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界过去认為，资本、土地、劳动才是经济成长的要素。1960年代后逐渐理解到，软体面恐怕也相当重要，例如宪法是否奖励经济活动、专利法是否能有效保障新发明。日本在第二次大战后有惊人的成长，但為何从19世纪末的明治维新到1940年之间，没有类似的经济奇蹟？现在发现有一项重要因素：战前的农业部门成长不足，几乎是停滞的局面。
為什麼会这样？主因有两项：(1)农业部门的资源被扭曲了，没有发挥应有的经济效率。(2)农业部门的资本累积不足，导致起飞困难。如果这两项障碍不存在，战前平均每个工人的所得，不致於只有美国的33%，应该可以提升到美国的50%。接著要追问：是哪项因素造成上述的两项障碍？答案可能是：父权制下的长子继承制，迫使长子留在农业部门，不能自由转入城市与工业部门，造成农业部门的资源不效率，以及资本的累积不足。
农业部门的就业人口，1885年时大约1,400百万，占全国就业总数的64%。奇怪的是，这1,400万农业就业人口，一直维持到1937年都没改变。虽然农村移往都市的人数，在1885-1937之间不断增加，但為什麼从明治维新到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前，农业部门的就业人口这麼稳定，不会随著都市与工业部门的增长而减缩？这种奇异的稳定，和其他新兴国家很不相同。背后必然有非经济性的因素，让愈来愈不效率的农业部门，维持固定的就业人数。战前的农业技术，不属於「规模报酬递增型」，若一直维持1,400万的就业人口，农业部门的资源必然会被扭曲而不效率。
在新兴经济裡，城乡（或农工）两部门的边际產出必然不同。如果资源可以自由流动，应该会有一边（城市的工业部门）会愈来愈壮大，另一边（乡村的农业部门）愈来愈萎缩。经济体内的资源（资本、劳动、技术），会流向效率较高的城市工业部门。战前的农村就业稳定，背后的非经济性障碍（即自我设限），应该不是法律性的（否则政府会排除它），而是习俗性的。
有什麼证据，可以说明这项障碍是长子继承制呢？日本是个服从性高的国家，有长子继承家业的观念，但有什麼总体（宏观）的证据，来解说战前农业部门的特殊稳定性呢？有一项较间接的证据：战后的民法修正后，长子就没承袭祖业的义务与经济动机，农业部门的就业人口立刻大幅下跌。单是这点恐怕说服力不足，以下做较全面的舖陈与分析。
若从平均每个工人的所得来对比：(1) 1885年美国工人的所得约是日本的3.4倍，也就是说，日本工人的所得大约是美国的1/3（或33%）。(2) 1885-1940年间，日本工人的收入，稳定维持在美国的30%-50%之间。(3)战后日本经济急速起飞，1947-1972这25年间，日本工人的所得增长5倍；(4)到1990年代初期，美日工人的所得已相差不到20%。这4点说明：1885-1940这半世纪间，有个奇怪的因素，在阻挡日本经济起飞。
再回到前面解说过的农业就业人口，现在用较具体的数字来表达。1885年时稍微多过1,400万，这个数字长期而言持续下降，但到1940年时，也比1,400万少不了多少。简言之，战前农业就业人数非常稳定。但在1940-50年间，这个数字从1,400万不到，飈长到将近1800万。可能是因為在战争期间：(1)都市人口疏散到乡间；(2)工业部门就业困难；(3)农村部门粮食较充足。较特别的是，1950年之后，这条就业线以45角度下滑，2000年时只剩下230万左右。
為什麼农村就业人口，在战后会下跌这麼快？或者反过来问：為什麼农村就业人口的下跌，要晚到1950年才出现？农业不是技术进步快速的部门，亚洲开发中国家的农村，边际生產力早就「小於零」。这表示就业人口过多，早就该被推向都市部门、工业部门、海外。日本政府必然早就看出这个问题，知道经济要起飞的前提，就是农村部门要「减肥」（减除多餘的就业人口）。但為什麼没去做，或做不到？
东京大学的Fumio Hayashi（林文夫），和2004年诺贝尔奖得主Edward Prescott，运用古典成长理论模型，设计「反事实」的计量模拟，得到下列的显著数据。如果战前的农民，完全没有移往都市或工业部门的障碍，那麼：(1)所得会从原本只有美国的1/3，大增到1/2。(2)每个工人的平均资本存量，在1940年时会增加1倍以上。(3)农村的就业人口，在1885年时会从64%减到40%，一路下滑到1940年时会少於25%。(4)农业部门的產值，反而会提高5%左右，因為把多餘的就业人口「推出去了」，边际生產力自然提高。(5)农產品（粮食）的价格会明显上升，对农民的收入很有助益。但从工业部门雇主的角度来看，粮价上升对经济发展不利。或许就是这项考虑，政府没有积极引导过剩的农业人口，移转到其他部门。
其实从江户时期人民就可以自由迁徒，在农工部门间自由流动，官方从未禁止转业。所以农业部门的稳定就业人口，应该是自发性与文化性的。就像美国的Amish族，也是希望根留原地，不愿搬迁，不愿用现代化的技术，即使收入因而减少也在所不惜，这是自发性、宗教性的。日本的父权文化，倾向於要求长子继承家业，其餘诸子可以自由离家择业。那麼没有儿子的家庭怎麼办？日本社会有一套补救办法：从亲戚中过继一个儿子，或在朋友、部属、优秀人才中找寻，入赘之后改姓，称為「婿养子」。
1964-72年间的首相佐藤荣作（1901-75），就是个显例。他父亲原本姓岸（Kishi），入赘后改姓佐藤。荣作的亲兄岸信介（1896-1987）也曾任首相（1957-60）。岸信介原本随入赘的父亲姓佐藤，后来被父亲的本家收作养子，改回本姓。1949年得诺贝尔物理奖的汤川秀树（1907-81），他父亲小川琢治是地质学家，因入赘而改姓汤川。这种运用过继来解决问题的手法，在日本文化裡是常态。例如德川幕府末期的将军夫人天璋院（篤姬），就是从九州萨摩藩一个分家的女儿，先过继给藩主岛津齐彬，再过继给公卿近卫忠熙，提高身份后才嫁入幕府当正室夫人（御台所）。
离题了，回来谈长子继承制。简言之，保守的农业部门，战前奉守「长子继承、诸子自由」的社会规范，使得农业的「总户口数」不变。但都市与工业部门，因為吸纳长子以下诸子的劳动力而增长。这是奇怪的现象：身体左边维持固定的体积，右边却一直增胖。其他新兴经济（如台湾），则是农业部门萎缩，工业部门迅速增长。
為什麼1945年战后，农业部门的就业人口会急速下降呢？主因是1947年日本採用新宪法，也重新修订民法。最重要的是民法第24条，大意是说：对配偶的选择、财產权、继承权、住所选择权，法律应该从个人尊严的立场来制订。在这项精神下，家產的继承权有很大的改变：从长子单独继承，改為诸子平均继承。就算父亲有遗嘱，让长子继承所有家產，依据新的民法规定，长子最多只能分得一半，另一半必须拿出来分给诸子（女）。
日本农村每户的田地通常不大，所以只能由单子继承，如果由诸子继承，就会大家都不够生活。新民法的规定，让长子最多只能分得一半，那怎麼够生活？所以长子就更没意愿留在农村，转而投入薪资较高的工业部门，或生活较舒适的都市。这些农户流失后，农业部门的生產力还能维持粮食的需求吗？没问题，因為战后的农耕走向机械化、精緻化。如果真的粮食不够，还有丰富的外汇存底可以去外国买。
参考书目
Hayashi, Fumio and Edward Prescott (2008): “The depressing effect of agricultural institutions on the prewar Japanese economy”, Journal of Political Economy, 116(4):573-63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