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府或应让危机有控制的释放出来

某种意义上说，危机也是社会经济可持续发展的一种必要阶段和过程，正如人的身体一样，偶尔感染一下头疼脑热，有利于身体清除一些有害的病菌在身体内的繁殖，同时增强身体的免疫力，反而可以有效避免致命性疾病的发生。同样，适度的经济危机实际上是对资源错配、结构失衡的一种矫正机制，如果通过外力强制把可能发生危机的因素给呵护起来，表面上、短期内看起来更利于发展的延续，但实际上却让危机的内因在体内继续积累发展，当实在无法通过外力遮盖的时候，就会以更具破坏力的方式表现出来。就像去年发生在奶业的三聚氰胺事件，相信事先有很多的政府管理机构有很多机会发现苗头，但乡愿式的绥靖管理最终导致了一种破坏性的行业危机。

这次金融危机，即使我们不以阴谋论的眼光来看待美国的所作所为，但应该相信美国政府是在已经有了充分权衡之后才引爆了雷曼兄弟的破产，这就是一种有控制的危机释放方式。而包括中国在内的其他国家则是在被动的情况下突然承受了海啸的冲击，幸运的是中国有相对充足的资源和高效的政府措施及时应变，避免了被瞬间击垮的危险。尽管各种指标已经呈现出复苏的迹象，从危机的演化轨迹来说，只是走过了两个阶段，去杠杆化（通过政府信用和宽松的货币政策来补偿）和去库存化（通过政府补贴、政府投资来补偿），现在包括主要的采购经理人指数的回升应该主要是去库存化之后的补库存的过程。从导致金融危机的深层结构性原因分析，下一步还要经历去产能化和结构调整的周期，石油、铁矿石等大宗商品价格的快速回升说明，如果没有产能的调整，基础原料制约将会很快对经济增长形成反压。去产能和结构调整尽管看起来不像前两个过程那么轰轰烈烈，但因为触及骨髓，会更加漫长和痛苦、艰难。

房地产没有经过真正的调整在经济刺激计划之下死灰复燃并不是好事，在中国经济转型和升级没有完成的情况下，房地产价格的进一步上涨将对实体经济形成制约，做为主要的非贸易品，房地产价格的上升提高了实体经济的基础成本，而实体经济的升级由于受制于一些诸如技术积累、国民素质、文化、社会的组织化程度等长期变量的制约，不可能迅速提高。没有产业结构的升级和社会组织程度的提高，盲目快速的城市化可能会带来灾难性的后果，所谓以工业化和城市化为支撑的房地产长期利好就会失去基础。

遭到热议的国进民退问题，实际上也和产业升级与转型有关，理论上，更富活力的民营经济应该成为产业升级的主力，而把重要、基础但风险性小的产业留给国有大公司，但由于政策、金融等方面的不到位以及其他一些基础资源的约束，民营经济向产业升级方向突围的动力不足、路径不畅，所以导致两种经济体挤在一起竞争，才显得挤占和争夺以及抱怨。在某些核心产业对民营经济市场限制的同时，由于国有垄断企业的特殊性，也应该对其市场边界进行限制。

要完成经济转型，一些痛苦可能还是必须要经历的，事先做好金融稳定和社会保障的防护工作，对政治风险和社会风险进行必要的隔离的基础上，对经济风险进行有控制的释放，会更有利于经济社会的长期持续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