谈中国的信用
商业社会靠流通发展。交易构成了社会的主要互动纽带。流通速度犹靠信用加速。西方社会的信用是用来加快流通的，信用越好流通越快，越赚钱。中国的用信被用来储蓄，阻得了流通，信用越好储蓄越高，越感觉穷。
一个月入一千的人与一个有定息存款十万的人，前者比后者肯消费。国外研究机构调查数据表明，在消费心理上，“活钱（流通）”比“死钱（存款）”感觉更有钱。这就是常言所说的，钱主比钱奴幸福。
著名经济学家茅于轼在“第二届山东经济论坛”上开门见山说：“当前，我国经济增长中遇到的最大问题是总需求不足。为什么？经济学家各有说法。我的解释是，信用不足。”茅于轼认为：“财产权的保护直接与信用有关系。”
茅于轼说，不是小偷和强盗，因为他们只是取个巧，抓起来就倒霉了。历史上，除了革命时期穷人侵犯有钱人的财产，一般情况下，总是有权有势的人侵犯穷人的财产。
他说：“财产权保护的真正含义，就是有权有势的人不能侵犯别人的财产。”
这一点中国经过30年的改革开放己经做到了。所以，才会有了45万亿的民间存款。中国模式对民间树立了一个坚强的公信力。这说明，光有财产权的保护是不够的，有了公信力并不表示有商业信用，真正促进流通的是商业信用。
这就是中国信用与西方信用的差别。同样，南韩，日本和新加坡的储蓄都比中国高，但没有制造麻烦，只有中国受到全世界的封关。茅老认为：“但它们都是比较小的国家。”中国官僚认为：“我们没有办法。”
把人多变成为特权的青纱帐，这是中国的国情的玄妙之处。。
中国的信用被扭曲的原因与多灾多难有关，更与体制有关。茅老的市场经济理论是正确的，只不过在反动的“人多特权论”的威权下，温良恭俭让了一下。
13亿与45亿谁多？65亿与7000万谁多？在战场上，“没有办法”不是突围的活路。只有特权才容忍失职的亲友。
中国缺乏商业信用，才造成生产不为市场服务。中国有9亿农民没有出路，却去为富裕的境外人口生产可有可无的廉价的产品。这种国际“游牧商业群”能调动资源并毁坏环境的运动，只有商业不发达的威权制度才会上勾。所有的中国制造几乎都不是长线产品，犯这类短视的错误，不是一回两回，说明市埸经济在中国太不成熟了。
中国真正的内需市场是农民。当我们认为“没有办法”的时候，出路不是关闭农村市场，，而应开放。每一次开放农民自由，中国就进一步。再开放一点试试，中国的内需方向找准了，储蓄才会有用武之地。这“地”，就是中国土地流转的市场。中国缺乏土地的商业信用。民间资本不敢投向这个中国最大的内需市场，是因为土地资源不开放。
附：
茅于轼：总需求不足祸在信用短缺
“当前，我国经济增长中遇到的最大问题是总需求不足。为什么？经济学家各有说法。我的解释是，信用不足。” 在“第二届山东经济论坛”上，著名经济学家茅于轼的演讲开门见山。
穷国为什么钱多得花不完？
茅于轼认为，我们这个穷国发生总需求不足的情况，很奇怪。一般的发展中国家，是没有钱；而中国是钱太多，花不完，这很不正常。
有数字说，我们生产出的东西，消费掉的只有60％多。根据世界银行的统计，中国的储蓄率在所有大国中间是最高的。比中国储蓄率高的，只有新加坡和韩国，但它们都是比较小的国家。
总需求是由消费、投资和出口减掉进口剩余的纯粹出口部分构成。在我们国家总需求中，出口占的比例只有2％，可见，举足轻重的部分还是消费和投资。
茅于轼认为，消费领域的信用问题，主要是假冒伪劣和价格欺诈。消费是一种交易，一个社会的信用会决定交易费用的大小，而交易费用的高低会影响一个社会的经济效益。
信用短缺无形中增大了经济运行的摩擦力，使企业的资金周转度减慢，效率与效益变得低下。而在信用充足的地方，一笔同样数额的资金，可能交换使用四五次，但遭遇信用危机时，这笔钱可能一年只流动一个来回。
他说：“信用不足不仅影响消费，更重要的是影响投资。”
从根本上讲，一个社会扩大生产能力必须要通过投资。从前，计划经济时代，投资项目总是太多，那时候是投资饥渴症，给多少钱都用得完。
茅于轼说，这种现象很正常，大家需要更多的财富，更大规模的生产，因此必须有更多的投资。然而，现在大家还是希望有更大规模的生产，更多的财富，可为什么缺少投资呢？
“储蓄变不成投资，我们国家现实问题就出在这上面。”他说，现在，银行里存款比贷款差不多多出两万倍。那是不是没人借呢？不是。很多企业家都缺资金。有的项目非常好，就是没钱。“钱是有的，需求也是有的。”茅于轼认为，影响二者结合的障碍是多方面的，但最主要的，就是信用问题。
资本市场与商品市场不一样。商品市场是一手交钱一手交货，信用问题不是主要的。而资本市场是钱的流动，银行里的钱怎么流到企业家手里去，就是靠信用。当然还有很多办法，比如抵押、担保等等，但这些也要靠信用。这样，一个没有信用的人是借不到钱的。而中国总体上讲信用很差劲。“因此，当前总需求不足的问题，根本上是投资问题，投资问题所在是钱流动不起来，钱流动不起来的原因就是信用上发生了障碍。”
信用与财产的界定有关
茅于轼认为：“财产权的保护直接与信用有关系。”
一个社会的财产能否得到保护，首先要界定清楚，其次要保护。二者同样重要。
他说，信用就是要确定，对将来的变化有所预期。如果你对将来的变化捉摸不定，你的财产权就得不到保证，你的利益得不到一个清楚的刻画，那讲信用等于零。
一个发达国家，他的财产权一定是有很清晰的界定，而且严格得到保护。茅于轼说，保护是因为有人侵犯。
谁有权利侵犯别人的财产呢？茅于轼说，不是小偷和强盗，因为他们只是取个巧，抓起来就倒霉了。历史上，除了革命时期穷人侵犯有钱人的财产，一般情况下，总是有权有势的人侵犯穷人的财产。
他说：“财产权保护的真正含义，就是有权有势的人不能侵犯别人的财产。”
茅于轼把人类历史划分成两个阶段：前一个阶段是财产权，特别是穷人的财产权没有保护的阶段；后一个阶段是财产权，特别是穷人、无权无势的人的财产权得到保护的阶段。他说，前一阶段的特点就是争夺，有一个人增加了财产，就有一个人减少了财产，社会总财产没有增加，有时还会减少。后一个阶段，没有特权，想发财想生活得好，只能多生产多创造，努力学习实现财富增长，这条路不会侵犯别人的财产，市场经济就属于后一阶段。
茅于轼说，市场经济有一个特点就是承认每个人有追求利益的权利。我们的社会是从严重的特权社会过渡来的，现在特权越来越减少了，但还有。所以，诚信的基础，说到底，也是市场经济的基础，就是平等和自由，也就是没有特权。他说，当前亟需依法界定财产权。
信用改善是量的问题
对于如何建立诚信社会，茅于轼说，这很难，但也很简单，就是一句话：让守信用的人得到好处，让不守信用的人受到处罚。
首先建立个人信用档案。他说，现阶段不需要对每个人，而应首先对经济活动中的关键人物建立信用档案，如会计师、承包商、经理等。特别要把个人所得税记录，变成个人信用的依据。
茅于轼说，社会丑闻非常有害于社会诚信的建立。丑闻，就是破坏社会信用的消息。一个社会不可能没有丑闻，但必须揭穿它。
他建议，在同业行会中组建讲信用的核心组织，帮助从业人员提高信用，并让讲信用的核心集团得到好处，比如银行贷款比较方便，利息可以降低，可以免除税务检查，工商免检等等，从而吸引别人自愿加入，形成全社会的良性信用循环。同时，这个核心团体要流动，违了规的马上除名，始终保证这个团体有很高的信用。
他认为，改进信用难以突破的一点就是，大家都不讲信用，我讲信用就要倒霉。茅于轼说，信用的改善只有一个办法，从每个人做起。现实一点就是，我做得好一点，社会就会好一点，“信用的改善是量的问题而非质的问题”。
茅于轼说：“增加财富的生产，一直是改革的最主要目标，每年我们都希望经济增长率在7％或8％。但现在财富的增加碰到了信用的坎儿。如果我们不增加信用，那么财富的增加就会出现障碍。”
他说，信用是造成社会福利、创造经济繁荣的条件。他呼吁社会公民：“不要丧失信心，从自己做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