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外开放打破了长期闭关锁国的封闭状态，使中国融入国际社会主流，开创了历史的新纪元。它与改革相结合，是决定当代中国命运的关键抉择，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必由之路。三十年来，中国对外开放成就卓著，对外贸易飞速发展，成功地利用外资并加大“走出去”力度，先后加入三大国际经济组织且影响力与日俱增。中国经济取得举世瞩目的成就，从一度濒于崩溃的边缘发展到总量跃至世界第四、进出口总额位居世界第三，人民生活从温饱不足发展到总体小康，贫困人口大大减少，为世界经济发展和人类文明进步做出了重大贡献。[①]

 

一、中国对外开放的进程

总结中国三十年来对外开放的发展历程，可以将其划分为四个阶段：从1978年改革开放起到20世纪90年代初的试验探索阶段；从1992邓小平南方讲话到20世纪末的全面开放阶段；从2001年到2006年以加入世界贸易组织为契机的体制全面接轨阶段；2007年后对外开放进入新阶段的互利共赢阶段。

    （一）试验探索阶段

该阶段从1978年改革开放起，至20世纪90年代初，以重点开放沿海地区、建立经济特区并赋予特殊优惠政策为主要特征，经历了一个由点（经济特区）到线（沿海开放城市，由线到面（沿海经济开放区）逐步推进和深化的过程。

1978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拉开了对外开放的序幕。在开放初期，中国政府确定了“重点开放沿海地区，逐步向内地开放”的战略，先发展东部地区，带动中部和西部地区发展。按照此项战略，1979年7月，批准广东省和福建省率先实行特殊政策和灵活措施。1980年8月，批准深圳、珠海、汕头、厦门四个经济特区。1984年5月，进一步扩大对外开放的步伐，开放沿海的天津、上海、广州等14个港口工业城市，在对外贸易、利用外资方面赋予更大的优惠政策自主权。1985年2月，将珠三角、长三角以及闽南地区的51个市县开辟为沿海经济开放区。1988年3月，将沿海经济开放区扩展到北方沿海的辽东半岛、山东半岛、以及其他沿海的一些市县。1988年4月建立海南经济特区，1990年4月建立上海浦东新区。1991年3月，继1988年批准北京市设立新技术产业开发试验区之后，再批准21个国家级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②]至此，中国的对外开放区域从沿海个别地区和少数城市，扩展到了广大沿海地区，开放形式也由经济特区扩展到高新技术开发区等多种形式。在此阶段，以改革促开放，在工业、价格、科技等领域对经济体制进行改革，保障了对外开放试验探索的成功。

    （二）全面开放阶段

以1992年春邓小平南方讲话为标志，中国的对外开放进入全面开放时期。1992年3月，中国开放黑龙江、吉林、内蒙古、新疆、云南、广西6省（区）的13个市、镇，形成了沿边开放的雏形。同年8月，进一步开放重庆等5个长江沿岸城市，以后又增加宜昌等为长江沿岸开放城市，形成了沿江开放格局。同时还开放了哈尔滨等7个边境、沿海地区省会（自治区首府）城市，以及太原等11个内陆地区省会（首府）城市，对外开放逐步向内地推进。十四大要求进一步扩大对外开放，形成多层次、多渠道、全方位开放的格局。十五大要求“完善全方位、多层次、宽领域的对外开放格局，发展开放型经济”。期间，在经济特区、开放城市和其他开放区，还兴办了多个经济技术开发区、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和保税区。另外，在此期间，党的十五届五中全会关于“十五”计划的《建议》指出：“实施‘走出去’战略，努力在利用国内外两种资源、两个市场方面有新的突破。”

在这一时期，中国对外开放的特点表现为：一是开放的战略格局开始由沿海经济特区向内地扩散，对外开放扩大到全国各地和国民经济的众多领域。二是开放的战略重心开始由体制试点向全面制度建设转型，由政策导向逐渐向市场导向转变，如深圳、厦门特区已开始逐步对外商投资企业实施国民待遇。[1] 三是以开放促改革，对外开放的发展不断对贸易、金融等领域的改革提出要求，尤其是在复关/入世谈判过程中，不断对外贸体制、外汇管理体制、宏观经济管理体制进行深入的改革。四是兼顾区域平衡发展。如发挥中心城市的作用，加快资源富集区的开放开发，鼓励沿边省区积极参与周边国家的次区域经济合作，建立边境自由贸易区与跨国经济合作开发区。[2] 1999年3月，正式实施西部大开发战略。之后又先后提出了振兴东部老工业基地战略和中部崛起战略。总之，在此阶段，中国的对外开放度不断大幅提高，全面开放的格局逐步形成。

（三）体制全面接轨阶段

2001年12月11日，中国加入WTO，标志着中国的对外开放不仅按照自己的时间表逐步展开，还将在国际制度规范下开放。对外开放进入一个崭新的阶段，即由有限范围和领域内的开放，转变为全方位的开放；由以试点为特征的政策性开放，转变为在法律框架下的可预见的开放；由单方面为主的自我开放，转变为中国与WTO成员之间的相互开放。中国做出了广泛的入世承诺，不仅包括影响货物贸易的边境政策和国内政策、影响服务贸易的政策、与贸易有关的知识产权制度，而且在宏观经济体制和政府管理体制方面都做出了说明和承诺。[③]中国政府切实地履行了各项入世承诺，通过大幅度削减关税水平，逐步取消非关税壁垒，进一步放宽服务市场准入，促进了中国对外贸易的迅速发展。中国顺利通过了WTO每年一次的过渡期贸易政策审议，获得了WTO及其成员的肯定。

之前的对外开放带有明显的政策性开放特点，依靠优惠政策推动出口、鼓励外商来华投资。WTO框架下的非歧视、透明度等原则使这种政策性开放的空间缩小。入世后，通过清理、修订和颁布与涉外经济、贸易、投资和知识产权有关的法律法规，逐步建立起适应市场经济需要，符合WTO规则的统一、透明的法律体系。新制定的《立法法》、《行政法规制定程序条例》等法律法规使立法公开进一步制度化、规范化，《行政许可法》对政府行为的透明度提出了更加严格、具体的要求。总之，通过切实履行入世承诺，中国的对外开放进入了从体制层面全面与国际规范接轨的阶段。

    （四）互利共赢阶段

    党的十七大报告不仅提出要“完善内外联动、互利共赢、安全高效的开放型经济体系”，而且要“奉行互利共赢的开放战略”。一方面，中国将坚持对外开放的基本国策，把“引进来”和“走出去”更好结合起来，扩大开放领域，优化开放结构，提高开放质量，完善内外联动、互利共赢、安全高效的开放型经济体系。另一方面，中国将始终不渝奉行互利共赢的开放战略，涉及四个方面的内容：一是处理与他国的关系，将继续以自己的发展促进地区和世界共同发展，扩大同各方利益的汇合点，在实现本国发展的同时兼顾对方特别是发展中国家的正当关切；二是对于现行国际规则的看法，将继续按照通行的国际经贸规则，扩大市场准入，依法保护合作者权益；三是关于发展中国家问题，支持国际社会帮助发展中国家增强自主发展能力、改善民生，缩小南北差距；四是关于处理经贸摩擦问题，支持完善国际贸易和金融体制，推进贸易和投资自由化便利化，通过磋商协作妥善处理经贸摩擦。从最初提出对外开放，到利用国内国外两种资源、两个市场，再到明确提出互利共赢的开放战略，中国的对外开放已经从立足于提升自身竞争力的适应性开放，进入到全球化视野下以更加主动的姿态积极参与经济全球化的战略性开放阶段。[3]

 

二、中国对外开放的成就

三十年来，中国对外开放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对外贸易迅速发展，在世界贸易中的地位不断上升，贸易结构、贸易流向、贸易方式和贸易主体均趋向优化。1978年，进出口总额为206.4亿美元，到2007年，进出口总额则达到21738.3亿美元。尤其是入世以来，中国对外贸易每年跨入一个新的台阶。2002－2007年，进出口贸易年均增长27.5％，累计实现贸易顺差6294.3亿美元。[④] 服务贸易总体规模不断扩大，从1991年的107亿美元增长到2006年的1928亿美元，增长了18倍多。截至2008年3月，外汇储备达到16821.77亿美元。[⑤] 吸收外资不断跃上新的台阶，外商直接投资稳步增长，占国际直接投资的比重不断提高，成为名副其实的世界吸引外资大国。2007年实际使用外商直接投资（含银行、证券业）高达826.58亿美元。“走出去”战略实施良好，对外直接投资取得了较大的进展。2007年，非金融类对外直接投资达到187.2亿美元。积极开展国际经济合作，2007年，对外承包工程完成营业额406亿美元，对外劳务合作完成营业额67.7亿美元，对外设计咨询业务完成营业额4.9亿美元。[⑥]这些数据均较对外开放初期有了突飞猛进的增长。

对外开放促进了对外经济活动的迅猛发展，也推动了中国经济的持续、快速增长，“中国增长奇迹”引起世人瞩目。2007年，中国已经成为世界第四大经济体，国内生产总值达到246619亿元。[⑦] 2003年10月，美国高盛公司发布的题为“走向2050年BRICs”的报告，预测中国的经济总量将在2045年以前超过美国。[4] 2007年，美国国家经济研究局（NBER）指出到2040年，以购买力平价核算的中国GDP将占全球的40％。[5] OECD也预测，按1999年购买力平价折算，2015年中国的GDP总量将超过美国而跃居世界第一；到2030年，中国的GDP总量将是美国的1.38倍。[6] 世界银行在2007年12月公布的《2005国际比较计划》中，承认之前曾高估了中国以购买力平价计算的GDP总量。尽管如此，根据新的统计，2005年，中国以购买力平价计算的GDP总量是5 3332亿美元，占世界的比重为9.70％，位居世界第二。[7] 总之，尽管具体的数字不同，赶超的具体年份也不同，数据也可能不十分精确，但趋势是明确的。[8] 大量的国外文献将中国视为“另一个超级大国”，渲染中国实力快速扩展的一面。[9]

中国正成为具有世界性影响力的大国。对于发达国家而言，中国的快速增长对其具有庞大的利益。一方面，中国作为世界经济增长的重要动力，推动了世界经济体系的稳定发展，这对现有体系的获益者发达国家而言是有益的。另一方面，中国不断开放的市场和日益庞大的进口能力，为发达国家的贸易和投资提供了机遇，“中国机遇论”正取代“中国威胁论”。[10] 同时，在处理全球性问题上，中国正在成为发达国家的伙伴而非“搅局者”。在此背景下，中国开始被视为国际体系中一名负责任的“利益相关者”。对于发展中国家而言，由于所处的经济发展阶段类似，中国对某些发展中国家带来了一定的竞争压力。然而中国的进口也在快速增加，尤其是将更多进口资源和劳动密集型产品，这为其他发展中国家提供了机遇。[11] 在利用直接投资（FDI）方面，尽管有发展中国家担心中国对其是一种竞争，但大量的文献证明，担心对FDI的全球竞争是没有根据的。[12] 总之中国与发展中国家是伙伴的关系。对于最不发达国家而言，中国是以新的“伙伴和援助者”的形象出现的。例如，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将中国在非洲的多重角色定义为：提供市场者、捐赠者、融资者、投资者、承包人和建造者。[13]

 

三、中国对外开放的经验

三十年来，中国对外开放为什么能取得如此骄人的成就？在国际经济风云变幻之中，为什么中国经济和对外开放事业能持续健康发展？其中有许多值得总结和继承的宝贵经验。在诸多的文献中，这些基本经验包括：以邓小平理论指导对外开放、走渐进式开放道路、开放与改革及发展并举等等。[14] 除了这些基本经验之外，笔者认为，如下“十大关系”既来自对外开放三十年一些成功的经验，也来自对一些矛盾和问题的反思，是进一步扩大开放所要重点关注和解决的深层次问题。

（一）开放与保护的关系

其本质是如何处理利益与风险之间的关系。中国对外开放的目的之一即是积极融入经济全球化，获得收益。三十年的历程证明中国是此次经济全球化的最大受惠国。[15] 加入WTO是中国进一步扩大开放的战略选择，尽管在入世过程中做出了重大的承诺，但事实证明，那些入世程序严格苛刻且被要求做出更多承诺的成员，其在入世后经济增长率较高，经济效益提高的也更多。[16] 然而，扩大开放和参与经济全球化也会带来风险，会带来保护主义的压力。鉴于此，中国的对外开放是渐进的，其实施过程根据不同的需要和考虑，在程度上有所不同，在时间上有所差异，在部门上有所侧重。由于对外开放过程中存在风险，因而需求政府的宏观调控和适度管理及保护。进口风险包括经济因素和非经济因素。经济因素主要包括：扶持重点产业和幼稚产业、国际收支平衡、不公平贸易、公平贸易下的产业损害和市场扰乱。非经济因素主要包括：国家安全、就业和收入分配、区域发展、健康与福利权。出口风险则涉及：重要战略物资、特殊商品、国内供应短缺物品以及进口国市场容量有限、出口经营秩序混乱等情况。因此，中国在对外开放的过程中，也利用各种关税和非关税措施设置了“安全阀”。这是必需的也是WTO规则所允许的。然而，这些管理和保护措施的目的是在于推动开放的平衡发展，规避和化解开放中可能出现的风险，管理和保护不应阻碍开放的进程，应通过符合国际规范的而非扭曲的政策措施和工具来实施。尤其值得注意的是，随着对外开放的不断深入，近来国内对于“国家经济安全”的讨论和关注增多，但其是一个非常模糊和难以具体界定的概念，难以成为衡量的标准，从而容易成为保护主义的借口，这是需要注意避免的。

（二）效率与公平的关系

对外开放具有“推动改革效应”和“增强竞争效应”，可以增进效率，促进资源的优化配置。可以说，在开放初期，中国更关注短期的效率问题，如针对外资的各种优惠措施扭曲了公平竞争的市场环境，“千方百计扩大出口”的方针政策相对忽视劳动者的权益。在入世之后，这些问题逐步得到了解决，如统一内外资税率、实施新的《劳动合同法》、劳动保障体制逐步完善等。

当前，开放过程中体现公平的最重要指标是就业问题。开放提高了生产效率，贸易迅速发展，顺差和外汇储备迅速增加，但同时也带来了诸多压力，如资源价格上升、汇率升值、流动性过剩、摩擦增多等。在此背景下，人们开始反思现有的开放模式，出现了怀疑甚至要求改变现有贸易政策和外资政策的声音。控制外商投资和加工贸易发展，当然可以降低贸易顺差，减少贸易摩擦，减少流动性，也会减少一部分污染问题。问题是，伴随着对外开放而出现的各种问题，足以严重到使中国改变前进的方向了吗？答案显然是否定的。不论采取何种政策措施，都要明确首要的政策目标，抓主要矛盾。目前中国经济社会运行中的主要矛盾是失业率过高。虽然城市登记失业率是4.1%，但这大大低估了失业水平。考虑到国有企业在职冗员和下岗职工、农村隐形失业人口等因素，全社会失业率实际上已经达到了较高的水平，蕴涵着巨大的社会风险。在市场竞争日趋激烈的条件下，就业弹性系数明显下降，失业问题日益严峻。在建立和谐社会中，应该把控制失业率作为宏观调控的首要目标，作为制定开放战略时的首要目标。而中国现有的开放模式，无论是加工贸易还是外资政策都对就业做出了巨大的贡献。因此，中国现有的开放政策不能做出逆转性的改变，只能在有限的政策工具中进行微调，不能寄希望于在短期内解决长期性的问题。

（三）集权与分权的关系

通过适当分权调动地方的积极性已经成为经济改革的成功经验之一。为了推动地方政府扩大出口的积极性，中央政策采取了以下措施：一是放开一部分外贸审批权和一度试行外贸承包制及外汇留成制等方式；二是实行财政分税制，积极利用外资，发展出口贸易，可以为地方政府扩大税基。同时，还可以通过土地出让等方式获得“预算外资金”。对于地方而言，出于政绩考核、财政收入甚至寻租的需要，甚至出现向中央政府“要政策”的局面。同时，地方政府也对利用外资具有强烈的偏好。有些地方政府为了吸引外资，而不惜进行优惠政策竞争。当然，这也助长了区域市场分割和地方保护主义。另外，现有的投融资体制也加强了地方政府干预经济的能力，在投资的冲动下，形成了大规模的生产能力，在国内市场有限的情况下不得不转向国际市场。对2002－2007年间中国易受贸易救济措施的各项产品的统计发现，基本上都大幅增加了生产能力。

    因此，应继续给予地方自主权，允许区域性、地方性的贸易和外资发展战略，但这需要与国家整体外经贸发展战略相统一，应保证国家统一的贸易政策能够在地方得到贯彻实施。在贸易政策的制定等方面，需要建立制度性的中央部门之间以及中央与地方之间的沟通和协调机制。减少地方过度竞争，尤其是在利用外资方面，避免演变成为优惠政策的过度竞争，减少投资的同质低效竞争。同时，还要积极进行财政和税收体制改革，在集权与分权之间找到合理的平衡点。

（四）对内与对外的关系

处理好对内与对外的关系注意包括如下三个方面：

一是对外开放的同时更需要对内开放。扩大对外开放，利用外来资源，有力地提高了中国的生产效率和管理水平。但开放的过程中，充斥着各种歧视性的政策措施，在对内和对外之间以及内部之间形成了优惠措施的不对等，形成了市场准入和国民待遇方面的不对等。在加入WTO的背景下，完善市场经济需要公平的竞争环境，从而要求对外开放的同时也要加大对内开放力度，尤其是加大对民营经济和民营企业的市场开放程度。

二是积极利用外需的同时更需要扩大内需。中国是一个大国，大国不仅拥有规模经济、专业化分工等经济优势，也拥有更大的维护经济安全的优势：大国往往拥有丰富的资源禀赋，从而降低外部依赖；大国生产体系更为完备和多样化，某个部门的冲击对总体经济波动的影响较小；大国贸易依存度相对较低，不易受国际贸易冲击的影响；大国出口产品在国际市场上一旦受阻，可以通过国内市场提供缓和的平台。然而，上述“大国优势”的实现有赖于发达的内需，这也是中国目前经济发展中所面临的突出问题。

三是积极利用外资的同时更需要合理利用内资。在扩大开放的进程中，通过积极利用外资，弥补了资金缺口，提升了资本的技术含量，也推动了制度变革和体制创新。因此，尽管中国利用外资规模已经位居世界前列，外汇储备不断增多，国内流动性出现过剩的局面，但鉴于外资具有诸多内资不可替代之处，中国应继续积极利用外资，拓宽利用外资的渠道。同时，在流动性过程的背景下，中国更需要合理地利用内资。在加工制造业发展相对成熟，各种要素成本上升，利润率下降，“走出去”具有较大限制和局限的情况下，“内资”已经走到了亟需升级换代的阶段，途径有三：加大研发投入，鼓励自主创新，提升现有产业的技术水平；进行产业升级，大力发展装备制造业、精加工制造业等更高层次的制造业；扩大服务业市场准入，大力发展服务业和服务贸易。否则，这些“过剩的”资本就只能涌入资本市场或房地产市场，对宏观经济调控带来更大的压力。

（五）质与量的关系

三十年来，由于过于追求规模和发展速度等“硬指标”，中国外经贸的“量”迅猛发展。相对应的是“质”没有得到应有的重视和改善，主要表现为贸易的效益和利益不高，技术溢出效益不明显，而且代价巨大。首先，在贸易投资在一体化条件下，国际贸易利益不再只属于贸易国，而是分割为几部分由东道国以及母国的有关主体分享，显然中国由于处于分工的末端而获取的利益较少。尤其是占据对外贸易半壁江山的加工贸易，其经济效益较少，对国民经济的带动效应也不强。其次，尽管中国出口产品的技术高度得到了提高，但出口贸易仍以低技术含量的制成品为主，出口产品的技术结构仍然偏低。[17] 而且，中国依赖外来技术的程度较高，[18] 出口贸易尤其是加工贸易的技术溢出效应并未充分地发挥。最后，“出口导向”模式付出的代价是非常巨大的，耗费资源并抬高了价格，环境污染严重，劳工标准难以提高。

总之，贸易尤其是出口的数量不应再被视为追求的目标，而更多的应被视为推动经济和社会发展的工具。[19] 为此，需要放弃“出口创汇”、“千方百计扩大出口”等目标，不要再以数量来考核政府和企业，摆脱“新重商主义”观念的束缚。值得注意的是，目标的调整并不意味着放弃出口，而是强调不再不计成本地发展出口，不再通过扭曲政策的方式扩大出口；强调使各种隐形成本如环境成本、土地成本、资源成本、劳工成本甚至“人民币成本”都能够显示出来，以正常的“比较优势”参加国际竞争；强调通过国际规范的而非扭曲贸易的政策措施和工具来推动出口的发展，继续为出口创造良好的内部和外部环境。

（六）产业之间的关系

发展的阶段性和国际分工的现状决定了中国对外开放的实质内容是围绕制造业和制成品贸易展开的。在已经成为第三大贸易体的情况下，制成品出口导向的发展模式面临着挑战，转型的压力来自国内外各种因素的变化。从国际层面看，庞大的贸易规模和迅速增长的市场份额使得中国成为贸易摩擦的主要目标国。从国内层面来看，“出口导向”的模式扭曲了生产要素配置，支持其发展的比较优势基础也在逐步弱化。首先，劳动力成本上升。随着新的《劳动合同法》的实施，加快社会保障制度建设，提高低收入者的收入水平等一系列组合措施的力度加大，劳动力成本上升，劳动密集型产品出口面临越来越大的挑战。其次，人民币升值压力较大，出口成本将持续上升。再次，能源、矿产资源等的价格上升，环境成本趋于上升，高投入、高消耗、低效率的粗放型增长方式难以为继。最后，税制统一逐步规范了倾向于出口的优惠性政策，高污染、高耗能的外商投资被严格禁止或受到更多限制。由于出口很大程度上依赖于政策刺激，优惠性政策的减少将进一步削弱比较优势。

在此背景下，国内各界开始重视服务业和服务贸易的发展。然而，三次产业之间的关系是相互支撑、联动发展的。没有发达的农业和制造业为基础，服务业也不可能健康发展；落后的服务业水平也会成为制约农业和制造业进一步发展的瓶颈。为此，中国在入世后将服务业的开放作为对外开放的重点环节，希望以此提高服务业发展水平，改善服务提供能力，从而为其他产业发展提供良好的支持。这无疑是正确的。同时，还应高度重视农业和制造业的进一步开放问题，加快升级换代的步伐，三次产业的发展缺一不可。

（七）地区之间的关系

可以说，对外开放三十年的历史基本上是各区域渐次开放的历史，也是以区域优惠政策推动开放的历史。一些省份具有特殊的地位，故而能够获得更优惠的政策鼓励，经济特区、保税区、出口加工区等改革的“飞地”享受着特别的待遇。这些政策一旦给予就很难再取消，许多地方政府依靠政策“租”获得了优先发展。[20] 这些政策的历史功绩不容磨灭。然而，其弊端也是显而易见的。它造成了各区域之间的不平衡发展，也造成了区域市场分割和地方保护主义。这种地方市场分割影响了要素的自由流通，割裂了供给和需求的有机联系，阻碍了国内竞争机制的形成，限制了国内企业的分工协调，削弱了企业的国际竞争力，影响了规模经济的和企业品牌的形成。而且区域市场分割致使各区域迅速将注意力转向对外贸易，不同程度地形成了“对外贸易偏好”。[21] 不仅如此，区域发展不平衡还削弱了宏观经济政策的有效性。例如，人民币汇率的升值或贬值所影响的区域是全国性的，而各地方的情况差别很大，调整汇率政策对各地区的影响也不同，从而削弱了该政策的有效性。

总之，各地区甚至城市之间的竞争是有益的，中国庞大的国内市场也能够容纳功能相近的区域性经济中心。当务之急是，消除地方市场分割，建立真正统一的全国大市场。为此，各界专家学者提出了种种思路和对策，颇有政策参考价值，如深化财税体制改革，在中央和地方之间建立合理的利益分配机制，制定相应的激励政策来减少地方保护行为，使地方政府从竞争性产业中退尽，建立更加科学和适应社会发展的政绩考评体系，建立综合性行政大区管治机构等等。正在热烈讨论的“长三角”、“珠三角”、“环渤海”等区域规划也是一种有益的尝试。改革毕竟没有现成的经验可学，减少行政壁垒，促进资本、人员、货物和服务的自由流动，都对于统一市场建设有益无蔽，有助于“大国优势”的实现。

（八）经济政策之间的关系

在对外开放的过程中，各种经济政策之间的关系是紧密相联的。为了推动贸易的发展，贸易政策改革的核心是不断下放外贸经营权（贸易权）。与此紧密相联的是外汇政策。改革初期，贸易计划和汇率高估使反出口偏向仍然非常强烈。1994年实行以市场为基础的、单一的、有管理的浮动汇率制度，消除了人民币高估现象，为扩大出口创造了有利的条件。同时，贸易与投资一体化的趋势越来越明显，贸易政策和投资政策的协调也越来越重要。事实上，外资企业对扩大中国出口规模和提升出口商品结构均做出了突出的贡献。优惠性的外资政策成为推动贸易迅速发展的重要因素。另外，在经济全球化的背景下，国际间可交易的范围扩大，贸易政策的范围已从边境措施延伸至国内政策领域。贸易政策与国内政策如投资政策、知识产权政策、政府采购政策、环境政策、劳工标准、宏观经济政策等之间已经形成“引一发而动全身”的唇齿相依关系。例如，“双顺差”被认为是造成流动性过剩的重要原因，带来了人民币升值和通货膨胀的压力，给宏观经济调控造成困境。中国经济甚至出现了经济增长率、通货膨胀率、利率、汇率、失业率“五率”不断攀高的“乱像”。总之，各种经济政策之间的联动效应越来越强，给宏观经济调控增加了难度，这就需要在解决问题时准确抓住主要问题的主要矛盾。

（九）引进来与走出去的关系

对外开放也就是利用两个市场、两种资源，而且不仅要“引进来”，而且还要“走出去”。“引进来”的有商品，也有资本和技术，但不能盲目引进。引进商品应进行必要的监督和监控，不能有质量、安全或环保问题，也不能对国内造成大的冲击；引进资本，不仅要注重数量，更要注重质量，还要有引进后的监控机制；引进技术，要注重合适性，更要注重消化吸收和自主创新。“走出去”，包括商品的出口和生产能力的转移，也包括资本的走出去，去投资建厂或购买能源或通过并购等方式获取高新技术。

处理引进来与走出去的关系关键要处理好进口与出口以及利用外资与对外投资之间的关系，尤其是前者。中国应加快制定并实施进口战略，善用进口政策，既服务于自身的经济建设和保障经济安全，又为和平发展创造良好的国际政治经济环境。制定进口战略可以推动经济增长，包括引导进口结构，加大技术引进力度从而实现产业结构调整和经济发展；可以实现进口市场的多元化，以规避国际经济风险，其侧重点是通过区域经济一体化（RTA）的形式来实现；可以保障重要战略性物资的供应，包括通过进口市场的多元化以规避风险、利用庞大的外汇储备充实战略物资的储备体系、通过多种渠道参与重要进口品的定价权。

（十）单赢与共赢之间的关系

三十年来，中国更多的是关注如何提升自己的生产力，增强自身的国际竞争力。毫无疑问，对外开放本身必定是互利共赢的，中国自身的快速发展也为世界各国提供了发展的机遇。然而，不可否认，中国经济的快速增长会对其他国家带来竞争压力，主要表现为：一是价格竞争。“中国价格”形象地反映了中国作为生产者和消费者的优势。这也带来了贸易摩擦压力。中国价格还对他国的宏观经济产生了影响，如2002～2003年中国“出口通胀紧缩”的论调盛极一时，之后，一些人又开始宣称中国“出口通货膨胀”。二是能源竞争。许多国外文献的评价是负面的。三是其它方面的竞争，如中国开始影响市场规则和技术标准，在全球的影响力延伸至金融市场。另外，由于中国在多哈回合谈判中的低调形象，国外要求中国承担更多责任的呼声也很高。这些因素都造成了中国快速增长“单赢”的假象。事实上，在市场经济中，竞争是不可避免的，对各方也是有益的。但在全球化的背景下，竞争也会带来保护主义的压力。为此，中国提出将“奉行互利共赢的开放战略”，更多关注来自外界的诉求，从而为进一步扩大开放，实现和平发展创造良好的条件。

 

 四、结语

    三十年来，中国对外开放分阶段逐步深入发展，取得了重大成就，并成为世界第四大经济体和第三大贸易体，在世界经济和政治中的影响力与日俱增。其中，既有成功的经验，也有突出的矛盾和问题，需要进行及时的总结和反思。展望未来，中国将本着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基本原则，进一步扩大对外开放，积极融入经济全球化，抓住机遇迅速发展，并为世界发展做出积极的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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