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建国多少周年了？

                                      李 壮 鹰

这些日子，人们都在欢天喜地地迎接共和国建国六十周年。六十岁，对于一个人来说，意味着成熟，也许同时还意味着衰老。但对于一个国家，却是一个极好的年龄，她既积淀了足够的“过去”，而面前又有广阔无限的未来，这才是真正的“年富力强”。

其实国家不怕老，它好像一座园林。北京的天坛公园，一走进门去，建筑古色古香，园中满是合抱参天的松柏，便令人感到一种历史的厚重和文化的浓郁。而走进新修的奥林匹克森林公园，便没有这种感受：其中的草是新种的，花是新栽的，树木都只有胳膊粗细，远远望去，空疏而单薄，没有内涵。它缺少的是一份至关重要的历史厚度，所以也就没有文化的魅力。前清时北京流传一句话：“树小墙新画不古，此人定是内务府”。“内务府”是紫禁城中的一个部门，负责皇上的后勤采购，在里边当官，油水极多，故这些人往往都是暴发户。暴发户作为“新贵”，当然有足够的资本来建园起宅，但他盖的园宅，墙是新垒的，树是新栽的，墙上的画也是现托人新画的。这一片崭新的气象，因为它缺少历史的厚度和文化的重量，所以尽管可以炫人耳目，但不能让人看重和心仪，总觉得那崭新之中有一股俗气。

我国是一个具有悠久历史的文明古国，在国庆即将到来的时候，国人应该感到自豪的，不光是作为年轻的共和国所走过的这六十年可歌可泣的岁月和令世界瞩目的经济进步，还应该是它整个厚重而悠远的历史文化积淀。换句话说，作为一个当代国人，不但应知道我们新中国建国已有六十年，而且也要知道我们“中国”到底已经建国多少年了。

华人明确以“国”为称，在周代就已经有了。但追朔“国”之产生，还不能只局限在“国”这个字上。因为“国”字出现较晚，在它没有出现以前，国家作为事实早已出现，只是不用“国”而用了其他的字。而随着历史的发展，这个字最初所代表的“国”含义也就被人遗忘了，这一忘不要紧，中国的建国历史无形之中就被缩短了几千年。

我们看历史上的帝王世系，在上古帝王的称号前面，往往缀着一个“有”字，比如黄帝称“有熊”，舜称“有虞”、禹称“有夏”，殷、周称有殷、有周，如此等等。这个“有”字，过去学者一直认为是一个可有可无的助字。如清人王引之《经传释词》卷三：“有，语助也，一字不成词，则加‘有’以配之。若虞、夏、殷、周皆国名，而曰有虞、有夏、有殷、有周也”。过去我对王引之的说法也信之不疑，但近来读书，却有了一点新的发现。按，“有”字古通“或”，在上古典籍中经常可以看到这两个字相通假的用例。比如《尚书·洪范》中有几句韵语：“无有作好，尊王之道；无有作恶，尊王之路。”句中的两个“无有”，《韩非子·有度篇》和《吕氏春秋·贵公篇》皆引作“无或”。高诱《吕氏春秋》注曰：“或，有也”。《尚书·微子》：“殷其弗或乱正四方”，《尚书·多士》：“时乃或言尔攸居”，两句中的“或”，《尚书大传》皆注曰：“或，有也”。清人惠栋《九经古义》卷四引郑玄注《论语》也说：“或之言有也”。这就是说，有虞、有夏的“有”，是“或”的同音假借字。而“或”，是古代“域”的本字，朱骏声《说文通训定声》：“有，假借为或，即域字”。按域、囿、國三字，古又同源，盖上古之建国，例以围墙圈定某一部落，名曰“作邑”，亦即今语所谓“城市国家”也。有人说历史上只有西方才有城市国家，其实不然，中国最早的国家也是城，“國”者，城墙（口）内之域也。城内为國中、域中，城中人为國人，而城外即国门之外也。故“有虞”即“虞之域”，亦即“虞国”；“有夏”即“夏国”也。黄帝是我们中华民族传说中的最早的祖先，其称为“有熊”，则可知我们在黄帝时就已经建国。三国时谯周《古史考》中，曾明确地说黄帝是“有熊国君”（见《史记五帝本纪》裴骃《集解》引）。他判断那时就有了“国”，这是对的。但是他不知道“有”就是“国”，“有熊”即“熊国”；而把“有熊”都算成国号，称为“有熊国”，也就犯了叠床架屋的错误。

当然，黄帝究竟属于传说中的人物，因为时代太久远，不好坐实考证。但推算一下这个传说的原型在历史上所处的大致年代，最“保守”的估计，距今也已有4000年。这也就是说，当我们今天欢庆国庆，为新中国的六十年而骄傲时，也应当为我们的祖国“中国”建国已有4000年的历史而感到自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