让义丐成为明星不是我一个人的事情！

——我为何要放归义丐徐超

2009年4月28日，我从南京将那位为汶川大地震捐款的乞丐老人徐超接到北京，并在512前夕围绕他策划了“以义取利”的灾区募捐计划，而我之所以将自己定位为他的经纪人，乃是告诉人们他是明星而非乞丐。

我们从北京到四川又辗转江苏、山东之后于今年7月中旬回到北京。在灾区，我曾为他在大街上召开过新闻发布会；在济南，我也于父亲节拜他为义父并将其定位为义之父；而回到北京后义丐徐超又帮助身患绝症的女诗人张楠乞讨和卖诗歌以筹集救命钱。是的，义丐若行乞，就还是乞丐；但如果行义，那就是义的明星。

承蒙各路媒体的关注和抬爱，义丐徐超的名声进一步得到扩大，7月份人民网上的一项调查显示，义丐徐超当明星挣钱的支持率达到67%，在此感谢所有支持的朋友，这一成绩让我们倍感欣慰。

而无论在四川、江苏、山东还是北京，义丐徐超也都得到了公众的广泛支持，在街头巷尾、地铁和公园，很多朋友给他买水、买饭、送衣服、给他拍照合影，等等这些，都是明星一样的待遇。

如今在他基本被公认为明星之后，我却不得不忍痛将他放归社会。作为我们这个社会自然产生的一个珍稀人物，他不属于我自己，而是我们整个社会的财富，既然从社会中来，所以他还要回到社会中去。而我徒具虚名的“经纪人”角色也基本上完成了使命，那就是让人们认识到他不再是乞丐，而是明星。

将他放归社会的主要原因是由于自己有限甚至微薄的财力，四个月的工资停发使我个人的经济压力日益增大，仅靠我个人的力量已经无法为他进行更大的投入，此时，我只恨自己不是富翁，而将他放归社会，也是希望比我能力更强、条件更好的朋友和机构能有机会继续帮助义丐再走行义路，而要实现这一目标，我若再“垄断”义丐已经显得不合时宜。

对于义丐徐超，我已经为其设计好行义之路——除了为张楠诗人继续奔走募捐之外，还有《义丐赞歌》以及《义丐行义宣言诗——我是义丐》等文章可以售卖，如果能得利，其中一部分可以作为他个人的生活来源。而至于其他的行义事项，则只能依靠社会力量的介入和帮助了，我的愿望是，让义丐靠行义而变得富有，而不是重新再走上乞讨之路。

义丐不愿意提及而我认为有必要公开的是他的身世。根据徐超老人的自述，他曾经在上个世纪六七十年代担任洋河大曲的厂长，后因当地的县领导打白条拖欠该厂十多万酒钱，他愤而断绝酒水供应而得罪了个别权贵，之后被诬陷贪污上百万，而仅凭几个证人的指证，他就被当地法院判了7年有期徒刑，这一冤案让他妻离子散，两年半之后被提前释放并回到安徽蚌埠的老家务农。

四十多岁时徐超老人再次结婚，等孩子长大成人之际，他已经年过六旬，为了给孩子找条就业门路，他想到了让孩子当兵，于是东借西凑了八千多元，四处打点疏通关系，结果钱都送出去了，而兵却没当成。因不堪妻子的埋怨与唠叨，他随后到北京上访，发现自己的这点事情微不足道，无奈之下，年老体衰的他从此走上乞讨之路。

从两岁到三十岁左右，徐超老人被苏北泗洪的一家地主家庭收养，读过四年的私塾，深明大义，也有一定的文化基础。所以，即使在他行乞的过程中，他也没能忘记自己是一位社会公民，他不贪小利，爱管闲事，多次看到别人丢失钱物就告诉人家，喜欢路见不平一声吼，除了尽己所能帮助别人之外，还对一位患有精神疾障的年轻人负起抚养责任，直到汶川大地震捐款让他名满天下。

知道了这些，我们才能发现义丐徐超的伟大之处，那就是在这个物欲横流利欲熏心的社会中，他的肉体及精神屡次饱受利欲的欺凌和不义的蹂躏，但仍然难为可贵地喷薄洋溢着正义之气，没有成为利欲的奴隶，而这，正是很多人难以做到的。所以他的义也绝不是地震捐款那么简单。

我们需要做的是，把他当成义的载体和符号，主动自觉地放大和传播这种义，通过他的成功实践以义取利、以利行义、以义御利，让正义夺回市场，赢得广大群众的支持和追逐——有义才有利，不义必不利，如此，才能彻底消灭不义的土壤。

对于义丐今后的明星之路，我的主张是，一定要固守社会大义，不能见利忘义惟利是图，即使取利也要在义的前提下，不挣不义之财、不谋不义之利。只有守住义，义丐才会保持住自己的本色和美名，才会有更多的利。

人与人的关系很是奇妙，有的共同生活了一辈子，心灵的距离却天各一方；而有的时候交往短短几天，却能琴瑟和鸣。义丐与我，当属后者。我懂他的心，能够敏锐地感受到这个时代带给他的所有苦痛与欢乐。

送别之际，我只希望，在这个新世纪的初叶，在他的有生之年，这个饱经沧桑的67岁老人在经历了风吹雨打之后，能够更多地沐浴到我们每个人心中那轮太阳所照射出来的温暖之光。

他是我的义父，也是我们的义之父。文末引用唐代诗人高适《别董大》中的名句送别义丐——莫愁前路无知己，天下谁人不识君。

相晓冬于2009年9月1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