酝酿已久的事业单位体制改革，终于以“绩效工资改革”为“先发”拉开了帷幕。按照媒体披露的时间表，这一轮改革浪潮似乎会在短时间内即形成席卷全国之势，而首当其冲的也许是“公益性事业单位”，亦即医院、学校和其他福利性事业单位。

　　上半年“医改方案”出台时，便发现有个非常重要的问题似乎没有搞掂，方案所列的政策措施之中，如何解决医护人员人工成本的问题，好像没有提及。一般来说，“公益性事业单位”的主要社会功能或职责，就是让专业技术人员在特定的专业机构中，在本专业的专业价值的统率下，以本专业特有的理论、方法和技术，对服务对象或曰“用户”进行人对人的服务，而且这一类服务通常都带有“公共性”或“准公共性”。

　　在医疗卫生领域曾经出现的“改革不成功”，是因为其“公共性”或“准公共性”被抹杀，取而代之的是“产业化”乃至“市场化”。但追溯其根源，当时一个最主要的“改革动因”，正是以国家财政能力有限为由，大大减少了对医疗卫生领域的政府拨款，并希望靠医院本身“创收”来解决医护人员的人工成本问题。“潘多拉的盒子”一旦被打开，使得后来事态的发展似乎有点失控，医院的经营方向逐步转向产业化和市场化，亦即“利润最大化”的方向。

　　虽然，经过关于“医改”的全民大讨论，除了“市场原教旨主义者”之外，中国社会对“医疗卫生领域不能市场化”基本上达成共识。然而，迄今为止，在“看病难”和“看病贵”的背后，似乎总有一道挥之不去的魔咒——如果医护人员人工成本的全部或大部分仍然指靠患者作贡献，那么，医院的“创收”或曰“趋利动机”这只已经系上的铃铛就仍然会发出不和谐的噪声。

　　解铃还须系铃人，对“公益性事业单位”所需支付的专业技术人员的人工成本究竟采取何种政策，主要靠国家财政，还是靠服务收费，实际上是事业单位改革的关键所在。

　　“公益性事业单位”，按国际惯例，应该就是非营利组织，而此等组织的经营方向就是“非营利”，而且应该对公众明示。非营利的概念应该是很明确的，其基本特点就是“成本核算，收支平衡”。但在中国，这个很明确的概念一直被有意无意地搅成一盆浆糊。或者是把“非营利”与“无偿”、“不收费”等说法同起来，或者是打着非营利的旗号却年年盈利超过9位数。前者在社会福利和社会服务领域很盛行，后者则是政府办的高等级公立医院的习惯做法。

　　在非营利经营中，如何保证专业技术人员的收入，其实方法很简单，就是打入经营成本。在“公益性专业服务”领域，专业技术人员的工资福利待遇要明显高于社会平均水平，这在世界各国是个通例。原因如下：其一，从市场经济的角度看，人力资源的市场配置是一个决定因素。因为与一般劳动者相比，掌握专业知识和技术的专业技术人员总是一个的紧缺资源。其二，从培养人才的社会成本（包括机会成本）看，专业技术人员要高于一般劳动者。尤其是上个世纪90年代以来，专业技术人员个人和家庭负担的教育成本大大增加。其三，专业技术人员接受专业教育所花费的时间更长，因此他们就业的有效时间大大缩短。最后的一点是最重要的一点，因为公益性专业服务的特点是“人对人”的服务，因此人（专业技术人员）的因素是第一位的。以上这些因素，决定了专业技术人员应该获得较高的工资福利待遇。现在的问题是专业技术人员如何获得较高的工资福利待遇？

　　如果完全按市场取向去实现这个目标，应该也能做到这一点。因为专业技术毫无疑问是一个紧缺资源，按市场规律办事，只需将专业技术服务“利润最大化”，卖个“好价钱”便是。产业化、市场化的“旧医改”就是这种思路具体实践，其结果是“不成功”。

　　为什么在“公益性专业服务”领域照搬市场规律，结果会弄得民怨沸腾呢？这是由两个因素所决定：其一，在当代社会中，这些服务大多涉及基本需求，或者说涉及公民在社会领域的基本权利，是每一个公民及其家庭，不可或缺的；其二，在当代社会中，这些服务又大多与社会经济风险相关，是大多数公民及其家庭，尤其是贫困的、弱势的社会群体无法完全依靠本身的能力妥善解决的，只能在政府有效的制度安排下，倾全社会之力来共同解决。在政府和社会的有力支持下，将公民及其家庭在社会领域的基本需求转化为有效需求，这就是政府提供基本公共服务的初衷。

　　综上所述，提供基本公共服务的公益性事业单位的资金来源应该有三：一是服务收费，二是政府补贴，三是社会募捐。从公民个人与家庭来说：有经济能力的应该按公益性事业单位依“成本核算，收支平衡”的原则核定的价格付费；经济能力与核定价格有差距的，在合理地支付一部分服务费用之后，还可以得到政府补贴和慈善援助；没有经济能力的，则完全由政府给予补贴，亦即“政府买服务”。因为收费的价格是已经将全部经营成本考虑在内，所以公益性事业单位只须提供高质量的服务，争取更多的“用户”，就能够实现非营利经营的目标。

　　在用了这么大的篇幅讨论了“非营利经营”及政府和社会的责任之后，我们可以进入正题，来讨论“即形成席卷全国之势”的“绩效工资改革”。所谓绩效工资，顾名思义，就是事业单位的一部分工资要按“绩效”来进行分配。这个改革思路，显然与国有企业改革从“打破大锅饭，砸烂铁饭碗”开始是如出一辙。从解决专业技术人员的工资福利待遇看，可能也是一个突破口，应该受到真正有能力、肯干活的专业技术人员的欢迎。然而，虽然高层领导也已经再三表态：不会减少事业单位工作人员的收入，但“被改革”的对象们仍然十分忐忑不安：

　　首先，对于非营利经营，中国社会似乎并没有形成共识。要么市场化，要么靠政府，大多数人对事业单位改革的前景仍然持如此极端的简单化的认识。显然，如果要保证事业单位工作人员的收入不会减少，那光靠“存量”可能是不够的，现在的问题是“增量”从何而来？怎样才能真正做到在用户付费、政府补助和社会募捐三者之间左右逢源。

　　其次，如果没有“增量”，而是在“存量”中重新分配，亦即拿出相当一部分工资或补贴重新由绩效来决定，那么，“绩效”如何界定，由谁来界定，更重要的是由谁来操作，这些十分关键的问题如何解决。近年来，事业单位的“官场化”倾向实际上越来越严重，叠床架屋的机构设置，衙门风范的“功能组织”，统揽大权的“后勤保障”……令人不放心的是，真正浪费“皇粮”的滥竽充数者反倒可能是有权决定以上与“绩效”相关的政策的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