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  责
 

  “问责”二字已经频繁地进入我们的政治生活。
  从一系列突发事件的发生到相关责任人被党纪政纪处分，乃至被绳之以法，再到党政领导干部问责的暂行规定出台，“问责”之事彼落此起，“问责”之声不绝于耳。政府与民众，权力与责任，这些永恒的命题需要反复提起。同时，问责制下又派生出诸多命题，促使事件的局内局外者严肃思考。
  官员问责并不是一件新鲜事。而进入公众视野且印象深刻的当数2003年“非典”时期的“危机问责”。“省部级高官同样会被问责”，社会反响强烈。此后，松花江特大污染事件、山西襄汾“9·8溃坝事件”、河北“三鹿奶粉事件”等重大突发事件的发生，致诸多高管被免职或引咎辞职，问责风暴骤起。
  此外，2008年发生在贵州瓮安的“6·28事件”被认为是“分水岭”，随后发生的云南孟连“7·19事件”，以及重庆、甘肃、广东等地的出租车集体罢运事件，再到今年的湖北石首“6·17事件”、吉林通钢“7·24事件”，一个个突发事件以新的形态——群体事件——呈现，舆论密集关注。同样，相关责任人多被问责。
  通观这一系列问责事件，多数与当地政府官员应对突发事件思想麻痹、失职、渎职，以及处置不当，甚至试图隐瞒事实真相、欺骗公众有关，从而错过有效处置事件的时机，使事态恶化，局部事件演变成危害全局的重大事件，影响恶劣，代价巨大。在此情形下，除了采取有效措施平息事态外，问责就成了一个必然的逻辑。有权必有责，用权不当必问责。这是政府的当然责任，是对群众负责，也是一个必要的警示。
  而在一系列问责事件中，尤其令人担忧的是，一段时间以来，诸多因素混合发酵而导致群体事件频发，给正常社会秩序和稳定局面带来新的挑战，这是维稳语境下的一道难题。
  群体事件频发，多因合理的利益得不到保障；合理的诉求得不到回应；合法的权益受到不法侵害而得不到有效救济；社会矛盾得不到及时调处和化解；正义得不到伸张，导致民众采取非正常手段来对抗政府，以宣泄不满情绪，甚至以自杀的极端方式来表达自己诉求的正当性。这样的悲剧很多。无视群众合理抗争，任由矛盾积累和事态发展，愤怒的火种最终被点燃。而从根本上说，分配秩序失衡，两极分化加剧，社会层化明显，一些基层官员腐败不作为，黑恶势力猖獗，使得群众缺乏安全感，政府信誉下降，是社会矛盾积累、爆发的深层诱因。
  如何防范群体事件爆发？问责只是手段而不是目的。关键是，一方面从政府治理角度出发，真正打造一个服务型政府、法治政府和责任政府，而不仅仅是当作一个口号。真正把群众利益放在眼里，装在心里，摆正“主仆”关系，对权力有所敬畏，对法纪有所敬畏，转变理念，树立责任意识、大局意识；另一方面，要从利益调整的角度出发，理顺分配关系，改革分配体制，实现分配的公平正义。同时，为群众的合理诉求提供畅通的渠道，确保群众利益受损时能得到有效救济。
  河南新密农民工“开胸验肺”事件就是一个极其荒唐的案例。若不是舆论关注、领导重视，最终得到合理的结论，问题官员得到处分，弄不好又要引发一场新的群体事件。由此，政府官员必须破除几个错误倾向：一是以为“天高皇帝远”，自己的地盘上自己说了算，想不解决就不解决，或者不给好处就不给解决；二是以为问题能捂就捂，能压就压，把群众拖死耗死，最后让群众失去信心，这样自然就不会再找麻烦了；三是等到盖子捂不住了，媒体监督、领导批示后才重视，看看再说，敷衍塞责，以为风头过了就过去了，没什么大不了的；四是等事情闹大了才意识到问题的严重性，后知后觉，被动接招。
  殊不知，在一个开放的社会里，尤其在信息化社会里，企图愚弄民众，忽悠媒体，甚至采取捂和压的办法搁置矛盾，极其愚蠢。及时应对，坦诚沟通，反而会取得群众的支持，把问题妥善解决，即便一时解决不了，也会得到群众的理解，矛盾缓和了，社会也就安定了。其实，这也为政府出了一道题：在网络时代如何面对社会矛盾？答案不言自明。
  公开透明是政府危机管理的最好办法，消除误解，制止谣言，遮遮掩掩和语焉不详只会给制造混乱留下空间，推迟问题解决的进程。
  依法办事是必须遵循的原则。不论是处置突发事件本身，还是事后向官员问责，都要依法进行。对危害公民生命财产安全的犯罪分子，不分民族种族，必须果断制止和依法严惩，法律面前没有特权。而问责同样需要依法问责、依规问责，问责不是越严厉越好，必须根据事情的危害程度和责任大小而定。
  而被问责官员的出路同样是需要组织部门认真研究的课题。既不能一棍子打死，又要为其复出设置严格的程序和标准，从根本上消除干部的侥幸或者灰心心理，在制度问责下，吃一堑，长一智，促其用好权负好责。  (文/杨良敏 刊于《中国发展观察》杂志2009年第八期卷首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