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决定论，是马克思恩格斯通过查阅总结近代资本主义社会发展史的大量文献资料，归纳抽象，以及积极参与领导近代欧洲工人阶级革命斗争的社会实践基础上，经过革命实践的反复检验，得出的关于人类社会发展的最一般的历史运动规律。马克思认为，人类的社会生活在本质上是实践的，生产劳动是人类最基本的实践活动，也是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最基本的来源与过程，劳动创造了人类；人民大众是实践和认识的主体，是历史的主人。“历来为繁芜丛杂的意识形态所掩盖着的一个简单事实：人们首先必须吃、喝、住、穿，然后才能从事政治、科学、艺术、宗教等等；所以，直接的物质的生活资料的生产，从而一个民族或一个时代的一定的经济发展阶段，便构成基础，人们的国家设施、法的观点、艺术以至宗教观念，就是从这个基础上发展起来的，因而，也必须由这个基础来解释，而不是像过去那样做得相反。”[1]因此，社会赖以存在和得以发展的物质基础物质力量，就是社会生产力，社会生产力决定社会生产关系，社会的经济生活决定社会的政治生活和精神生活，社会的经济基础决定社会的政治思想文化上层建筑，社会的存在，即物质资料的生产方式决定社会的意识形态。马克思又说：“人们在自己生活的社会生产中发生一定的、必然的、不以他们的意志为转移的关系，即同他们的物质生产力的一定发展阶段相适合的生产关系。这些生产关系的总和构成社会的经济结构，即有法律的和政治的上层建筑竖立其上并有一定的社会意识形式与之相适应的现实基础。物质生活的生产方式制约着整个社会生活、政治生活和精神生活的过程。不是人们的意识决定人们的存在，相反，是人们的社会存在决定人们的意识。社会的物质生产力发展到一定阶段，便同它们一直在其中运动的现存生产关系或财产关系（这只是生产关系的法律用语）发生矛盾。于是这些关系便由生产力的发展形式变成生产力的桎梏。那时社会革命的时代就到来了。随着经济基础的变更，全部庞大的上层建筑也或慢或快地发生变革。在考察这些变革时，必须时刻把下面两者区别开来：一种是生产的经济条件方面所发生的物质的、可以用自然科学的精确性指明的变革，一种是人们借以意识到这个冲突并力求把它克服的那些法律的、政治的、宗教的、艺术的或哲学的，简言之，意识形态的形式。我们判断一个人不能以他对自己的看法为根据，同样，我们判断这样一个变革时代也不能以它的意识为根据；相反，这个意识必须从物质生活的矛盾中，从社会生产力和生产关系之间的现存冲突中去解释。无论哪一个社会形态，在它所能容纳的全部生产力发挥出来以前，是决不会灭亡的；而新的更高的生产关系，在它的物质存在条件在旧社会的胎胞里成熟以前，是决不会出现的。”[2]马克思通过系统分析研究并抽象近代资本主义的发展成长过程，得出人类社会的发展有其内在的客观规律性，是一个自然史过程。马克思于1876年发表《资本论》第一卷第一版的序言中指出：“一个社会即使探索到了本身运动的自然规律，——本书的最终目的就是揭示现代社会的经济运动规律，——它还是既不能跳过也不能用法令取消自然的发展阶段。但是它能缩短和减轻分娩的痛苦。”“我的观点是把经济的社会形态的发展理解为一种自然史的过程。不管个人在主观上怎样超脱各种关系，他在社会意义上总是这些关系的产物。”[3]恩格斯说：“正像达尔文发现有机界的发展规律一样，马克思发现了人类历史的发展规律。”[4]人类社会及其发展，是一个生产力决定并不断发展的自然史过程，是一个社会生产方式决定社会意识形态的自然史过程，是一个“经济发展总是毫无例外地和无情地为自己开辟道路”的自然史过程，是一个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客观存在的经济运动规律，社会发展规律。这个规律就是历史决定论，也叫生产力决定论。西方有些史学家称之为“经济决定论”。
马克思又干脆地说：“社会关系和生产力密切相联。随着新生产力的获得，人们改变自己的生产方式，随着生产方式即谋生的方式的改变，人们也就会改变自己的一切社会关系。手推磨产生的是封建主的社会，蒸汽磨产生的是工业资本家的社会。人们按照自己的物质生产率建立相应的社会关系，正是这些人又按照自己的社会关系创造了相应的原理、观念和范畴。所以，这些观念、范畴也同它们所表现的关系一样，不是永恒的。它们是历史的、暂时的产物。生产力的增长、社会关系的破坏、观念的形成都是不断运动的、只有运动的抽象即‘不死的死’才是停滞不动的。”[5]
西方的一些史学家之所以称马克思的生产力决定论为经济决定论，他们认为，马克思过于夸大了物质生产力的威力，人类社会的发展和建设当中，还有很多是物质生产所不能解释得了的。
但是，马克思恩格斯是如何阐明论证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社会存在与社会意识的相互关系的呢？也就是说，马克思恩格斯如何说明生产关系、上层建筑与社会意识形态的能动作用的呢？马克思在《资本论》中曾经指出：“从直接生产者身上榨取无酬剩余劳动的独特经济形式，决定着统治和从属的关系，这种关系是直接从生产本身产生的，而又对生产发生决定性的反作用。”[6]恩格斯说：“根据唯物史观，历史过程中的决定性因素归根到底是现实生活的生产和再生产。无论马克思或我都从来没有肯定过比这更多的东西。如果有人在这里加以歪曲，说经济因素是唯一决定性的因素，那么他就是把这个命题变成毫无内容的、抽象的、荒诞无稽的空话。经济状况是基础，但是对历史斗争的进程发生影响并且在许多情况下主要是决定着这一斗争的形式的，还有上层建筑的各种因素：阶级斗争的政治形式及其成果——由胜利了的阶级在获胜以后确立的宪法等等，各种法的形式以及所有这些实际斗争在参加者头脑中的反映，政治的、法律的和哲学的理论，宗教的观点以及它们向教义体系的进一步发展。这里表现出这一切因素间的相互作用，而在这种相互作用中归根到底是经济运动作为必然的东西通过无穷无尽的偶然事件向前发展。……我们自己创造着我们的历史，但是第一，我们是在十分确定的前提和条件下创造的。其中经济的前提和条件归根到底是决定性的。但是政治等等的前提和条件，甚至那些萦回于人们头脑中的传统，也起着一定的作用，虽然不是决定性的作用。”[7]“政治、法、哲学、宗教、文学、艺术等等的发展是以经济发展为基础的。但是，它们又都互相作用并对经济基础发生作用。并非只有经济状况才是原因，才是积极的，其余一切都不过是消极的结果。这是在归根到底总是得到实现的经济必然性的基础上的互相作用。”[8]马克思在《资本论》中甚至将这种影响称之为“决定性的反作用”。所以，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决定论，是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社会存在与社会意识的相互关系的辩证的对立统一。它在肯定了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的主体下，不排除，肯定和承认在一定条件下一定时段内，生产关系对生产力、经济基础对上层建筑、社会意识对社会存在的巨大的有时甚至也是决定性的能动反作用。只是其中的经济力是“更为有力、更原始、最有决定性的。”[9]即使没有上层建筑的反作用，“经济必然性”也会“不断为自己开辟道路，”[10]“一切社会变迁和政治变革的终极原因，不应当到人们的头脑中，到人们对永恒的真理和正义的日益增进的认识中去寻找，而应当到生产方式和交换方式的变更中去寻找；不应当到有关时代的哲学中去寻找，而应当到有关时代的经济学中去寻找。”[11]
综上所述，我们可以清晰地看到，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决定论，包含了物质生产方式的决定作用和社会意识形态的能动反作用，既正确地扬弃了历史唯心主义，也否定了庸俗唯物主义。它奠定了科学的历史唯物主义大厦的基石和主体，第一次揭示了人类社会发展的客观规律，使得“人们过去对于历史和政治所持的极其混乱和武断的见解，为一种极其完整严密的科学理论所代替。”[12]它开创了社会科学发展的新时代，为人们正确认识和把握社会发展的一般规律，为人们正确探索各自民族与国家的特殊发展道路，从而更好地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提供了基础性的平台；为劳动人民的自我解放，为中华民族的解放和复兴，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建设与改革发展，提供了科学的世界观和方法论，科学的理论和武器。它告诉我们，发展是硬道理，革命，改革和前进，才是永恒的真理。
[1][4][11]《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574、574、307页
[2][3]《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82-83、207-208页
[5]《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108-109页
[6]《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5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891页
[7][8][9][10]《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477-478、506、487、506页
[12]《列宁选集》第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443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