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发生金融危机以来，企业高管天价薪酬问题，引起高度关注。近日，国家六部委联合下发了一个文件，《关于进一步规范中央企业负责人薪酬管理的指导意见》，这个《意见》被称为“中国版限薪令”。《意见》的具体内容相关媒体多有报道，此处不再重复。总的来说，这个《意见》将使得央企高管的薪酬得到控制，用参与《意见》制定的苏海南先生的话说：“央企国际化，央企高管的薪酬不能国际化。”这个表态显示了当前国内对于“国际化”态度的微妙转变。
    曾几何时，在国内诸多领域，改革的目标就是“国际化”，“与国际接轨”、“国际惯例”经常成为让人无话可说的尚方宝剑，明明觉得不太对头，也难以理直气壮地反驳。“国际化”似乎成为不容置疑的唯一选择。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越来越多的人意识到，“国际化”、“国际惯例”并非天经地义，也并非总是合理。对于中国来说，实践经验使得我们开始慎重对待“国际化”。针对央企高管薪酬的《意见》，是对“国际化”态度转变的又一个例证。由此，我们可以有底气地说：对中国确有价值的东西应该国际化，不符合中国国情的某些东西，就不应该国际化。以后别再拿“与国际接轨”来堵人们的嘴。
    但是，《意见》本身也有值得讨论的地方。首先它只是针对央企的高管；其次，对于央企在全球范围内招聘的人才，《意见》的约束较少；第三，当我们说央企高管的薪酬不能“国际化”的时候，其实，世界不少国家都在对高管的薪酬做出限制。某种程度上说，限制高薪正是当前的“国际化”趋势。因此，中国版限薪令又显示出与世界上流行限薪的不同。中国的限薪，针对的是央企，并没有针对具体的行业。但是，国际上的限薪趋势，主要针对的是私人银行家。两者的背景和结果并不相同。
    美国金融危机发生后，华尔街的贪婪成为众矢之的，美国首先发出对金融企业高管薪酬质疑的声音，随之，欧盟也同样对金融企业高管的薪酬产生普遍的反感，要求限薪，要求“封顶”，要求监管的声音不绝于耳。在欧美社会，金融类企业大都是私营企业，政府直接干预私人企业管理层薪酬是很少见的现象。这个现象说明，欧美国家再次（上一次应该在二战之前）意识到，金融业已经成为整个社会经济最大的危害源头，个别金融巨头的行为，已经严重伤害到社会的整体。以至于政府不得不跨过企业自主权利的门槛，直接干预。但是，我认为，意识到金融业的危害，与解决这一危害并不是一回事。欧美国家限制金融业高管薪酬的措施，未必能改变金融业的危害。欧美限制金融业高薪的做法，能否产生实际效果，效果能维持多久，说实话，我认为值得大大地怀疑。
    金融危机的爆发，在欧美国家的民众中，引发了对于金融家整体的不满，有的金融家被打耳光，有的被辱骂，有的被刺杀，有的自杀。欧美社会对于大众的这一普遍情绪并没有做大量的宣传报道，限制金融企业的薪酬，只是对这一民众情绪的回应，体制决定了它未必能产生真正的作用。要真正解决这个问题，光从薪酬下手，没多大用，金融家有很多方式躲避这些硬性规定。只有改变金融企业在整个经济活动中的地位，让金融企业只处于为实体经济服务的状态，而不是主导所有经济活动，不是成为最重要的发财手段，才有可能避免金融家的贪婪所导致的金融危机。因此，金融业地位、性质不改变，只限制金融企业的高新，在我看来属于本末倒置，今后还会在这个问题上栽大跟头。然而，在欧美社会，要改变金融业的地位，何其难也。
    所以，我们应该看到，虽然六部委下发《意见》，对央企高管实行限薪，但是，从本质上说，与欧美对金融业高管的限薪，是不一样的。央企限薪是出于社会公平的考虑，主要体现的是缩小收入差距；欧美限薪是出于社会经济安全的考虑，与缩小贫富差距关系不大。央企限薪容易实现目标，欧美金融业限薪不见得能有多大效果。表面上“国际化”的一致，本质上很不相同。因此，我希望国内相关人士看得更深入一些，不要把央企限薪简单等同于向欧美学习，更应该看到欧美对金融业限薪的深刻本质。只有认清这个本质，才能使我们对国内金融业的发展、定位和规划有清新的认识，以避免重蹈欧美金融业的覆辙。
    如果我们只是因为别人限薪，我们也跟着限薪，照猫画虎，只学到一点皮毛，白白错过了认清金融业危害的大好时机，等以后再反应过来，就晚了。欧美目前对金融业的危害有所认识，但它未必能找到排除这一危害的有效办法，只能拿限薪说事。欧美对金融业限薪的目的是避免下一次金融危机，而非缩小贫富差距。中国如果能理解到这一点，就应该从现在起，对金融业有新的认识，从根本上调整金融业的发展定位和模式。否则，只跟着学到一点限薪，白学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