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妍
藏富于国不如藏富于民，这是每次新征税种时民意的呼唤，却也正检视着政府的税收道德。当地方政府在财政过度依赖于房产时，不是去思考如何调整城市的产业结构，增大其他产业的基点，反而把目光放在与国民福利不甚相关的一些新税种开征上。而这，又怎能逃过税收道德的审视呢？
一场席卷全球的金融风暴，在让包括房地产在内的无数企业声言要抱团取暖之时，也让极度依赖房产税收的地方财政陷入一片寒意的困顿——由于房地产业萧条导致房产税收下降，致使年初全国地方财政收入出现几年来少有的负增长。而随着近期房产税收的逆转，地方税收才最终得以回暖。
“房地产业一感冒，地方税收和财政收入就打喷嚏。而这进一步可能导致政府宏观政策受到影响”，基于这种地方税收过于倚重房地产的认识，在近期的省会城市地方税收理论研讨会上，一些地方税务官员建议，在目前条件下，可以考虑开征环境保护税、遗产税和赠与税。（
地方财政过于依赖房地产，进而导致针对房产的政策调控不能有效推行。甚至在房地产出现量价齐跌的正常调整之时，出于地方财税的考虑，倒逼地方政府出台救市政策，打乱了房产市场的正常调整。从此角度来说，摆脱房产税收依赖，开辟新税种，似乎也是地方政府保持财税收入的不二选择。
只是，这样的设想还必须有一个前提条件，正如德国学者瓦格纳的所说，新税种的开辟必须坚持正义原则，征税要有合法依据，也必须以国民福利的增加为目的。这或可称之为政府的税收道德。与政府的税收道德相对应的却是，国内税收很大程度仍只是在单方面强调国民缴税的义务状态——民众有缴税的义务，而监督税款如何使用的权利却几乎处于缺失。在这样的语境下，税收在人们的潜意识中，很大程度是政府的收入，是民众为政府服务的工具和手段，而逐渐脱离了税收征收的本质——取之于民，用之于民，旨在为国民增加福利。
打一个不恰当的比方，税收好比是民众集结而成的公共服务费用，政府就是民众委托的经理者，它要利用这些公共服务费用，为民众提供公共产品和公共服务，从而改善民众的公共保障条件。因为这笔税款来源于民众，也因此，政府利用税款为民众服务的过程，就必须置于民众的监督之下。是以，政府的税款征收是否合理，哪笔专项用于某处的税收用在了别处，税收是否存在不加节制地滥用，税收成本是否太高，这些问题也都必须经过民意的考量，让民众清晰地监督。而这，也正是政府税收的道德范畴所在。
回到此次考虑通过开征新税种，以此转移财政对房地产的依赖上，征收的环境保护税、遗产税等，似乎也都没有问题，一个旨在保护环境，一个旨在贫富调控。可问题却也正在于，这些取之于民的税种开征，是否符合程序正义的考量？是否从开征到具体实施细则都征求过民意的选择呢？从另一个角度来说，比如环境保护税，其征收的税款是否能真正用于民众环境保护的改善，是否有一套行之有效的监督程序，以确保这个税种使用的正当性。这些，也都是现在一味提倡征税，却没有在税收使用的监督上，税收使用的国民福利性上做文章，人们所面临的困惑。
藏富于国不如藏富于民，这是每次新征税种时民意的呼唤，却也正检视着政府的税收道德。当地方政府在财政过度依赖于房产时，不是去思考如何调整城市的产业结构，增大其他产业的基点，反而把目光放在与国民福利不甚相关的一些新税种开征上。而这，又怎能逃过税收道德的审视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