环境。政府提出十大建议性项目，但不强制执行。经过4年时间，乡村环境得到明显改善，包括换房顶、修院墙、绿化荒山、修整村中的小巷、建公共澡堂、公共洗衣处、公共饮水设施等。

　　第二阶段从1974到1976年，是全面发展阶段，重点是发展生产，突出增加收入。在继续加强基础设施建设的同时，着力帮助农民增加收入。为了推进新村运动的进一步发展，1983年韩国政府提出“农村工业园”计划，在条件较好的农村地区建立工业园，通过在这些地区建立工厂，发展非农产业，增加农村收入，并于1984年付诸实施。“农村工业园区”由1984年的37个，1986年61个，1987年107个，1988年122家，入住企业1355家。韩国以工业化来推动“|新村运动”取得显著成效，农村地区的工业和非农产业得到了迅速发展，使经济增长和工业化空间布局得到了平衡，城乡差距迅速缩小。畜牧业、渔业、林业也都有了较快发展。

　　第三阶段从1977到1981年，为自立发展阶段，也有人称其为“精神启蒙”阶段。通过启蒙全面提高和巩固运动成果。这一阶段政府还在克服新村项目规模过小、加强区域合作、密切城乡工农关系等方面做出了一些尝试，同时鼓励特色种植和养殖并兴建农业和制造业相结合的工业园区，引导农民通过农产品的加工增值增加收入。为推动乡村文化的建设与发展，为广大农村提供各种建材，支援农村的文化住宅和农工开发区建设。韩国新村运动中注意发挥乡村社区作用，村一级成立由村发展委员会，负责本村发展计划和集体性工作组织执行。建立村民会馆，在会馆里开展农民之间交流，培养协作与实践的能力。韩国新村运动始终围绕促进农民树立“勤劳、自助、合作”精神展开，把农民主创精神放在第一位，让农民积极参与，不断改善农村的生活水平和农业的生产环境。

　　第四阶段，从1981年到1988年，为国民自发运动阶段。1981年后，政府调整了新村运动的政策与措施，建立和完善了全国性新村运动的民间组织，培训和信息、宣传工作改由民间组织来承担。政府只是通过制定规划、协调、服务，以及提供一些财政、物质、技术支持和服务等手段，着重调整农业结构，发展农村金融业、流通业。1988年以后，韩国经济快速发展，繁荣气象从城市向农村扩散，新村运动也有鲜明的社区文明建设与经济开发的特征。政府致力于国民伦理道德建设、共同体意识教育和民主与法制教育。

　　经过10多年的新村运动，韩国农村物质生活条件有极大改善，农民收入水平提高，国民经济有快速增长。新村运动初期，全国大部分农村都组织实施了修建桥梁、改善公路的工程。1971-1975年韩国农村新架设6.5万座桥梁，各村都修筑了宽3.5 米、长2～4公里的进村公路。到70年代后期，除了个别极为偏僻的农村外，基本实现了村村通车。村民们又自发起来，修筑了许多政府还没有顾及到的大小河堤。1977年所有农民都住进了换成瓦片或铁片房顶的房屋，到1978年98%农户都装上电灯。1970-1977年水稻的每公顷从3.5吨增加到4.9吨。1980年每公顷产水稻6.1吨，位居世界第一。农民人均收入从1970年的137美元，增加到1978年的649美元，1993年农村居民收入达到城市居民的95.5%，城乡差距基本消除。随着农村经济的快速发展，农协的规模也迅速得到扩大。越来越多的农民开始到农协金融机构储蓄，每户储蓄从1971年的4300韩元，增加到1978年的24.5万韩元。随着储蓄额增加，农协提供的生产资金不断增多。60年代中期，农协提供的生产资金70%来自政府的财政资金或金融资金，70年代中期这一比重下降到25%。在流通方面，农协也发挥了积极的作用。大量化肥和农药，农资、建材、家电等物质也都由农协来组织提供。1970年韩国农业劳动力所占比例50.4%，1980年下降到37.0%，1990年下降到18%。1971年到1981年韩国国民生产总值大幅提高。韩国GDP从90亿美元上升到668 亿美元，人均产值从277美元上升到1734美元。

　　韩国的“新村运动”通过挖掘民众中潜在的“美”和“善”，弘扬民族传统美德，弥补政府工作疏漏和社会发展盲区，疏解民众不良情绪，促进了科学发展和社会和谐。韩国前总理、“新村运动”中央会会长李寿成认为，搞思想道德教育，必须要有载体。“新村运动”便是提高国民道德水准、文明程度和社会凝聚力的良好载体。人们参加“新村运动”不仅能改变农村和国家面貌，更能提高社会整体的思想道德水准。韩国的“新村运动”既是农村城市化的动力，也是经济社会和谐发展的润滑剂。韩国政府在推进新村运动过程中，采取了不少有效的机制和办法。为我国的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提供了有益的启示。

　　首先，尊重农民，依靠农民，发挥农民的主动性和积极性。村级设立开发委员会，由10-12名村里的有识之士、农民代表、新村指导员组成，里长或新村指导员任议长，具体筹划、协调和执行村级新村运动。至于上什么项目，由农民选择，不搞“一刀切”。政府确定若干项目，包括屋顶改造、道路硬化、建自来水管道等，由村民讨论选择最急需的项目。所选项目获得县级政府的批准后，给村上配套水泥、钢筋等物资。

　　其次，奖优罚劣，奖勤罚懒，建立起有效的激励机制。干得好的，多给物资和资金。干出成效的，即使地处偏远，也优先考虑，相反则距离近的也不管。政府根据各村完成公共事业的成绩好坏，把全国3.5万个村按好、中、差分为自立村、自助村、基础村三等，在村口立上牌子，成绩最好划为自立村，最差的划为基础村，以此激发各村比拼争先的积极性。政府相应提供资金、技术支持。

　　再次，也是最重要的，就是政府主导，行政推动。韩国政府是新村运动的启动者、组织者和主要出资者。中央成立了“中央协议会”，直属内务部，并由内务部部长任议长，中央部委副部级官员但任议员。地方各级政府按中央模式，设立了相应的地方协议会，这样从中央到地方各级建立了系统的组织机构和工作程序。韩国政府规定，县乡两级公务员每个人都要指导几个村，利用业余时间进行帮扶，并实行了奖惩分明的政绩考核制度。在新村运动中还实施了“志愿服务员”制度。自愿服务者是指为区域共同体发展，除了本职工作以外，自发行动，无偿地提供自己的知识、能力或付出努力，志愿服务者主要来自大学教师、学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