官员财产申报制度，源于瑞典，迄今世界上已在90多个国家和地区生根开花；在亚洲的新加坡、韩国和中国香港、澳门地区，该制度对反腐败和政治清明居功甚伟。

　　在内地，关于官员财产申报的实施，无论业界还是坊间，一直呼声甚高。也因此，早在1987年，时任全国人大常委会秘书长、法制工作委员会主任的王汉斌，在一次会议上就明确提出：“一些国家规定公务员应当申报财产收入，我国对国家工作人员是否建立申报财产制度问题，需在其他有关法律中研究解决。”到1994年，官员《财产收入申报法》正式列入全国人大“八五”立法规划项目。其后十多年，舆论对尽快出台此“阳光法案”的呼声不绝。

　　由于官员财产缺乏透明度，在查处不明财产时，官员往往以“不知道、忘记了”等词汇搪塞了事，致使官员巨额财产来源不明的现象越演越烈。2000年，安徽阜阳原市长肖作新案，夫妇二人一审以受贿罪分别判处无期徒刑和死缓，但对高达1200万元的不明财产，法院最终只能以巨额财产来源不明罪判处有期徒刑五年。

　　俄罗斯总统梅德韦杰夫执政后，掀起了一股反腐风暴，并将财产申报作为突破口之一。梅德韦杰夫和普京以身作则，先后在网上晒出了家庭收入和财产状况。

　　财产申报和公示制度国外在过去的100多年里面有很了很多很好的实践，那么，中国人离官员财产申报究竟还有多远呢？

　　人大法工委的信主任在回答凤凰卫视记者提问时，明显闪烁其词，底气信心不足。他说：“在我们现在的法律体系里面，反腐败的法律制度大概有几个层面：第一，政纪；第二，党纪；第三，行政法，最严格的是刑法。关于四中全会提到的申报制度，我的理解是我们在这个领域的法治建设，可能以法律的形式，也可能是以党纪和政纪的形式，这都是广义的制度建设的内容。”

　　我认为，法律体系、法律制度包不包括党纪值得探讨，党纪和法律是两个不同的概念，不能相互取代。官员财产申报喊了这么多年，作为全国人大法工委的主任，对这一问题的解释怎么至今还停留在可能+可能、狭义+广义的阶段呢？说了等于没说，这就验证了官员财产申报确实非常的难。所以我想，中国人离官员财产申报还有很远的路要走。但社会总是要进步的，再过10年、20年，广义的说，官员财产申报可能+可能成为现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