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明华
9月1日,审计署公布54个部门单位2008年度预算执行情况和其他财政收支情况审计结果。审计发现,多报多领、挤占挪用和转移财政资金问题仍严重。其中，民航局、体育总局等39个部门挤占挪用财政资金5.81亿元；多报多领财政资金的有环境保护部、农业部等5个部门本级2035万元；违规收费的有知识产权局、人口计生委等11个部门本级3.37亿元……（9月2日《中国青年报》）
 

看到审计出来的这组数字，作为财政金的供俸者的广大纳税人，一定又是吃惊不小。身居京都的国家部委，几乎无一机构能洁身自好，条条身居要职的机关大鱼，均出现多吃、贪吃、乱吃的灰色现象。他们不是挤占挪用就是多报多领财政金，不是违规收费大建部门小金库，就是转移财政金去抄股或私建企业。而审计署报出的这些数字，几乎年年成为公民为之揪心的震撼习惯。至于如何启动后审计程序，引动审计问责，如何厉行法治、堵截违规的制度性掘进，却一直疲沓。
 

当前，我国行政运行成本在世界上一直跃居前列。有数据显示，从1978年至2003年间，我国行政管理费从50亿升至7000亿，增长87倍，职务消费增长140多倍。一些人官当到一定级别，好像就一定要跟进这种级别应有的“职务消费”；而一些夫人，当丈夫官运亨通时，便可以上演揩油式公款消费的闹剧……而公务招待呢，往往是一车将官员拉到风景名胜区去“封闭式渡假”；而公车消费更为惊人，重庆一个区政府，近日就被网民曝出2006年至2008年的车辆购置与运行费支出高达6071万元。
 

我认为原因有二，一是我国当前财政金监督的法律法规程序在设置不够细密，特别是“三公”浪费多年来一直未得到有效治理，所有的禁烟令、禁出国令、禁吃令，均无以幸免地成为一张白纸；二是按官“分配”的意识一直左右着公款支付动向。记得前年一份资料称，我国一年公款招待2000亿以上，相当于“吃掉”一个三峡工程；而北大法学教授王锡锌更是语出惊人，他在去年11月称，我国公务考察接待费一年9000亿……加上公车私奔和公费医疗等“分配”而至的官员特权，使得我国行政成本极高，行政效率低下。
 

由于有效财政监管的虚置，使得公共财政资源形成一种可怕的按官“分配”的人治局面。诸如小汽车的排气量，办公室的间数，办公设备的档次，个人住房面积，通信费招待费报销等，无以不按官阶梯度来分配，“小官小得，大官大得”。善良的人们总以为靠大小官员的意识与责任觉醒，能改革和完善财政金的监管体制，实际上却约等于痴人说梦，这有点像既得利益者持刀自割肉体一样难以下手。
 

这样，一年复一年，公民就只能聆听原审计长李金华和现任审计长刘家义站在全国人大的报告席上朗读“违规违法财政金”的惊人账单，而这些部委，大不了在会上将头稍埋低一会儿，散会后，即便外面舆情汹汹，也无法动其筋骨。是该引发财政金监管的国家思索了，尽快找准公权运行中的按官“分配”的灰色思维，廓请权力边界，严管公权私用，只有这样才能尽快抑制公权机构打造小金库的冲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