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型与经济学——政治、市场与企业
热若尔·罗兰
发生在20世纪末的转型过程是非常非常重要的，因为它涉及到了世界上很重要的29个国家近16.5亿的人口，而中国在其中占有了很大的部分。因此可以说，转型经济和转型过程是20世纪最重大的经济事件之一。
转型的重要性不仅因为它涉及到了许多许多的人口，还因为转型对于经济学是一个重大的挑战。经济学家们积极地做出努力使得经济学成为一门科学，但是作为一门科学，它非常年轻，还有很多需要学习和改善的地方。转型过程为我们提供了很好的机会，来更好地理解市场经济作为一个体系，或者说一个系统背后的元素。在转型过程中，市场体制的一些基本要素，实际上在各个国家是以不同的速度、不同的顺序、以及不同的条件和不同的形式出现的。所以我们可以观察到，转型过程的一个结果说明了市场经济体制呈现出一种非稳定状态或者说不稳定状态。在发达的市场经济国家，其制度已经存在了几十年甚至几个世纪，它们的市场经济处于一种稳定的状态，并不需要竭力地去理解市场体制中的基本元素。而转型过程提供了理解市场体系基本要素之间的互补性，存在很多可供学习的地方。比如，不同市场的互补性包括商品市场、劳动力市场，或者说金融市场之间的互补性；互补性还可以指一方面是市场，另一方面是激励与约束之间的互补性；激励制度与法制环境的互补性；社会文化规范之间的互补性；经济与政府组织之间的互补性等等。同时转型过程有助于解释大规模制度变迁的动态学。这种大规模制度变迁意味着旧制度的淘汰与退缩，以及新制度的产生与演化。
好的转型经济学研究，应当总是得出对经济学具有一般意义的结论。这一观点之所以正确，主要是因为好的模型可以适用于许多不同的情况，还因为经济学家使用共同工具去分析不同情况，这些工具来自共同的语言。没有理由相信转型经济学研究经济的种种相互作用，是与其他经济的相互作用完全分离的。
对于那些与转型密切相关同时也是经济学相关的更一般的信息．我将在三个部分作出介绍：转型的政治经济学、市场的资源配置和企业治理结构。此前，很有必要对"华盛顿共识"如何认识转型作一简要的介绍。
华盛顿共识(Washington consensus)对于转型经济的认识
"华盛顿共识"在国际金融组织当中颇受欢迎，比如说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以及包括美国的一些大学的经济学家，许多政策直接来源于基础教科书经济学。华盛顿共识认为转型有三大重要支柱，第一个是价格自由化，第二个是私有化，第三个是宏观经济稳定化。自由化即实行自由价格，让市场来起到良好的作用。私有化意味着给企业以追求利润最大化的激励。稳定化就是产生宏观上价格的稳定，使得价格体系能够对不同商品的稀缺的调剂起到良好的作用。华盛顿共识对于转型持非常乐观的态度，其支持者认为，一旦转型引进市场改革，就可以立刻有收获，效率立刻就可以得到提高。因此，转型应该是大爆炸式的、激进的、休克式的。大爆炸式的转型意味着所有的重大改革都应该同时引进，不能有先后顺序。
华盛顿共识背后的理论支持，从经典经济学教科书来看相当合理，且非常受尊重。
第一，一般均衡理论(阿罗-德布鲁)。根据一般均衡理论推导出的政策，就是大爆炸式的自由化，要求所有价格同时全部自由化，否则就会导致价格扭曲。
第二，货币理论(弗里德曼)。根据通货膨胀缘于货币供应过量，新兴市场经济国家由预算赤字引起通货膨胀，且缺乏完善的大规模的金融市场，椎导出宏观经济稳定化政策。
第三，比较经济体制(科尔奈)。科尔奈特别强调经济体制的概念和体制间各元素的互补的重要性，经济体制不可分割相互替代，只能作为一个整体。最著名的一个论断是，经济体制不像超市，不能保证得到计划与市场两个世界的最好部分：从市场和计划各自选取最好的东西和方式，拼凑起来装入一个篮子里。强调经济体制整体的互补性，导出大爆炸式的激进改革的路径。
第四，公众选择理论(布坎南)。布坎南认为政府有如一个巨大的怪物，阻碍了市场的发展，因此，政府应该越小越好。这推导出为使政府淡出经济，就必须粉碎国家权力，实行快速、大规模的私有化。
除了以上四个理论基础，还有很多令人尊重的理论，更一般的，是人们对于自由放任主义存在的普遍性信仰。
华盛顿共识的这些想法就是他们向转型国家开的一些药方，然而，转型却出现了许多出乎意料的结果，以及对10年转型(当然中国更长)教训与经验的相关研究表明了华盛顿共识的失败，并导致了演进制度学派观点的发展和大大强化，而使人们思考的重点发生了转移。现在人们认识到，转型不仅仅是自由化、私有化与稳定化，还有更多的东西，一个成功的市场经济应该有充分的制度基础作为支持。转型不仅是向"华盛顿共识"所侧重的价格与市场的转轨，还必须关注更加微小的方面，比如说合同，同时更加注重合同的制定和履行，法制、社会与政治环境。但这并不意味着，只有惟一的道路、惟一的模式和惟一的方法来实现转型，其实，不同国家、不同的初始条件有不同的制度的演进道路和方式。在此我想说的就是，中国的经济学家对于演进一制度学派在转型经济学的发展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包括钱颖一、许成钢、李卫、李稻葵、白重恩和王一江以及其他许多著名学者。
演进-制度学派观点(evolutionary-institutionalist perspective)的理论基础
演进-制度学派的理论基础来自于：(1)现代微观经济学理论所提供的制度经济学，其方法论体现了非合作博弈论的发展；(2)经济学的演进方法的理论；(3)哲学上的怀疑论。科斯、诺斯和威廉姆森是对制度经济学作出很大贡献和共同发展的代表人物。他们认为，如果没有足够的制度作为基础，市场不能够自发地做出充分的发展。而提供制度经济学的现代微观经济学理论是经济学中最前沿的，是在顶尖的美国的大学中发展起来的理论。其中包括市场的信息不完备。对这一理论作出最重要贡献的有阿克洛夫、斯宾塞和斯蒂格利茨，他们都在去年获得了诺贝尔经济学奖，他们认为市场要良好地运作，需要完善的信息，经济主体要对一切信息了如指掌，如果这些信息不完备，市场就不能自发地起到良好的作用。阿克洛夫的工作是从马斯金和哈特的合同理论引申而来的。他们的合同理论强调经济主体之间，怎样进行谈判和签订合同，现在有许多非常复杂的数学模型，反映一些新思想。对博弈论的非常重要的应用包括政治经济学、法与经济学、组织理论和公司治理。尼尔森和温特尔以及穆雷尔发展起来的经济学的演化方法指出，在经济中存在着分散经济和不可分散的经济，以及不可能把它总体组合起来。哈耶克和波普关于社会工程的哲学上的怀疑主义，使得演进-制度学派特别强调经济与社会系统及其转变的相对无知，强调社会工程的不确定性，以及对任何形式的大规模制度改造运动的强烈反感。
事实证明，演进-制度观是正确的，华盛顿共识是错误的。对转型国家经济运行的不同的观察表明了产量变化的巨大差别，从中国经济的强劲增长，中欧U型的产出变化，人们总是可以提出事后的解释，把它们归结为错误的或不完善的政策或对转型缺乏理解。这种态度由于以下两个原因是不能接受的。首先，政策是内生的而不是外生的，并且依赖于政治约束。因此不考虑现存的政治约束而抱怨改革的不完善，不免有些空洞。第二，华盛顿共识鼓吹者强烈支持的一些政策，导致若干领域出现了重大的意外和没有预期到的结果。自由化之后产量的显着下降就是这种情况。这是出乎预料的。另一个意外结果是俄罗斯和捷克共和国大规模私有化之后的资产被侵吞。在坏的一方面，还有黑手党的发展，前苏联国家隐形经济规模的巨大增加，以及俄罗斯大型企业对纳税的抵制，这些也都出乎预料。在好的方面，中国乡镇企业的发展也是非集体化的意外结果。肯定地说，演进一制度观的支持者也没有预料到这些。然而，这些重大的意外结果的重要性，说明了强调总体不确定性的意义，同时也使经济学界形成一个日益增长的共识，即，"华盛顿共识"的观点和所谓转型的三位一体--自由化、稳定化和私有化。这是引入误入歧途的药方。尽管专业经济学家不否认自由化、稳定化和私有化的作用，他们越来越认识到，没有适当的制度基础的存在，这些政策是不能达到其目标的。在实际中，在保持学术连续性的范围内，出现了日益增长的向演进一制度观的汇合，如果不是共识的话。
虽然转型的过程和结果表明演进一制度理论可以对转型过程有指导作用，但是理论与复杂的实际之间总是有相当大的距离。因此，在作出政策结论时必须特别慎重。尽管从转型的理论和经验研究可以得出一般的政策结论(这些观点的适用性当然超出转型)，从经济分析中得出的一般的政策结论和直接的政策建议之间仍然有很大的距离。例如，我们可以从俄罗斯转型中经济上的失败得出一般性的教训，但是给定决策的条件，得出完全令人信服的虚拟的结论，来说明事物本来应当如何演进，在准确的时点历史如何分叉，仍然是十分困难的问题。
而且，尽管研究者们正在从华盛顿共识转向演进一制度观，后者的许多研究课题仍然没有定论。我们也需要更好地理解替代制度安排下公有制的作用，更好地理解不同的制度对腐败的滋生和蔓延的影响。我们已经提及更好地理解像双轨制那样的制度动态变化的必要性，以及理解趋向更大的动势或陷入低效率的锁定状态的制度动态变化的必要性。在经验研究方面，也仍然存在许多问题，例如更好地理解执法渠道和对软预算约束的更直接的测量。人们需要检验不同的现存政治经济学模型，特别是近10年来我们所展示的模型。我希望，中国的学者关注两个领域，以事后诸葛亮的角度看，这两个领域对转型是重要的，已进行的研究却相对较少。第一个领域是财富和收入的不平均。虽然收入和财富不平均的增加是意料之中的，国家之间不平均增加的方式相当不同。例如，加纳和特雷尔(1998)发现在捷克共和国和斯洛伐克，政府用于再分配的转移支付有力地纠正了市场化改革引起的不平均的增加。有趣的是，考曼德、托斯托皮坦科和耶姆特索夫(1999)发现在俄罗斯，政府的支出和转移支付进一步增加了不平均。我们如何解释这些不同·转型经济中不平均的增加有什么政治和经济影响·尽管这是对经济学的一个一般性问题(佩尔森和塔贝里尼，1994)，它却对转型特别有意义。具体地说，人们希望超出中值选民模型，更好地理解不平均的增加影响政治决策的政治渠道：选举政治和特殊利益政治的相对作用，政府和政治联合体形成过程，等等。第二个领域是社会行为、社会规范和社会资本。社会规范问题是社会科学的一个普遍的重要问题，这是一个经济学家较少研究的领域，至少是在转型过程方面。至少就我所知，转型过程的规范分析迄今还没有使用的一个明显的研究路线是演进博弈模型(evolutionary game models)的使用。在演进一制度观的范围内，给定演进博弈理论在选择均衡点上的用处，这看来是一条自然而然可供选择的研究路线。
政治、市场和企业
转型是大规模制度变迁的过程，而制度变迁是一个复杂的动态系统，它既包括政治，政治约束决定了转型的策略；还包括市场，市场影响资源配置；以及企业三个部分。我将逐步分析这三个方面，我的分析过程如下，首先看一下在转型初期，华盛顿共识是怎么认识转型的；在转型的过程当中和转型之后，出现了很多出乎意料的结果，对于这些结果和难题，如何产生了与演进一制度观相对应的新理论。因此，对转型的两大观点(华盛顿共识与演进一制度观)以及两大观点指导下的两种转型方法(大爆炸与演进方式)的比较也将在我对这三个方面的分析中得到体现。
转型的政治经济学的新理论
首先我们看一看转型中的政治。在转型过程开始之前，改革的政治经济学长期被忽视。其中的主要思想是，改革导致的效率提高使补偿改革的受损者成为可能，因而改革中的政治因素可以不予考虑，而且经济学家认为研究这类问题是政治学家的工作。但是，事实表明政治因素在实际转型过程中扮演着重要的角色，例如俄罗斯私有化计划的主要依据不是经济的而是政治的，在波兰，政治约束条件在有关私有化和结构重组的问题上起了重要的作用。基于认股权证式私有化和共同基金机构的波兰大规模私有化方案被国会阻滞了三年，并且在无数修订、修正和修改之后才在1993年4月被通过。因此，在研究转型过程中，政治因素肯定是不容忽视的。
华盛顿共识对转型的政治认识主要基于三个方面：(1)改革一定会带来收益，也就是说改革的收益是确定的，从而改革的受损者可以得到补偿。这种认识主要是对经济学抱有强烈的信心，认为通过经济学可以实现社会的变化。(2)特别强调市场经济体制元素的互补性，认为整个市场体经济制应该同时一起引进来。如果改革不是整体上，不是全部性地同时引进，而实行局部改革，在改革的过程中就会产生利益集团，这些利益集团有可能会阻碍改革。另外，缓慢
的局部改革还会使改革的受损者有时间组织起来反对改革。这一观点下的政策，就是利用"机会之窗"，全面快速地推进大爆炸式的改革。(3)强调改革的不逆转性。要使改革产生良好的结果，改革的不可逆转性是非常重要的。
首先相对于那种大爆炸式推进，演进的改革方式可以被广泛地观察到。最典型的国家比如说中国、匈牙利、斯洛文尼亚，中国是最重要的，当然还有其他一些国家。他们这种演进主义有一个重要的特点，就是改革进行得比较早，比如说中国是1978年，匈牙利是1968年，斯洛文尼亚是1965年。演进主义并没有导致经济混乱，相反导致了相对的整体的经济绩效的好转。中国在20年来经济增长非常非常快，不管将来会发生什么，前景怎么样，中国现在已经经历了非常重大的变化。还有其他国家，它们并没有遵循那种整体上的渐进主义，但是它们有部分的元素是渐进的。有人认为，越南是大爆炸式转型的成功例子，它在1989年曾同时引进了自由化与稳定化。然而他们忽视了一点，1989年并不是越南改革的开端，实际上它早在几年前，就鼓励私有经济的发展。所以到1989年，农业和制造业的私有成分实际上已经占GDP的60％，就业比例占85％。还有人认为，波兰很大程度上也是一种大爆炸式改革的典型，我却认为，在私有化方面波兰是以渐进方式进行的，这样的例子还有很多。
如果我们看一下国有企业的结构重组，我们就会发现，渐进重组在国有企、业中随处可见。在许多东欧国家，华盛顿共识认为应该立即卖掉或重组亏损的国有企业，但是普遍的现象是渐进式重组。
华盛顿共识所强调的只要你改革效果立刻就有，实际上并没有发生，以中国为代表，它的产出是持续地上升，而俄罗斯是持续地下降，波兰是初期先下降，然后再持续地上升。拉脱维亚则展现了一种波动。我们看到的不是那种效率的全面提高，而是改革绩效的千差万别。
另外，我们会发现补偿改革的受损者非常困难。在许多转型国家，由于缺乏完善的社会保障体制，稳定财政预算的需要、征税能力不足以及对补偿计划的普遍不信任导致补偿难以实行且阻碍了改革的进行。一个非常重要的例子就是东德，自从柏林墙倒塌之后，东德就全面同时引进改革，原来的联邦德国向东德投入了大量的金钱以补偿改革的受损者，例如对失业工人的补偿，但是效果非常不理想。
还有一个很奇怪的现象，在东欧一些国家，出现了很多反对改革的声音，导致了共产党人不断地被选人改革中心。华盛顿共识所强调的这种改革的不可逆转性，也导致了很大的问题，比如说俄罗斯的大规模私有化虽然使其改革不可逆转(有人认为，这就是俄罗斯改革的成功之处)，但是它同时导致了政府势力的下降和寡头垄断集团。寡头垄断集团是改革的获益者，一旦他们获得了收益，变得非常强大以后，就走向反对改革，反对竞争，甚至反对政府对他们进行征税。
这些出乎意料的改革结果导致了一个改革的政治经济学的新理论，它主要有三个基本元素。
第一个元素是改革的总和不确定性(aggregate uncertainty)。改革的总和不确定性刚好和华盛顿共识形成鲜明的对比，华盛顿共识强调改革将带来确定的效率的改进。它包含对社会工程的强烈信念。这一观点背后的思想是，改革的经济学已经被充分理解。由于初始状态是绝对的低效率，经济理论预测转型将带来确定的效率的提高，那么这些改革将以效率必将改进的信念来实施。美国和欧洲所经历的那种资本主义证明是成功的，所以转型不过是一个照搬更好的模式的问题。而新理论则强调转型经济走向并将收敛于之中的市场经济模型并不一定是清晰的。更重要的是，即使转型有一个明确的目标，也没有公认的理论说明如何达到这个目标。我们现有的经济学理论不能告诉我们，中欧和东欧经济转型的结果将会更接近于联邦德国奇迹还是魏玛共和国，更别说接不接近南斯拉夫了。因此，转型结果存在着巨大的总和不确定性，迄今为止的转型经验并没有减少人们所感到的不确定性，例如波兰已经顺利地复苏，但是有些国家，如俄罗斯的前景并不明朗。总和不确定性还基于这样的事实，转型这一大规模的制度变迁过程包含了无数经济代理人之间的许许多多的合作，这通常意味着多重均衡，没有人能够事先预知将被选择的均衡点。可以说，改革的总和不确定性不是一个假设，而是一个现实，转型过程就是经济活动代理人和政策制定者面对总和不确定性进行博弈决策的结果。
出发点的这一重要不同会影响改革策略。对于华盛顿共识来说，政治经济学强调的是利用早期机会之窗或"例外政治"时期尽可能快地推进改革。在新理论看来，这一策略可能是危险的，会使整个国家陷入低效率的难以倒转的经济后果。这种后果可能破坏社会团结，产生严重的政治不稳定。不如把重点放在保证全民对改革的持续的、不断增长的支持上。这意味着，特别地强调改革的渐进方式，依靠试验的灵活性，以适当的顺序开展改革，也许会把不起作用的改革加以逆转并尝试其他改革方式。
第二个要素是改革的互补性。华盛顿共识一般来说拒绝任何局部改革。其基本思路是，任何局部改革都会为既得利益集团创造寻租的机会，进一步的改革会对这些人造成威胁。因此，局部改革创造了反对进一步改革的利益集团，而全面改革则不会出现这种情况。改革的政治经济学的新理论对局部改革的看法不这么悲观。在改革的总和不确定的情况下，一切取决于改革的顺序。尽管一些局部改革确实可能导致改革过程的停滞甚至不必要的倒退，以其他局部改革作为起点却可能产生一个动力效应推动进一步的改革。这特别适用于改革的互补性很强的情况。
对于华盛顿共识来说，改革的互补性具有绝对的重要性，是大爆炸方式的压倒一切的论据，这种方式同时全面地引进所有改革。 对于转型的政治经济学的新理论来说，尽管互补性显然是重要的，只要可以用改革的顺序来产生继续改革的动势，互补性就不是压倒一切的论据。
第三个要素是政治约束。包括事前的政治约束与事后的政治约束。我把事前的政治约束定义为阻碍改革决策的可行性的约束，而把事后的政治约束定义为决策已经制定并在看到结果以后的反作用和逆转约束。事前约束意味着对改革方案必须进行妥协，必须制定对受损者补偿的方案，或者意味着激进改革方案必须一拖再拖。与事前约束相联系的就是改革的是否可接受性。事后约束则通过试图创造不可逆转性来加以处理，与它相联的是改革的是否可逆转性。
因此，在转型的政治经济学的新理论中，转型的一个重要问题，就是要在事前的政治约束，也就是说改革的可接受性，与事后的政治约束，也就是说改革的不可逆转性之间谋求一个均衡。这个均衡的实现取决于逆转成本，早期逆转的期权值(option value of early reverse)以及改革所能带来的预期收益。早期逆转的期权值是我们从公司金融学引入到经济学中的(德瓦特里庞和罗兰1995，1997)，它是指，当人们接受改革并在得知改革结果后，也即在不确定性解除后，选择一个返回现状的逆转或者是选择继续改革。这就像金融市场中的期权，在得知金融产品的价格后，期权合同的买方可以选择执行期权合同或者是不执行期权合同。早期逆转的期权值与总和不确定性紧密相关：早期逆转的期权值越高，总和不确定性越高。
大爆炸式的改革策略在如下情况下是一个最优策略：各项改革之间的互补性非常强以至于局部改革会带来太多的阵痛(也即局部改革的收益很小)，早期逆转的期权值几乎等于零，以及大爆炸的一揽子改革方案的收益很大。而对渐进式改革来说，在以下情况得到满足时可能是最优的：大爆炸改革的预期收益为负、早期逆转的选择值足够高，以及局部改革带来的阵痛不是太大。
与大爆炸式改革策略相比，渐进式改革多了一个选择。在大爆炸下，人们要么维持现状，要么接受全面改革的结果。因此，当结果不好时，逆转的成本很高，而渐进改革则可以在初始局部改革后预期全面改革前景足够坏时选择逆转。大爆炸的高逆转成本从事后政治约束的角度看是一个优点，因为它降低了已进行改革的逆转的可能性。从事前政治约束的角度看，高逆转成本可能与维持现状相比不具吸引力，甚至是不可接受的。而渐进改革在局部不确定决策后，多了一个早期逆转选择，它可能易于开始。另外，如果渐进改革的顺序正确，也即第一项改革不仅能够产生大多数人的收益，而且能给他们提供更多的关于、未来改革的信息，这些大多数人就会有动力来进一步推进改革，改革的互补性在这种动力效应下不再像华盛顿共识强调的那样绝对重要。一个很好的例子就是中国的改革，中国刚开始的时候在农业领域进行了局部改革，农业取得了良好的效果，这就使更多的人支持改革的深化。
动力效应与改革顺序
渐进改革的重要意义在于第一项改革产生的动力效应提出的改革顺序问题。进一步改革的支持者来自于中产阶级，而中产阶级是随着新兴企业和部门发展起来的，他们是改革的支持力量。正确的改革顺序，应该是先发展这种私有部门，然后再进行国有部门的改革。如果改革的顺序恰当，在改革当中就会不断地产生改革的受益者的利益集团来支持改革，如果不注意顺序，一开始就造成了许多受损者，他们就会阻碍改革。有一些政治家就认为，应该先实行国有企业的改革，而不是发展私有部门，实际上结果正好相反，先发展私有部门才是最优的。我想要强调的另一个问题，就是支持改革的利益集团，它的产生并不是一蹴而就的，新兴企业和部门的产生与发展，以及由此带来的改革结果，都需要时间。
在俄罗斯，他们的政治领导人一开始就很没有耐心，急着想看到改革的结果，不愿意等待新兴私有部门的逐渐发展起来，他们采取了一蹴而就的大规模私有化，把国有资产卖给国有企业的经理们，希望这些经理在买到了这些资产后，成为进一步改革的支持者。然而，不幸的是，改革的结果却是这些国有企业被大规模私有化之后，经理们成了反对改革的代言人。他们反对税收改革，因为他们不愿意纳税。他们也反对反腐败，因为他们本身是腐败的主力。俄罗斯的政治领导人还认为，要在改革过程中产生受益者，金融市场的创造也应该是一夜之间完成的。他们乐观地认为在大规模私有化当中，金融市场是一夜之间就可以创造出来的，因为大众非常渴望急于购买国有企业的资产。然而，结果是大多数的小股东被那些国有企业的经理人欺骗了，一旦他们认识到这个现实，金融市场包括股市的流动性就会下降。其实这不仅是转型过程中的问题，最近，美国也发生了同样的问题，比如许多大公司和会计事务所合伙做假账，欺骗公司的小股东。
关于转型的政治经济学的新理论能够解释中国的成功，这也与华盛顿共识形成了鲜明的对比。我们在前面提到，正确的改革顺序，有助于产生改革的利益支持者，并有助于进一步推动改革。但是也有许多其他的因素来解释中国的改革的成功。比如说政府组织的分权化，能够解释这种试验的高价值。正如许成钢、钱颖一在1993年的论文中显示，中国政府分权化，对地方政府进行放权，地方可以进行试验，提高了地方试验的价值，对于整个改革具有很高的价值，从而有助于全面的改革。而在前苏联，从一开始它就没有中国这样一种分权体制，它没有产生过地方性的，或者局部的试验。所以正确的改革顺序，使得分而治之的战略成为可能，也使改革的顺序与补偿能够得到平衡。这就是德瓦特里庞和罗兰在1992年的一篇论文，与魏尚进1993年的论文当中所说的。也就是说如果一开始实行很多很多项改革，就有可能会一下子面临很多的敌人(利益受损者)，如果进行顺序正确的改革，改革的利益受损者就比较少。
改革的新政治经济学不仅适用于转型的经济问题的分析，也适用于转型的其他背景问题的分析。比如，欧洲一体化的进程是一种非常灵活的一体化。欧洲从2001年1月1日已经开始使用了欧元这一统一的欧洲货币，一些国家不愿意加入欧元区，比如英国、丹麦和瑞典。主要是因为它们不太确定使用欧元带来的结果。如果其他已经采用欧元的欧盟国家在加入欧元区比较成功的话，像英国这些国家，也会效仿。这就是采取渐进主义的方法。另外一个应用就是欧盟向东欧国家的扩展。加入欧盟的不确定性依然存在，有的国家会成功，有的国家不会成功。有的国家会先加入欧盟，其他国家采取观望态度，如果先加入的国家成功了，没加入的国家就有可能选择加入。这样，即使先加入欧盟的国家失败了，但是它的改革成本，比起一下子全部加入，要低得多。
转型中的现代微观经济理论
上面讲的就是与转型相关的第一个部分政治约束。转型的第二个方面就是市场。华盛顿共识认为，大爆炸的价格自由化，一定会导致资源的有效配置。很奇怪的是我们看到了，在价格自由化之后产出的下降。如果我们用市场理论来看这个结果，我们会发现它难以理解。在市场化改革之前，价格低于其均衡状态，根据市场理论，如果价格低于均衡价格，就会导致供应不足，所以产量也会低于均衡产量。转轨开始了从计划经济过渡到市场经济，根据市场理论，产量应该是从短缺走向均衡，也就是说，价格将因需求达到均衡点而提高产量，而不是使产量下降。只要实施价格自由化，即使供给弹性不同，产量也将保持不变，至少没有下降。在中东欧国家出现的改革结果却是产出下降了，这种产出下降的现实很难与传统的主流经济学理论相一致、相协调。为了解释产出的下降这个问题，我们必须超越市场理论，看得更远，
来看看其他的理论。这些理论建立在现代产业组织理论、合同理论和交易成本理论的基础之上，而且很好地解释了产出下降之谜。
在这里我给大家提供一些新理论的例子，首先是1999年由李卫提出的建立在现代产业理论基础上的多头垄断理论。当一个国家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轨的时候，在计划经济下只有国家一个垄断者，在走向市场经济的改革之后，会导致多个垄断者。比如说钢铁垄断者，把钢铁卖给生产汽车的垄断者，在计划经济条件下，它们实际上是一家企业，是一个垄断者。但是一旦进行市场化改革，它们就是两个垄断者，即钢铁垄断者和汽车生产的垄断者。李卫的理论表明，如果经济中出现了更多的垄断者，价格自由化就导致价格更高，产量更低，进而社会福利也比一个垄断者时更糟。这特别适合于前苏联，在转型前，每一个产品只有一个垄断企业生产，而改革后则导致了多个垄断生产者。
其次是建立在合同理论基础上的低效率谈判理论，这是由布兰查德和克雷梅在1997年建立的。他们认为在不完善的法制环境当中，谈判是低效率的，而低效率的谈判会导致生产力的中断。在计划经济条件下，在生产链条中有很多的供应者，其中一个供应者离开了，就会导致生产链断裂，从而使整个的产出下降。而市场经济是在一个有效的谈判条件下，已经留在链条上的那些人，对于想要离开链条的生产者会提供足够的激励，让他停留在这个链条上，从而保持生产链条的连续性。但是在信息不完善和市场不完善的条件下，谈判也是不完善的，使得留在链条上的人对于想走出链条的人，没有足够的激励把他们吸引回来，这样导致了链条的中断，使得生产量下降。如果有一个良好的法制环境，它们就能够保持合同良好的执行，这样使得总体的损失小于付给那些想要离开的生产者的激励。相反的话，如果离开者所得到的损失补偿不够，缺乏激励，将导致整个链条的产出的下降。
第三个理论是基于交易成本的理论，罗兰和威第尔2000年的论文。该理论的核心思想就是自由化意味着可以有改变合同的自由，也就是说可以自由地搜寻(search)新的合作伙伴，抛弃掉原来的合作伙伴。但是如果存在某一种特定关系的投资，只有当这种特定关系的长期的新投资找到了之后，这种投资才会发生。所以在缺乏一个完善市场的条件下，搜寻需要花费时间。"花费时间"意味着投资的专注性，以及搜寻的成本。这就解释了产出的下降，即要找到合适的伙伴需要成本和时间，当合作伙伴一时找不到，产出就没办法发生，所以导致了产出下降。
很有意思的是，中国的商业自由化，一方面避免了生产链条的中断，同时自由化使得寻找新的合作伙伴成为可能。当时，中国的商业分为计划与市场两块。在计划的范围内通过指令性计划和原来的合作伙伴进行合作，但是在市场这一块，则给企业以自由寻找新的合作伙伴的权利。这就可以解释为什么它没有导致产出中断。中国改革的成功经验表明产出的下降并不是必然的。中国的商品化改革还有很多其他有意思的特性，比如在刘遵义、钱颖一和罗兰2000年的文章当中可以看到，价格双轨制具有帕累托改进的特性。所谓的帕累托改进通俗地说就是没有人是输家，每个人都是赢家，每个人都可以获益。价格自由化中，有的人受损了，有的人获益了。而在中国的价格双轨制中，它可以在现存的机构之间进行隐性的一次性的总补偿。也就是说通过计划与市场之间进行利益的转移。这种转移由于利用了已有的计划结构，不需要额外的税收也不需要额外的信息。
罗兰1999年和伯尔顿的2002年的论文指出，产出的持续下降也与制度和执法有关。这一观点主要是基于两个元素：第一个元素主要是指守法的外部性；第二个元素就是财政的外部性。守法的外部性是指如果大家都守法，而有一个人不守法，偏离了轨道，很容易受到惩罚；如果没有人守法的话，很难惩罚那些违法者。财政的外部性是指大家都纳税，政府就可以利用法制来惩罚犯罪分子。如果没有人纳税，而政府也没有办法征税，就会陷入法制的混乱，即没有办法进行执法。这两个外部性导致了两个均衡：一是大家都守法，政府也能征税，可以进行执法，从而形成有一个良好的法制环境，经济处于非常理想的状态，当然这是在税收不是太高的情况下。还有一个是坏的均衡，就是每个人都不守法，个人的财产都得不到保护，政府也无从进行征税，无从进行执法，这对于经济是坏的状况。实际上现在的俄罗斯就处于上述的坏均衡状态中。首先从法律方面来看，犯罪现象非常频繁肆虐，黑手党猖獗。其次，从征税方面来看，俄罗斯的征税能力已近崩溃，执法几乎没有效力。所以人们害怕进行投资，他们担心其个人财产得不到保护。与俄罗斯相比，中国的财政外部性已经不存在了。而且由于它实行双轨制，仍然对一些资源有直接的控制，在执法方面有很大的力量。现在一些中欧国家已经加入了欧盟，这些中欧国家的经济发展与俄罗斯比起来要更好。由于加入欧盟，要遵循它们的法制，对于未来这种执法的信心与期望就导致现在的人们都守法，从而为经济发展就提供了有利的制度支持。我想说的是WTO对中国会起到相同的作用。因为WTO对中国提供了一个制度支持，它本身已经形成了一种良好的制度合同执行与守法的环境。这对于中国融人世界经济，以及中国经济的发展将会起到非常正面积极的作用。当然这不是一蹴而就。
私有化的不同战略--治理结构
华盛顿共识强调需要通过大规模私有化粉碎国家权力，迅速启动市场经济，把产权尽快转移到私人手中。其思路是，任何私有化总是优于政府所有，因此快速私有化的收益大于把资产错误地配置给个人或集团的成本。这一观点还特别强调发展股票市场，使资产在私有化以后可以有效地再出售。基于华盛顿共识的私有化战略的一个重要的问题，就是谁来成为这种私有化的主人，就是说谁来拥有这些私有化的财产。如果这种新的财产的拥有者，他们的能力非常强，能够经营这些财产，当然结果会更加好。所以谁成为这种私有化的主人，私有化的受益者，是非常重要的一个问题。谁来成为私有化的主人这个问题，被华盛顿共识抛在一边了。它认为，快速的私有化是成功转型的一个至关重要的条件。私有化一开始，购买资产的所有者是无能的，但是只要市场启动以后，把这些资产出售给有能力的人，效果一定会得到提高。但是实际上出现了很多令人困惑的问题。第一个也是最重要的问题就是大规模的私有化，导致了资产的流失，市场能动性的下降，以及持续的软预算约束。大家看到，很多国家成功地在国有企业进行了重组，而不是私有化。还有就是华盛顿共识没有办法解释中国的乡镇企业成功的经历。因为在乡镇企业当中，地方政府扮演着一个非常重要的作用。同时，还有俄罗斯和中国的改革经验教训，显示了政府组织改革的重要性。在俄罗斯的地方政府跟他们的地方官员都是反对改革的。但是在中国，许多的地方政府，包括地方官员，他们有激励来推动改革。现在我从演进一制度观来看这个问题。演进一制度观一般来说对大型国有企业的快速私有化强调较少。它对私有化有一个更广泛的观点，其基本要素是私有部门的有机发展。就大型企业的私有化而言，重点放在对外部人的竞争性销售，以保证从一开始产权就能够有效率地转移。给定转型开始时金融机构和市场发育不完善是不可避免的，这种观点非常怀疑有效再出售的可能性。金融机构和市场的演进需要时间，不能一蹴而就。这种观点也非常怀疑光凭转型在一夜之间使大规模私有化的受益者学会企业家经营技巧的可能性。
软预算约束和转型中的治理
软预算约束是社会主义经济中最重要的激励机制问题之一。它与科尔奈的名字相联系，是指社会主义制度下一个众所周知的现象，即计划者不能承诺不去解救亏损企业。软预算约束曾经是社会主义经济的一个关键特征。不过现在软预算约束已经成为世界经济学领域的词汇，对它的重要性和适用性的认识已经超出了社会主义经济的范围。
当柏林墙倒塌以后，东欧国家的政府就试图让企业建立起一个硬的预算约束。但是在现实当中，软预算约束的大量现象依然存在，而且已经成为一个需要考虑的重要问题。
在华盛顿共识中，占主导地位的思想是，硬化预算约束仅仅是政策制定者的外部选择问题，没有考虑制度因素和企业的环境因素。而实际上，软预算约束问题是关于制度环境与企业行为之间互动关系的一个很好的例子。
德瓦特里庞和马斯金(1995)对理解软预算约束机制作出了十分重要的贡献。他们把软预算约束看作是特定体制内生的东西。软预算约束被看做是一种动态的激励机制问题，资金来源方面(不管是政府还是银行)不能承诺使企业遵循一个固定的初始预算，并在需要的时候出面解救企业。他们的一个至关重要的洞见是，当事人具有预算约束，是因为对投资人而言，所有对企业的前期投资都已成为沉没成本，把当事人解救出来而不是清算他的经济活动是事后最优的选择。从这个观点来看，软预算约束代表一种无效率：资金来源方本来愿意事前承诺不去解救企业，但是，如果它不能作出这种承诺，由于最初注人的资金已经滞留，它也可能受诱惑去给企业事后重新融资。
德瓦特里庞和马斯金的洞见使我们可以将软预算约束理解为一个更一般性的动态承诺问题，即当事人由于知道他会得到追加资金而不采取有效行动，甚至从事无效行为。硬化预算约束因此意味着创造条件，真正承诺不为当事人重新融资。在这里，问题不在于人们是不是想要软预算约束，而是人们具有硬的或软的预算约束的制度条件是什么。硬化预算约束因而不是一种直接的政策选择问题，而是制度设计的结果。这一点对转型来说非常重要。事实上，如果软预算约束是动态承诺问题的后果，那么除非使硬化预算约束的承诺真实可信的制度已经确立，硬化预算约束的决定就不会是真实的。对软预算的这种理解与华盛顿共识有相当的不同，对华盛顿共识来说，硬化预算约束主要是一个外生的政策选择取决于决策者的意愿，而在我们这里，硬化预算约束是与承诺问题相联系的。由于承诺问题，硬化预算约束的告诫可能是不可信的。因此，硬化预算约束必须是为建立硬化约束的可信度而进行的制度变动的内生结果。
经济学家在分析软预算约束机制的基础上，对解决软预算约束的机制进行了大量的研究。我在这里给出了一些例子：
第一个机制与企业的自主权相关。一般认为，如果给企业更多的自主权，他们就有激励来谋取更多的利润。然而理论分析表明，给予企业更多的自主权，会导致他们的寻租行为，并阻碍对他们的激励。所以更多的自主权，实际上会导致更多的软预算问题。这个问题实际上在中国以及世界上许多国家都可以被观察到。对这一主题的讨论，可以参看李稻葵和王一江在1992年、1991年的论文。
第二种机制是非垄断和竞争的重要性。希格尔(Segal)在1998年的论文中指出，竞争可以起到减少坏项目从再融资中得到好处的作用。他进一步指出，过剩生产能力和企业之间的竞争起着硬化预算约束的承诺机制的作用。如果企业之间不是相互竞争，而是通过勾结减少过剩生产能力，那么预算约束就会被软化。企业之间的竞争和过剩生产能力是保证硬预算约束所必须的。
与解决软预算约束相关的第三种机制是财政分权。我和钱颖一在1998的年论文中指出，政府的分权化，以及地方政府竞相吸引外资，对减轻软预算约束起到积极的作用。如果各个地方政府有竞争关系，他们就会更多地关注并想方设法战胜其他的地方政府和吸引外资，而不是更多地掠夺企业。
我和伯格洛夫1997年的论文中，还提出了鼓励新企业进入的机制，这对减轻企业的软预算也是很有帮助的。因为新企业更多的是通过银行，而不是通过政府来谋求资金支持。
解决软预算约束的另一个重要机制就是德瓦特里庞和马斯金在1997年的论文中提出的银行业分散化。银行业分散化机制的主要思想是，多重债权人的存在会增加事后解救企业的成本，因为在重新谈判阶段不同债权人之间存在利益冲突问题。解救企业事后成本的提高导致预算约束的硬化、激励机制的改善和事前的效率。这种用增加事后无效率来改善事前效率的观念是过去10年来公司金融研究领域最重要的成果之一。除了银行业的分权化外，如发展股票市场也可抑制软预算约束问题，因为在企业发行股票的情况下，股东众多，企业与股东进行讨价还价的成本就大大提高。所以金融市场多方面的发展，可能比只有单一的银行业的金融市场会更好一些。对许多国家来说，从中可以得出一个很好的经验，也即如果你想从国际市场进行筹资，不要采取发行股票的方式，而要采取向银行贷款的方式，这样就有更多讨价还价的能力。
还有一个比较好的解决方案是对政府进行改革，使得对政府官员的激励与新兴部门的其他人员的激励相一致。在许成钢2000年的论文，以及钱颖一1999年的论文中都对这一解决方案进行了深入的研究。
在此我还要指出的有一个重要的问题，就是在不完善的制度环境当中，过渡型制度安排是相当重要的。比如说乡镇企业为什么能够得到很好的发展呢·因为它是适合当时制度环境的过渡型制度。一旦法制更加健全了，这种企业也会进一步演化。还有一个，就是银行的匿名制度，钱颖一、李稻葵、王一江的论文都对此进行了分析。
总结
最后，我想做一个总结。在我看来，转型过程为我们提供了一个非常独特的机会以更好地理解市场体制的各个组成部分、经济增长和经济衰退的制度基础以及大规模体制变迁中的经济与政治的动态机制。
尽管20世纪下半叶以来，经济理论已经取得重要的进展，但是我们对作为市场经济体系的基本建构要素之间的作用仍然不甚了解。一般均衡理论使我们非常了解彼此依赖的市场之间的相互作用关系，但是我们仍然不太了解市场经济体系的制度要素之间重要的相互作用关系，例如激励机制和市场之间的关系、所有权和激励之间的关系、法律制度和社会规范之间的关系、政府和经济当事人之间的关系，以及政治制度和经济利益集团之间的关系，等等。在转型过程中，这些关系都在以不同的速度，各式各样的变形，先后不同的顺序以及不同的初始条件演化并逐渐形成。在某种意义上，转型可以比做可控变量的实验，这样的实验使我们可以更好地了解制度本身、各个基本构件之间的相互作用及其对结果产生的相对重要性。
转型国家迄今为止的转型结果向我们提出了一个问题：为什么有的国家能够在转型过程中获得成功的经济增长，而有的国家则在转型过程中出现了经济衰退·这不仅是转型国家的问题，实际上也是经济学中非常重要的一个问题。自亚当·斯密以来，如何有效地实现一国的经济增长一直是经济学界的研究重点之一。对转型过程的研究向我们展示了制度基础在经济增长的重要作用。
政治在大规模的制度变迁中起着重要的作用。改革的政治经济学经常是一场动态博弈：今天做出的决策会影响明天敌对集团之间的权力平衡。因此，有远见的竞技者深深懂得，为今天的决策做出的日程安排往往要包含战略层面的考虑。重要的战略问题有改革的速度以及先后实施的顺序。改革的顺序在什么情况下会产生既得利益集团，从而阻碍进一步改革·与此相反，改革顺序又会在什么时候产生进一步改革的动力效应，从而打破决策瘫痪的僵局。转型过程
把所有这些问题都带上了台面，让我们进行深入的研究。
在谈到转型研究方面，我还想提出四个我认为很重要的经验。
第一个经验就是市场需要制度基础来保护产权，这种制度基础，包括法制，包括社会制度，包括政治制度。
第二个重要的经验是利益集团。改革的利益支持集团与转型过程有着紧密的关系，因为改革总是需要获得某些利益集团的支持。改革的过程应该是一个产生利益集团，并使这些利益集团获利，进而由他们推动改革，然后又形成了新的利益集团，产生新的改革推动力的良好的良性循环过程。
第三个方面的经验就是制度变迁的演进方法是建立在不同国家的具体条件，以及经济与政治变化的动态基础之上。制度变迁的演进方法认为，并不存在放之四海而皆准的制度，在一个国家非常成功的制度，并不一定在另外一个国家也能获得成功。当然，对于外国很成功的制度，我们应该借鉴，但是每个国家都有自己的国情，自己的经验，因此，应当把改革建立在自己的国情上。
第四个方面就是成功地研究转型经济，应该把现代经济学的工具，包括激励理论、合同理论等等，与某一个国家具体的政治背景，对这个国家政治结构的把握深刻地结合起来。
来源：《货币金融评论》200302期 ； ； ； ； ； 来源日期：2009-8-30 ； ； ； ； ； ； 本站发布时间：2009-8-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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