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主不是现代西方社会的近代发明，更不是西方所独有的。民主自古就有，它很早就存在于地球上各个不同的文化之中。人类是群居性的，个体独立与群体生活，是人类生活不可分割的两个方面。强调个体，就是强调自由；强调群体，就是强调民主。原始社会由于没有明显的社会等级，群体的重要性往往大于个体，因此，原始社会大都是民主的。如今，在西方人认为“未开化”的原始部落那里，我们依然可以看到广泛而深入的民主方式或民主制度。比方说，被美国人几乎斩尽杀绝的印第安人，他们几千年来实行的都是主要财产的公有制，部落大事都是集体商量决定。实际上，美国人屠杀印第安人时，印第安人内部已经有了较高程度的民主。
在进一步讨论之前，有必要先回答一下，民主究竟是什么？即便在西方社会，古往今来，对于民主的理解也千差万别。比方说，有人认为民主就是社会底层民众不受法律约束的暴政；有人认为，民主就是抓阄，这实际上是体现社会的平等；有人认为，民主是一种法治政府。在我看来，民主的本质就是一个社会内部调节利益均衡的手段。把民主说成是底层民众的暴政，实际上是因为上层社会造成的利益严重不公平，导致了社会用一种极端方式来解决；把民主说成是“抓阄”，实际上就是社会利益分配比较公平，随便什么人当领导都一样，这是一种理想化；认为民主是一种法治政府，无非也就是说，社会各阶层、各团体的利益调节，应该采取法律许可的方式来进行。因此，民主的本质，就是利益调节的手段。
民主作为一种手段，在文字出现前后，形式有所不同。没有文字的年代，民主主要靠开会、争论、讨论。这种方式适合小规模的社团。由于没有文字，每一次开会讨论、争论的结果都无法固定，因此，遇到新问题时，不得不重复进行开会讨论。古希腊早期和灭掉罗马帝国的日耳曼人部落，都属于这种没有文字的讨论式、争论式民主。这也是古希腊时期民主被认为效率低下的原因。从古希腊的城邦民主，到古罗马的皇帝专制，一个主要的原因是，成文法出现，罗马帝国疆域扩大，仅仅靠每事都讨论、争论，已经不能有效地管理整个帝国。成文法将讨论的内容固定下来，提高了社会管理的效率。
讨论式民主与法制民主是有差异的。讨论式民主可以随时进行，因此，虽然效率低下，但是，它可以根据现实的变化，随时调节不同的利益。法制民主容易形成一劳永逸的观念，以为法律制定之后，所有的利益冲突和矛盾都能解决。在社会变化不大的时候，这种观念比较有效。当社会变化迅速，尤其是社会经济活动加快的时候，法制民主往往跟不上利益调节的要求。如果这个社会还没有崩溃，还没有产生利益的武装冲突，这个时候，即使是文字成熟、成文法发达的文明，也不得不经常开会，以讨论改变法制民主的具体规定。例如，中国历史上北宋时期，各种社会矛盾日益尖锐，王安石开始推行变法。变法的主要内容就是制定新的法律。在王安石年代，一个法律的形成，首先由职业官僚充分讨论，形成文字后，选定一个试点地区，将新拟定的成文法张贴出去，让老百姓也参与讨论。几个月后，老百姓的意见充分表达，成文法做相应的调整，然后在试点地区开始实行。试点实行有所成效后，在全国推广。推广之前，也要在各地先张贴，让各地老百姓参与讨论。各地甚至可以根据自己的情况有所改变。它以制度化、程序化的方式，尽可能地实现社会各阶层利益的平衡。
但是，民主本身不是可用优劣评价的道德原则，民主只是一个利益平衡的工具。社会利益平衡结果的好坏，实际上反映民主工具使用的好坏。人们有时称颂历史上的集权君主，因为这些集权君主可以利用集权而实现社会的利益平衡。人们有时候指责底层民众的暴动，例如英国克伦威尔革命、法国大革命，因为，这个多数人的民主并没有实现社会各阶层的利益平衡。此外，像希特勒这样的“民主产物”，造成了巨大的危害，也显示出民主本身不具备道德价值，民主只是一个工具，运用得好，对社会有益；运用得不好，对社会有害。比方说，一个犯罪团伙，一个黑社会，它的内部管理也可以实行民主手段，但它的结果依然是对社会有害的。所以，民主本身不会必然带来符合道德的结果。只有正确使用民主这个工具，才有可能带来人们所希望的道德效应，实现社会各阶层的利益平衡。
如果不是在特定的语境中，那么对于“民主是个好东西”这种笼统的结论性的论述，我并不赞同。民主好比是一把刀，可以杀猪宰羊、切菜剖瓜，方便人们的生活，但也可以杀人；民主好比是一个杯子，可以装满美酒，也可以装满毒药；民主好比一根绳子，可以用于生产，创造财富，也可以用于上吊或谋杀……。民主只是一个工具，这个工具的使用效果，在于使用工具的人，而不在于工具本身。所以，民主无所谓是“好东西”还是“坏东西”，民主只在乎是“好结果”还是“坏结果”。一些崇拜民主的人，经常会对民主伴生的一些现象表示愤慨，他们把这种现象称为“民粹主义”。在我看来，这些民主崇拜者就是把民主当成了绝对的道德标准，因此，不能容忍民主必然伴随、类似“民粹主义”这样的不良现象。如果他们能够理解“民主是一个工具”，不要再对民主抱有天真的道德崇拜，也许有助于他们正确对待民主所产生的不良现象。
民主虽然起源很早，民主虽然在世界各地的文明中以各自不同的方式存在，但是，民主被提升到一个极其重要的地位，确实是工业社会以后的事情。现代社会民主被高度强化，与工业社会有着必然的关系。首先，工业社会对每一个个人的利益影响超越了人类历史上任何时期。工业社会中的绝大多数成员，已经不可能像中国古代农业社会那样，处于“天高皇帝远”的状态，在农业社会有可能出现的“桃花源”，在工业社会已经彻底不可能出现。因此，工业社会中的个人想要逃避工业经济的利益挤压，已经不可能。因而，工业社会的个人利益已很难单独存在、单独维护，它必须与社会发生关联。第二，工业社会从生产到消费都高度一致化，社会组织也高度统一化，社会成员的教育、培训非常接近。总而言之，工业社会造成社会人群在各个方面高度的一致性，由此，个人利益的多样性难以存在，个人利益的高度一致性，成为工业社会的主要特点。于是，一个人的遭遇，在工业社会中往往代表了无数人的处境，它对利益分配所造成的冲击，比人类历史上任何时期都大。第三，工业社会的主要特征之一是国家主权地位的极端化，因而，当国家主权要求国民为国家贡献服务的时候，对于国家主权的分享要求，便成为国家主权与国民之间利益交换的必然。民主被理解为“主权在民”，就是这种状态的结果。从更长远来说，如果国家主权淡化或消失，“主权在民”这一观念也将同时被淡化。
工业社会将社会的核心价值变成了利益，与此同时，工业的生产方式导致大资本在利益分配中占有绝对的优势，因此，在上述几个因素的影响下，民众对利益分配均衡性的要求，几乎以单一的方向涌现出来，从而使得民众的利益要求成为极其醒目的社会现象。因此，如何使用民主这一工具，在工业社会条件下，变成极其敏感和复杂的难题。其敏感在于，民众的利益要求非常集中，稍有不慎，就会形成滔天巨浪。其复杂在于，资本作为工业社会的主导力量，从本质上说，它不存在把利益让给别人的动力。即便把利益让给别人，资本也往往把这种利益的转让变成权力的交换。因而，在工业社会环境中，民主完全成为利益的争夺，利益冲突的尖锐性史无前例。由于资本主义社会的本质是由大的利益集团瓜分社会，因而，资本主义社会面对民众汹涌的利益要求，只有在民主程序上设置复杂防火墙，才能在冲击面前得到缓解。民主工具使用不当的国家，几乎都犯了同样的错误：让不同的利益争夺直接面对。
工业社会过于强调利益还导致严重忽略道德，本来，道德也可以成为利益冲突之间的缓冲，然而，由于追求利益成为工业社会上下一致的共同目标，道德处于很不重要的地位。所有的利益要求，站在各自的立场上，都变得天经地义。换句话说，在工业社会的大背景中，能够最大范围、最大程度统一民众意识的，只有利益，没有其他。然而，提倡实现欲望的社会理论，刺激欲望的商品经济，要么使得财富的总量不足以满足所有人的要求，要么使得利益分配产生严重的不公平。因而，在工业化社会中，民主制度作为一种工具，一旦使用稍有不慎，便容易导致暴力倾向。事实上，很多工业化的民主国家，议会政治中经常出现的暴力场景，完全就是社会现实的写照和预演。民主政治中议会呈现的暴力冲突，实际上是社会暴力冲突的缩小版，因而是一个非常危险的信号，不值得赞扬，也不该将其正常化。
对于中国来说，我们应该保持高度的清醒，西方社会如今那套民主工具的使用方式，不能完全适用于中国。对于中国在新形势下如何使用民主，我认为，有几个方面需要重视。
第一，教育。当我们说犯罪团伙、黑社会都可以使用民主工具的时候，事实上还应该指出这种民主的致命缺陷：缺乏道德。如果我们的教育忽视做人的基本道德，社会上的优秀道德形象得不到推广和学习，社会没有将正人君子作为主流，那么，一群小人的民主，不管程序再完美，不管民主工具使用起来多么娴熟，其结果都是令人厌恶的。没有道德的民主，是丑陋而庸俗的民主。民主这一工具，只有被道德约束，才可能对社会造成有益的局面，否则，民主工具只能导致混乱。
第二，公正。西方民主制度的本质是，利益集团直接冲突和较量。中国要避免以这种方式来使用民主工具。中国应该形成超越利益集团的一个公正的群体，如今的官员队伍可以成为这个群体的基础。官员队伍合理的状况是，与利益集团没有瓜葛，没有明显的或藕断丝连的利益关联。从而使得在中国社会各个利益集团之上，始终保持一个主持公正的仲裁者。官员队伍不应该直接卷入利益冲突，而应该以最公正的道德权威的形象，调节和平衡社会各方面的利益。这种形象也更容易被社会广泛接受。
第三，法制。每个社会都会有矛盾，尤其在当今社会，利益冲突导致的矛盾不可避免。我们不用害怕矛盾，而应该形成解决利益冲突的基本步骤。只要法律的形成和诞生符合公众意愿，法律就是民主工具最后的强制手段。解决社会利益冲突，应该首先使用道德，舆论和媒体是重要手段，当前某些媒体缺乏道德感的现象应该改变。在道德失效的地方，让民主程序发挥作用。如果民主程序也不能解决问题，法律就是最后的选择。
民主是一个工具，中国人很早就会使用。面对当前迈入现代化的新形势，我们应该重新学会民主这一工具的使用方法，并理直气壮表达我们对于民主的解释。评价民主只有一个标准，那就是结果。因此，民主的形式不具备任何道德价值，某一种民主形式就像某一种工具的演化，本身不具有超越其他形式的道德权威。每一种民主形式，只在不同的环境中发挥自己最大的使用价值。而且，历史证明，中国人完全有能力最有效、最合理地使用民主这一工具。对于中国的未来，我们相信，中国人完全有能力继续正确而有效地使用民主这一社会管理工具。
（作者：媒体自由撰稿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