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诗经•大雅》集录“惠此中国，以绥四方”八字，中国作为地域、文明与民族
共同体之称谓，已逾五千载。即以周（真公）共和元年（公元前841年）计，距今也近
三千年，“新中国”（1949－2009）仅约为其五十分之一而已。太史公两千多年前就曾自
命：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宋儒张横渠一千余年前也曾自诩：为天地
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今人切勿甘为此短暂时世之形象代
言人。我们必须贯通地超宿命地以全球性历史视野为当下中国扫瞄，不如此无以奢谈“中
国形象”或“中国使命”。
“三千年未有之大变局”（李鸿章）、“四千年大梦之唤醒”（梁启超），无疑是近世
中国命运与使命最无奈、最英勇、最悚惕的咒语式警示，也是世界历史从未面临的特异
悬案。粗略估算，已逾十代国人六十余亿人次身陷此一大变局、大觉醒，中国近两百年
的全部心智、骨血和神髓，几乎悉数耗散于此亘古未有之解析、应对之中。各种迹象表
明，中国即将突破这一变局，终结这一大梦，但是中国究竟何去何从，却远未尘埃落定，
中国何去何从，仍然是未定之数，——中国同时成为自身和世界的共同负担、共同责任。
五百年以来、次第出现、先后相续的地理大发现、文艺复兴、宗教改革、工业革命，
启蒙运动和社会政治大革命，不仅使欧洲的历史发生了突破和革新，而且前所未有地改
变了世界。它们似乎禀承着另种“天意”，不可遏制地向一切文明和一切民族进发，它
们创造了一种崭新的文明，第一次宣称自己属于并代表全人类，破天荒地以某种普遍有
效、普遍适用的的普适价值的名义，以征服和救赎世界为己任，其秘密是：价值、利润、
市场；其工具是：科学、技术、贸易；其口号是：自由、平等、博爱；其目标是：人类、
世界、宇宙；其边界是：无限、永恒和终极真理。
中国与世界的关系发生了历史性的位移，中国不再是“中央之国”，礼仪之邦，中
国成为世界文明的边缘地带，中国文明沦为最古旧、不开化、半野蛮的化外之物，成为
西方文明觊觎扩张的最后疆域，也是西方最难理喻、最难充塞的神秘帝国。中国的固有
优势和传统精华，遭到严厉的审视和置疑，中国的独特命运，中国与西方的关系，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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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世界的地位、影响和前途，都必须由中国并不熟悉和快意的语词、逻辑和法则来分析
判断。这究竟是中国的福份还是祸端，世界的吉兆还是凶像，尚无人洞悉。
“君子反求诸己”，“认识你自己”，东西方古代哲人的不朽告诫，神意地适用于今
代中国。没有一个民族能够悖离天地间的常情，每一个民族都领受着某种天命，按其内
在本性，在人类历史舞台上充任天定角色。极而言之，上帝垂青或厌恶某个民族，成全
它走向荣耀和拯救还是任其堕入深渊，必先促其反躬自省，必先促进接受庄严的精神洗
礼。
中国精神及其外在历史的悲剧，就在于它拒绝“精神”，尤其缺乏建立“内在”精
神的天然能力，因此无法从生命本体上建立自由所需要的基础，黑格尔对中国文化的绝
望与他关于世界精神和精神辩证法的理论通过马克思－列宁传输到中国之间，乃是西方
精神对中国最奇特的胜利：
没有哪个国家像中国一样，在两代人时间里经历了世所罕见的政治迷狂和经济发
展，积累了如此之多的精神创伤和物质膨胀，引起了如此之多的侧目、惊愕、嫌恶、歆
羡、怖悸、效颦、置疑、逢迎、遏'_'_____萠梴制；没有哪个民族像中华民族一样，臣服于梦魇般的
现代偶像崇拜后，如此疾速地转向道德虚无主义和拜金主义，数以亿计的生命对财富、
感官、享乐和一切世俗“成功”的欲求被刺激到人类社会不曾出现过的程度、规模；没
有哪个时代像今天一样，各种冲突、矛盾、隔膜、危机，文明、野蛮，古旧、现代，贫
困、富裕，落后、发达，专制、民主，封闭、自由，群盲、精英……，几乎在一切领域
都充斥着无数悖论；没有哪个时代像今天一样，不仅决定着一代人的安危祸福，而且承
载着无数代人的期许托付，影响着未来若干代人的生存和意义，没有哪一代人像我们这
一代人一样，面临着中国和世界都不曾面临的情势。
我们正处于一个前所未有时代，它最为激动人心的前景是，经过五个多世纪的接触，
冲突、交流、融合，东西方正在突破奠基于两千多年前轴心时代的文明范式，走向一个
建基于经济、贸易、科技发展之上的物质全球化时代，并且势所必然地走向一个价值、
艺术、文化、理想，融汇了所有民族特性的精神全球化时代。
“万物并育而不相害，道并行而不相悖”，中国古代思想的高明庄严，正在被世界
历史证实。从世界历史视野看，我们正处于人类共同文明的初始阶段，曾经从列国并争、
诸子蜂起的春秋战国时代升华、结晶，被秦火焚烧、被异族统治却一直潜存于中国精神
生命之中的东方智慧，也正从“花果飘零”的绝境走上“返本开新”的新路。2006 年
12 月5 日，华裔美国史学家余英时先生荣膺美国国会图书馆克鲁奇人文社科终身成就
奖，他以《我对中国文化与历史的追索》为题的答奖词中指出：
如果历史可为指引，则中国文化与西方文化之间对基本价值似乎存在很多重叠的共
识，毕竟中国的“道”讲的就是承认人类共同的价值和人类尊严。如今我更坚信，一旦
中国文化回归到主流之“道”，中国对抗西方的大问题也将终结。
我们分明看到，站在当今世界最高文化荣誉奖台背后的，还有从孔子到唐君毅，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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庄子到胡适的全部中国精神先贤，中国不仅是一种世界物质力量，中国更是一种世界精
神力量，中国不仅赋有自我拯救的天然责任，中国更有与人类共同获救的神圣责任。
迄今为止，中国的世界形象依然严重失真、严重扭曲。中国闻名于世的依然只是秦
始皇及其长城、兵马俑，只是成吉思汗及其金帐汗帝国，只是大清天朝帝国及其义和团，
只是鲁迅及其“阿Q”、“狂人”，只是四千年“吃人”的传统，只是古董、武术、气功、
乒乓球，以及非典。
迄今为止，中国在精神上依然只是西方现代世界的偏远地区，中文只是世界少数民
族方言，中国依然是一个令人困惑、费解、望而生畏的国家，甚至如马克思所称，依然
是先进、文明、法制和人道的“欧洲的直接对立面”，封闭在一种“野蛮的、闭关自守
的、与文明世界隔绝的状态”里，实行“普遍奴隶制”和“腐朽的半文明制度”，是“总
体保守”、“总体反动”的顽固堡垒。
西方不可能真正体察中国的困境、积怨、焦虑和危机，也不可能真正领略中国的气
质、抱负和理想。中国拥有东、西方两百年间遭遇、冲突、激荡的复杂经验和深重教训，
中国经历了东、西方集大成专制主义最野蛮、最残暴、最反动的黑暗时代，中国悠久博
大高明神奇的真精神至今隐而不显。
三千年来，中国在“上帝缺席”的苍茫时空中，独自发展出伟大的人文主义精神；
两千年来，中国“充实光辉”、“大而化之”的圣贤人格，在征战杀伐的无道天下依然生
生不息；一千年来，中国在漫长窒息的专制王朝之外坚守着“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
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的宏肆悲愿；一百年来，中国历经腥风血雨，厄运交错，
民族生命与民族文化空前分裂；六十年来，中国的祸患和灾难几乎达到人类能够忍受的
极限，中国几乎沦胥到了精神灭绝乃至民族衰飒的境地；直到毛泽东死后，直到现代极
权主义的原始淫威滥施殆尽，直到所有中国人从史无前例的浩劫里挣扎还世，直到苏俄
解体、东欧易帜，直到西方现代思想和中华传统精神先后初照神州赤县，中国才终于开
始驻足于历史的分水岭，终于可望且能够以自己博大精深的德慧、修齐治平的成人成贤
成圣之道、“协和万邦”、“世界大同”、“天下一家”的崇高理想，正大、坦诚、自信、
尊严地遇合西方主流文明和全球普世价值，实现中国现代复兴，造福人类，毕其功于一
役。
欲改善、矫正和升华自身形象，中国可谓任重道远。
首在“恢复中华”。复兴中国悠久博大的精神与信仰体系，将人立于天地间，国立
于天地间，立于天地永恒、无限与神意之间，立于形上与终极世界。
恢复中华人神共存共建共荣结构。世俗国家、政权、政党放弃信仰宰控，还精神、
灵魂与民，恢复人天合一、对话、感应的祭祀传统。对天地、祖宗、先烈先贤实行法式
大祭，建立中华忠烈堂和先贤祠。
重建中华道德伦理世界，倡行贤良品格、君子风范和圣贤气象。摒弃一切专制、等
级、特权、尊卑、贵贱，鼓励慈悲、同情、怜悯、兼爱等人性之美善高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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继承中华人文风教，表彰变法维新，允公允大，厚古惜今，重申人禽之辨、文野之
辨和生死之辨。
无神论、唯物主义和包括马克思列宁主义在内的一切西方思潮、理论与学说，只能
作诸子百家之一，不享有宪法强制推行之特权。所有研究、信奉者只能以平等、独立和
自负经费、时间方式对待之。非意识形态、非政治化是中国人文精神恢复与发展之必要
前提。
重建中华史学统绪，公开、公正、理性、客观研究、批判、反思与总结二十世纪。
恢复历史原貌，还前人以公道，辨清善恶是非。开放一切禁忌，解除所有摧残人民身心
自由的钳制，恢复天赋人权的全部内涵与外延。一旦中国人在法律和事实上达到西方社
会已经享有的各种精神、政治、文化、社会、经济权益，中国面貌自然为之改观。
千条万绪，中国形象只能将世界公认的现代文明价值体系与自己古老而独特的智慧
与经验相结合，摆脱东、西方数千年专制毒化和人性恶素的伤害，才能赢得举世尊重。
一个如中国这样几乎吸收了全世界正义与邪恶的庞大民族，一个对人类负有天定影响和
责任的生命共同体，不可能总是选择荆棘之途，不可能长久拒绝仰望星空倾听内心良知
召唤，不可能永远走不上通向历史破晓时分的正道。
自 价值中国网合作单位——欧美同学会 “国家形象与具有国家感染力”论坛上的发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