备忘：余秋雨如此剽窃章培恒教授文章

　　作者：金文明

　　过去，有谁会把“剽窃”二字跟作家和学者余秋雨先生联系在一起呢?不会，我好像从来也没有听说过。因为这样的事情，涉及一位备受多方推崇和舆论关注的海上闻人的声誉和尊严，实在非同小可，所以谁也不敢乱说。记得去年我在
《石破天惊逗秋雨》一书中指出余先生用错了“致仕”这个古词，有人就愤愤然地出来为他打抱不平，“义正辞严”地警告我：“如说‘余秋雨连致仕是什么意思都不懂’，那却必须举出确切证据来，否则就是对余秋雨的诬陷。”你看，讲
余先生用错了一个词，尚且可以安上一顶“诬陷”的帽子，那么没有证据而说他“剽窃”，恐怕更要被定为双料“诬陷”而告上法庭，罚得个倾家荡产了。所以，以往那些“嫉妒”余先生的人，尽管说过不少批评他的话，但“剽窃”二字还是
不敢随便出口的。

　　然而今年6月，苏州的古吴轩出版社推出了余先生一本以旧充新的昆曲研究专著《笛声何处》。我在认真拜读时，对其中阐述清初剧作家洪昇思想成长过程的一段文字产生了怀疑。现将原文转录如下：

    洪昇在幼年时期就跟随陆繁弨学习，稍后又从毛先舒、朱之京受业。陆繁弨的父亲陆培在清兵入杭州时殉节而死，繁弨秉承着父亲的遗志，不愿在清廷统治下求取功名。毛先舒是刘宗周和陈子龙的学生，也是心怀明室的士人。同时，与
洪昇交往相当密切的师执，像沈谦、柴绍炳、张丹、张竞光、徐继恩等人，都是不忘明室的遗民。这些人物的长期熏陶，自不能不在洪昇思想中留下应有的痕迹。加以洪昇的故乡杭州，本就受着清代统治者特别残暴的统治，不仅当地人民处于
“斩艾颠踣困死无告”的境地，连“四方冠盖商贾”也“裹足而不敢入省会（杭州）之门阀”（吴农祥《赠陈士琰序》）。而在洪昇的亲友中，又有不少人是在清廷高压政策下死亡、流放和被逮的。例如他的表丈钱开宗，就因科场案被清廷处死，家产妻子“籍没入官”；他的师执丁澎也因科场案谪戍奉天。再如他的好友陆寅，由于庄史案而全家被捕，以致兄长死亡，父亲陆圻出家云游；他的友人正严，也曾因朱光辅案而被捕入狱。这种种都不会不在洪昇思想中引起一定的反响，因此，在洪昇早年所写的诗篇里，就已流露出了兴亡之感，写出了《钱塘秋感》中“秋火荒湾悲太子，寒云孤塔吊王妃。山川满目南朝恨，短褐长竿任钓矶”一类的诗句。（《笛声何处》第133—134页）

　　这一大段文字，是有关洪昇父辈、师执和好友等社会关系及交往经历的专论，用的是正宗学术著作的写法。它叙事翔实，逻辑严密，条理清楚，语言洗练，没有刻意雕琢和故作惊人之笔的现象。特别是包罗内容非常丰富而又高度概括，涉及的人物多达18个，还谈到了清朝初年著名的科场案、庄廷鑨《明史》案和伪太子朱光辅逆乱案等。这段多达435字的论述要言不烦、惜墨如金，跟余先生过去其他学术著作的行文风格迥然有别。在我的印象中，余先生喜欢采用文学的手法，追求语言的散文化、诗化，以吸引读者的眼球为第一要务。一个普通的观点和见解，他往往会驰骋想像，神游万里，不惜笔墨，纵情挥洒，敷演成长篇大论来炫才逞博。且看他为了说明“艺术灵感”这一概念而写成的文字：

　　恰如一场风暴之后突然风息雨霁，滋润的山川荡漾起一种宁静的和弦；恰如一个旅人气喘吁吁地爬山，偶尔回首见到了脚下蔚蓝色的大地；恰如繁忙喧嚣的一日终于过去，夕阳和炊烟交织成一个醉人的黄昏；恰如长时间的劳作后在垅间麦垛上打盹，做起了一个有关收获的梦；恰如在疲惫不堪的人生艰途上，不经意地回想起了童年在母亲膝下戏嬉的时分；恰如现代都市中发现一座古庙，让人立即追忆起了这个城市的创业历程；恰如在令人沮丧的无边沙漠中找到了一泓清泉、一片树荫，让人小憩之后重新抬起变得清明了的眼睛来打量美丽的瀚海…… (《艺术创造工程》第一章五“混沌澄澈”。上海文艺1987年版，第41--42页)

　　这些形象鲜明的铺陈描写，犹如一首色彩斑斓、情景交融的散文诗，读来锦词丽句，美不胜收，但过后细细回味，它能够让人准确地把握“艺术灵感”的真谛吗?恐怕很难。这里且不论开头那句完全自相矛盾的比喻：“山川荡漾起……宁静的和弦”；就拿最后一句“在令人沮丧的无边沙漠中……打量美丽的瀚海”来说，也足以把人弄得目瞪口呆。“瀚海”不就是“沙漠”吗?“在令人沮丧的无边沙漠中”，怎么又能去打量美丽的“沙漠”呢?这种鬼画符一样的呓语实在有点匪夷所思，大概只有“创造性文化族群”中领袖群伦的余秋雨先生才能创造得出来。

　　通过以上的比较分析，我想读者大概可以了解我对余先生那段论述行文风格的怀疑，不是毫无根据的瞎说了。

　　但怀疑尽管怀疑，如果不知道那段文字的出处，不经过仔细查实，我是绝对不会也不敢把“涉嫌剽窃”这样的屎盆子扣在余先生头上的。

　　引起我进一步查核这段文字来路的原因，其实纯属偶然。说来也真凑巧，意想不到的事情偏偏让我给碰上了。不过余先生如要追究这件丑闻曝光的始作俑者，那么除了我以外，恐怕还得牵扯到复旦大学的章培恒教授，因为炮弹是他提供的，尽管属于无意识。

     去年冬天，我由于对余先生的历史散文指错，跟章教授发生了一点文字上的纠葛。为了准备辩论，我找来章教授的几部著作仔细拜读。其中有一部《洪昇年谱》，因为搜罗广博，考证详密，深受我的喜爱，差不多读了两遍，对一些著名的人物和史事比过去熟悉了不少，所以时隔半年，再来读余先生的这段文字，就觉得似曾相识。仔细回想一下，很自然地就把余先生和章教授联系在了一起，但这种联系，只是因为他们二位都写了洪昇。

     在当今的学术界，研究同一个历史人物或事件的不同学者，经常会互相参考、引用对方的观点和成果，再进一步发挥、创新，推动学术研究向着更高的层次提升和发展。这本来司空见惯，不足为奇。所以当时在我的脑海里，还根本没有出现“剽窃”的概念。我从书架上拿来章教授的《洪昇年谱》，首先查找的是清朝初年的一位高僧正嵒（也作“山”字头下加“品”或“岩”）法师，因为余先生把他的名字误成了“正严”，我想看看章教授是否搞错。谁知翻到“前言”第4-5页，刚读了几句，便感到有点不大对劲，怎么章教授的话，说得跟余先生像一个模子里刻出来的?即使他们二位心有灵犀，但遣词用语也不可能完全雷同啊!在好奇心的驱使之下，我便逐字逐句地仔细核对下去。真是不核不知道，一核吓一跳。这两段由两位都是著名学者撰写的同一个历史人物洪昇的专论，竟然不多不少，都是435字!而且不但句句相同，词序和语序完全一致，就连用字和标点也达到了99.5％以上的高度密合(所不同者，仅仅是余先生写错了一个人名和引错了一个字)。这种情况，恐怕只能有一个解释，那就是其中的一位抄袭了另一位。究竟谁抄谁呢?查一查两书的出版年份，就可以真相大白了。章教授的《洪昇年谱》问世于1979年，余先生的《笛声何处》杀青于2004年，后者比前者足足晚了25个年头。但我的朋友老辛指出，《笛声何处》一书，纯属“两碟冷菜的拼盘”，其下篇的全部内容，都是从余先生1985年出版的旧著《中国戏剧文化史述》中原封不动地照搬过来的，虽然时间上推了19年，但仍然晚于《洪昇年谱》6年。由此可以得出结论：是余先生抄了章教授的，而且还是梅开二度，两次“作案”!

　　这一剽窃行为，通过拙作《文章千古事，岂能乱弹琴》在6月23日的《中华读书报》披露以后，引起了京、沪、宁、粤等地学界的哗然。据北京某大学一位朋友来电告诉我，那天好多教授一见面就问：“《中华读书报》看了没有?”一时之间，余秋雨“涉嫌剽窃”成了广为传播的新闻，跟苏州市内大小媒体正在连篇累牍地颂扬“大师”的风光场面形成了鲜明的对照。上海的读者是6月25日下午才看到《中华读书报》的，当晚8点，一位戏剧界的前辈来寒舍串门，见面就说：“你去年那本22万字的《石破天惊逗秋雨》，最多轰动了一下，力度还不够。
今年这篇6千字的文章，才真正算得上石破天惊!”他坐下以后连连摇头说：“想不到啊想不到，你最后那段谈涉嫌剽窃的文字我看了两遍，还几乎不敢相信这是事实。余秋雨为什么要这样做呢?真是不可思议!”他抬起头来看着窗外，似乎在凝神遐想，然后不无惋惜地说：“我认识余秋雨的时候，他还是个小青年哪！
     1985年，不过39岁。孔子说：‘四十而不惑’。他当时还没到不惑之年嘛!急于求成，一念之差，应当稍加宽贷。我看你就算他抄袭，别再说剽窃了!”

　　另一位北京的中年教授给我来信说：

　　现在是学术腐败成风，剽窃别人成果拼凑成自己专著的事儿太多了。余秋雨抄这点东西，跟那些剽窃大户比起来，简直是小菜一碟!不过，作为一个红得发紫的文化明星，其“范型”(此词余秋雨常用)的意义和“榜样”的力量是无与伦比的。这一次就看社会舆论和余秋雨及其追星族怎么来对待了。如果道德法庭的主持者仍然一如既往，熟视无睹，消极怠工，噤若寒蝉，而余秋雨本人则照样 “坐地日行八万里，巡天遥看一千河”，任凭浪打与风劈，看你谁能奈我何?或者让旅欧途中还在天天读《行者无疆》的小兄弟们跑出来冲着您吼一声“破书”!
    再蜻蜓点水地说上一句“生活中总是少不了误传，谁知是谁传给他的，不能把责任全归到余秋雨头上”(见《文学自由谈》2004年第3期《挑错与挑错之不同》)，这场风波也就会轻轻松松地被化解掉。那么，其结果必然是，教育界、学术界的主管部门，今后就别再去抓什么抄袭剽窃等腐败行为了。因为你抓谁谁都不服，他反而会瞪大眼珠，发出不平的呼喊：“为什么余秋雨干得，咱就干不得?!”

　　还有一位喜欢刨根问底的朋友，一天吃饭时咬我的耳朵：“章培恒教授是不是知道这件事?他有什么反应?”

　　就我目前了解的情况而言，几乎所有的议论者都属于“嫉妒”大师的人群，就是还没有听到大师本人及其崇拜者的声音。限于篇幅，我不可能在这里一一介绍了。

　　下面再就这次“剽窃”的定性问题谈点个人的看法。

　　关于抄袭435字算不算剽窃，目前还有少数不同的意见。认为够不上“剽窃”的人提出，根据《现代汉语词典》的解释，“抄袭”和“剽窃”的含义并不完全相等，两者的程度是有轻重之别的。让我们先来看看该词典的说法：

　　[抄袭]①把别人的作品或语句抄来当做自己的……(1998年版145页)
　　[剽窃]抄袭窃取 (别人的著作) ……(同上，971页)

　　通过对这两条释文的比较，有人就认为：“抄袭”的内容包括别人的整部 “作品”和部分“语句”，而“剽窃”的定义则在“抄袭”后面加上了“窃取”，并且抄袭的内容是别人的整部“著作”，仅仅取其部分语句，似乎还不能算“剽窃”。现在余先生抄的只是不长不短的一段，因而还是定为“抄袭”比较恰当。

　　但当我把这种意见告诉给一位法律界的朋友时，他对我莞尔一笑，说：“大段地抄袭别人的学术研究成果，怎么不算剽窃?”说罢随手翻开桌上的《辞海》，让我看“剽窃”—条的释文：

　　[剽窃]抄袭；窃取他人的文字以为己作……(1999年版缩印本230页)

　　他接着说：

　　《辞海》的解释，显然是把“剽窃”和“抄袭”同等看待的，而且也没有 “著作”这样的限制词，只说“窃取他人的文字”。“文字”既能指整部著作，也可以是大段的语句。余秋雨抄袭的这部分内容，不是一般的空泛描写，而是富于学术含量的历史人物专论，完全算得上货真价实的剽窃。再拿前些年发生的一个实例来看，有所高校的一位中年教授，并没有窃取别人的整部著作，只是作了部分的抄袭。事情曝光以后，被学术界一致认定为剽窃，从此批评有加，连绵不断，搞得声名狼藉，至今还抬不起头来。

　　朋友话中提到的“富于学术含量”这六个字和他所举那位高校中年教授的例子，都很有说服力。我们给“剽窃”定性，不仅要看字数，更重要的还得看它内容的学术含量。例如有人从他人文章中抄了“天更蓝，水更清，大地更绿，空气更新鲜，环境更优美”这样的描写性词语，内容简单，字数也不多，凡是耍笔杆子的，都会很容易地写上一段大同小异的句子，用不着花许多工夫。真的有人抄了，而且被发现曝光，也最多笑话几句，没有谁会说他剽窃。但余先生抄的那段文字，长达435字，篇幅占了整整一页，特别是学术含量相当丰富。我在前文说过，它是阐述洪昇思想成长过程的专论，涉及的人物有18个，而且还介绍了清初的科场案、《明史》案和朱光辅逆乱案，每个案例都只用一两句话来概括，显示出原创者章培恒教授为搜集、熟悉史料所付出的艰辛劳动和在古代文史方面的深厚功力。即以文中所说“他(洪昇)的友人正岩，也曾因朱光辅案而被捕入狱”
这句简短的话来看，章教授是在广搜博采的基础上，选引了《三冈识略》、《净慈寺志》、《清波小志》、《稗畦续集》4部文献的6条史料，进行认真排比归纳才写出来的。余先生在抄袭时，竟然把主要人物正嵒法师的名字也抄错了，足证他不但不熟悉这一历史事件，而且连章教授摘引的资料也没有仔细阅读，如果让余先生自己去搜集，真不知道他从何下手，又到何年何月才能完成。这就是一般人难以言喻也无法用字数多少来计算的学术含量。至于文中涉及的其他16人，章教授几乎对每个人的家世、出身、学业、仕宦及交游等履历，都作了详尽的征引和说明。如果要全部细读消化，恐怕得用上许多天时间。正是由于这些原因，一向治学浮躁，经常杂事缠身、行迹匆匆的余先生，自然会感到不胜其烦，于是伸手拿来，一抄了事，就成了最简便易行的办法。

　　综上所述可知，余先生抄袭的内容，有着丰富的学术含量。凭他当时的学问功底和浮躁的治学心态，不可能在短期内将史料搜集齐备，并撰写成达到章教授这样水平的文字。抄袭前既没有征得原作者的同意，抄袭时又不注明引自何人何书。直到19年后故伎重演，再出新著，仍然不采取任何补救的措施，继续把别人的研究成果攫为已有。这样的行径定为“剽窃”，难道还有什么疑问吗?

　　对于其他学者的研究成果是否充分尊重，可以反映出一个人的人和文德。最近我审读了复旦大学骆玉明教授写的《简明中国文学史》，发现他论述《三国演义》的一段文字，可以拿来跟余秋雨先生作比较。骆教授在谈到“关羽温酒斩华雄”一回的艺术特点时说：

　　和《三国演义》全书风格的一致，这里的文字也是相当简略的，但仔细阅读，还是颇有趣味。当时身份只是“马弓手”的小人物关羽针对袁绍“上将未至”的叹息挺身“大呼”而出，足见他的骄傲；袁氏兄弟作为世代贵族出身的军阀看不起这等低贱之徒，他们的表现却仍有区别：袁术极为浮躁，袁绍则有意让关羽一试，却又担心被华雄所笑，见出他的虚荣和缺乏决断。而曹操始终表现出他的识力与机警。最后关羽提头掷地的动作，再一次证明他是勇武的，也是无礼的。他们的行为均与自身的品性相关，而各人的结局也在这里就有了预兆。

　　这段论述篇幅不长，只有213字，还不到余先生剽窃章教授那段文字的一半。但骆玉明教授却在本页之末特地为它加上了一条注释：“这一节分析参考了夏忠清的《中国古典小说史论》。”你看人家，仅仅参考了一下同行的观点，论述又完全是用自己的语言来表达的，尚且还要专门加注说明，以示不敢掠美。这种看似平凡的做法，其实在骆玉明教授和许多专家学者的心里，早已成为天经地义的行为规范。他们的人品和素养跟余先生相比，不啻有霄壤之别。

　　最后，还有一桩发生在前天的小事使我想再唠叨几句。据6月27日《中国青年报》载，目前中学生中抄袭的现象泛滥。重庆有个高考学生的一篇作文得了满分，一查竟是从文学杂志上抄来的。这丑闻让余秋雨先生知道了，他在接受记者采访时，一本正经地告诫说：

　　这种现象一定要改变。要让他们知道精神劳动中的抄袭行为是不道德的。我们在教学生写作技巧的同时，还要进行道德修养教育。

　 　话确实说得一点不错。但是在了解了余先生连续两次涉嫌剽窃行为的人听来，会有一种什么感觉呢?如果谁出来反问一句：“既然不道德，那您为什么也去干呢?”不知道余先生将会怎样作答。公众人物应当具备的最重要的道德品质，就是“诚信”二字。失去了“诚信”，再漂亮动听的言词，也只能是自欺欺人的伪善说教。因此，在这类事情上，窃以为余先生已经丧失了说三道四的资格，除非你上台来现身说法，痛陈当年失足、今春再犯的“学术苦旅”，然后得出深刻教训，以儆效尤。只有这样，才会重新取得人们的谅解。然而，余先生在电视、报纸特别港台媒体上，始终是以温文儒雅的君子形象出现的，你要他一下子改演相反的角色，确实很难。听说西方的许多哲人，都具有自我忏悔意识，而中国的古贤虽然也有“正人者必先正己”，“责己重以周、责人轻以约”等自我修养的格言，但更强调的却是外向型的“化民成俗”、“诲人不倦”。到了现代的经济社会，凡是上得了台面的文化名人，精心包装、刻意美化还来不及，哪有把自己思想、经历中曾经有过的斑渍污点拿出来曝光自责之理?像巴老、邵燕祥先生这样心怀坦荡、足以彪炳史册的真君子简直是凤毛麟角。有鉴于此，所以我这回对余秋雨涉嫌剽窃的问题，只是披露曝光，不抱任何不切实际的幻想。因为直到今天，他对自己“文革”中无法回避的一般政治错误还在挖空心思地粉饰，你怎么能指望他在“剽窃”这样的道德人品问题上去触及灵魂、自我反省呢?

　　唐代大诗人李白的《横江词》之五有句云：“郎今欲渡缘何事?如此风波不可行!”他这里指的是自然界的险恶风浪。在人类社会里，也同样存在着导致生命的航船樯倾楫折的危险，必须高度警惕和克制，绝不能因为彼岸有着令人艳羡的财宝而贸然涉足。学术研究中的剽窃行为，不就是这样一种风波吗?余先生当年还没有成名，大着胆子闯了一下，总算福星高照，偷渡成功；19年后的今天，他已名满天下，却还要再来一次暗度陈仓，不知道究竟图的什么。

　　古人说：“一之谓甚，其可再乎?”越轨败德的事情，怎么能因为一时无人发现而心存侥幸呢?所谓“天网恢恢，疏而不漏”，余先生当年自以为干得神不知、鬼不觉的剽窃行径在今天的曝光，又为这句流传千古的名言提供了一个有力的佐证。

　　(原载于2004年第4期《文学自由谈》。收入本书时作于补充和修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