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中国诞生六十周年。这是一个值得玩味的时间单位，因为甲子六十年循环在中国传统中被寄予了变迁、兴衰的意味。

在中国最早论述变迁的是李鸿章。1901年，梁启超著《李鸿章》传时，引用李鸿章同治十一年（1872年）五月复议制造轮船未裁撤折上的一句话：“今日为三千年来未有之一大变局”。专制王朝轮回更替，小农经济周而复始，“天朝”梦，“万国来朝”“四夷宾服”“远慕声教，倾心向化”的陶醉，这就是从西周开国到晚清三千年来中国人沿袭的祖制。观察当时世界，西方列强经过文艺复兴、启蒙运动、宪政改革、科技革命，已大踏步跨入工业社会。千年变局，一是打破了超稳定的封建皇权专制制度。二是走出了农业文明。中国农业文明曾领先世界达千年之久，一直到19世纪初，中国GDP总量仍占世界第一，人均GDP也高于世界平均水平。但是，“日出而作日落而息”、周而复始、靠天吃饭的农业文明终究敌不过日新月异、不断创新的工业文明，近代中国经济远落后于西方经济。然而那个时侯，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环境下，不要说发展和进步，社会安全、个人的生命和尊严都无法保障。

如果说1840年是中国人永远难以忘怀并充满痛苦回忆的年代，1949年以来这一甲子，则是“三千年未有之一大局”在经济和社会意义上的完成。这六十年分为前后二个三十年。前三十年的功绩，是重工业加速发展，建成了为进一步实现现代化所必需的基本工业体系，突出的成就是以航天与核工业为代表的部分领域的科技进步。这三十年发展，一条基本经验就是依靠优越的社会主义制度，依靠人民群众的“主人翁”精神来发展经济和工业。这三十年也有教训，一是意识形态上，以计划经济为社会主义的主要特征，国有企业长期生长在计划经济环境中，效率不高，活力不足。二是为了工业化发展，长期忽视农民、农村，城乡发展不平衡。时至今日，城乡分割的户籍制度未能打破，这不仅于农民不公平，也严重阻碍了中国的城市化和现代化，加剧了城乡差距和地区差距。三是长期压抑个人的生产积极性，社会的经济机能走向僵化、枯涩。虽然这三十年，民族主义精神，集体主义精神得到空前的升华，全民扫盲的识字教育为日后的工业化提供了一定的基础，但“大跃进”、“人民公社”等农民式的空想社会主义试验带来的“劳民伤财”；文革等政治运动的瞎折腾引发混乱；经济濒临崩溃的边缘。

与前三十年比，后三十年，从1979年到2009年，如凤凰涅磐，中国发展完全大变样。这三十年，中国经济年均增长9.8％，比同期世界经济平均增速快6.8个百分点，对世界经济增长的贡献率，即当年中国GDP增量与世界GDP增量之比，1978年是2.3％，2006年上升到14.5％，仅次于美国的22.8％，居第二位。近年来，中国经济总量连续超越意大利、法国、英国、德国，居世界第三，今年上半年出口又首次超越德国，居世界第一。总结这段历史，有几点是值得认真总结的经验。一是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经济体制改革及其对外开放成为30年伟大变革的主题。“四人帮”倒台后，中国人民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再次踏上民族复兴的现代化征程。中国“百废待兴、百事待举”，又一次面临新的抉择：是发展经济以及进行相应的经济体制改革优先，还是扩展人权、自由、民主，进行政治体制改革优先？此问题也可简化为民生优先还是民权优先？邓小平和中国共产党人的伟大之处，就在于在前苏联模式、匈牙利模式、南斯拉夫模式、东亚模式、欧美宪政模式的争论和探索中，走出了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这是历史的选择，凝结了党心民愿，因为国家及民族的生存竞争、经济的发展压倒一切，“开除球籍”的恐惧，穷怕了的中国人的发财欲望，促使了中华民族的经济复兴优先于政治体制改革而成为首要目标。现在，无论是在生产领域，还是在消费领域，无论是生产方式，还是商业模式和消费形式，无论是现代都市的生活，还是现代科技与工业产品的快速普及，中国的“变局”是难以言表的。二是始终坚持清晰的发展战略和明确的思路，并把这种战略、思路告知全体社会成员，以利完成战略目标。最初还是延续三届人大一次会议提出的、在四届人大一次会议上重申的“四个现代化”的奋斗目标。邓小平1978年3月最早使用了“中国式现代化”的概念，1979年12月在同大平正芳的谈话中首次提出“小康”概念，1980年1月政治局听取汇报时他又迸一步提出要按实现人均国民生产总值1000美元的小康标准来设计中国的发展战略。小康概念的提出，第一次把党所倡导的现代化目标直接同人民群众的生活联系起来，并以最简明和通俗的方式加以解读。不久，邓小 平就提出了由“温饱”到“小康”再到“基本实现现代化”的“三步走”的发展战略。经过广泛宣传，“翻两番”、“人均800美元”(后改为1000美元)、“小康之家”成为人们的口头禅而家喻户晓。不管从事什么职业，也不管什么层级，大家都知道自己为什么在干，都有一个努力的目标。这就是一种更高层次的资源整合，是向心力的整合。三是大力发展民营经济。这既是一个突出成就，也是一条基本经验。从某种意义上说，所谓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主要就“特”在民营经济的发展这一点上。从现实看，仅仅依靠国有企业或国有控股企业来发展中国工业和中国经济，是不可能的。而民营经济由于它的地位、活力和实力，假以时日，完全可以成为我国现代化建设的中坚，这对我国民族工业和民族经济的发展意义非凡。四是实行开放战略，充分把握经济的全球化给中国的经济发展带来了前所未有的历史机遇。这三十年，是在完全不同于前三十年的内外环境下发展的，中国的发展得益于世界科技发展的梯度转移引致的产业转移。

我们送走了两个三十年，又将迎来一个新的甲子年。站在历史的坐标上，真是不胜唏嘘。如果前六十年，是中国翻天覆地的六十年，那么从今以后的后六十年，是全面建成惠及十几亿人口的更高水平的小康社会、开拓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更为广阔的发展前景的六十年。在历史的长河中，这是是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六十年，是古老中国由新生而兴盛的伟大“变局”。临渊履薄，更好、更快、更专业地发展，中国又一个甲子的变迁，值得期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