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危机之后，中国出口导向的发展路径不会发生根本的改变。这在一定意义上等同于说，以中国为代表的新兴工业国继续出口，而美国为代表的部分发达国家继续进口，并在中美之间长期存在贸易失衡的局面不会发生根本的变化。这种观点被读者朋友批评为保守，其实不是，我当然知道中国经济存在的那些结构性问题需要调整，这篇文章也正是要谈这些事，但是，在那之前，我们必须要明白，世界经济格局之所以成为现在这样，是有其深刻的原因的。

　　很多人认为，美元霸权和美元无节制地增发是导致经济危机的原因。表面上看来，的确如此，但是，全球失衡和经济危机有着更为深刻的原因。其实，中国和美国之间的关系用一个穷人和富人的故事就能够理解。比如说，那个富人发明了一种技术（信息科技），能够迅速地提高自己的劳动生产率，未来将因此快速地致富，你说，他的消费模式会是什么样的？答案很简单，他一定会想借钱消费，未来总还得起。而那个穷人呢，人比较年轻，正在为养老而储蓄。同时，他没有很好的社会保障，只能增加储蓄来应对可能到来的风险（比如生病）。他的孩子还小，未来要上大学，要结婚，要买房，这都要储蓄。除此之外，穷人的祖祖辈辈都以勤俭持家为荣。……因为这种种原因，穷人需要储蓄。这时，恰好他的富人邻居要借钱，你说穷人会怎么做？当然是借钱给他。只要富人的收入快速增长不是一场梦，那么，富人就愿意向穷人借钱。也就是说，在这个两人世界里，谁是债主和贫富没有直接关系，无论是谁，只要收入增长够快，他就会更愿意借钱消费，就更能够为借钱而支付利息。

　　在全球经济失衡的故事里，中美两国的关系就好像上面的穷人和富人之间的关系，这也是为什么美国人感叹“从来没有一个像中国这样的穷国会成为美国这样的富国的最大债主”的深刻原因。其实，这样的关系对中国未尝不是件好事，只要富人的劳动生产率持续增长是一个事实，那么，穷人就可以通过将钱借给富人的方式来分享富人劳动生产率上升的成果。经济危机的爆发从本质上来说，是因为在2001年网络泡沫破灭之后，美国的劳动生产率增长大量体现在虚拟经济部门，最终脱离了实体经济的真实增长。

　　有人会问了，从数据上来看，好像中国的劳动生产率增长比美国还快嘛，为什么中国人还把钱借给美国人，而不是美国人反过来借钱给中国人呢？这就要讲到劳动生产率的来源和金融市场的功能了。在发达国家，劳动生产率的增长主要是靠教育和技术进步来获得的，也就是说，劳动生产率的增长在很大程度上是因为劳动者自身的人力资本提升了，这样，劳动者就可以通过人力资本的回报来获得劳动生产率增长的成果。即使劳动生产率增长是因为投资所驱动的，也不要紧。在一个完善的市场经济体制下，金融市场的功能在于提高资金的配置效率，同时，健全的金融市场能够让普通劳动者成为小资本家，通过购买股票和债券，普通劳动者也可以分享资本收益，提高收入。所以，不管是通过人力资本回报，还是通过分享投资收益，普通百姓都可以充分地分享劳动生产率增长的成果，这时，他的消费就可以同步增长，全社会的储蓄率就没有那么高了。

　　而在中国，反差就大了。中国的劳动生产率的提高在很大程度上是靠投资推动的，这好比一个劳动力从操作一台机器变成了操作两台机器，生产的东西翻了一倍，但劳动成本并没有增长。这就可以同时解释三个现象：

　　第一，根据英国《经济学家》杂志在2007年9月27日的一篇文章里提供的数据，如果以2000年为基准100，中国在2000-2006年间劳动生产率大约提高到了360左右，而同期劳动成本的增长只达到200，结果是，中国制造的产品的单位劳动成本大概降到了50多一点，以致于中国制造的产品是越造越好，却越卖越便宜，在很多劳动密集型产品上，都几乎是由中国定价了。

　　第二个现象是，从1990年代中期以来，在中国国民收入中劳动所得占有的比重持续下降。当然了，一个劳动力从操作一台机器变成了操作两台机器，增加的收益大多成了投资回报，而没有多少转化为劳动收入。

　　第三，在中国的GDP构成中，投资和净出口的比重越来越高。在劳动生产率增长持续快于劳动收入增长的情况下，必然的结果就是生产的增长快于消费的增长，然后，中国出现了所谓的产能过剩局面。正好这时候美国人想借钱消费，中国人就顺势形成了一边生产，一边储蓄的状况。

　　事实上，如果中国的金融市场完善，问题不会那么大的，可是中国的金融市场偏偏又出了问题。一方面，金融市场并没有充分地将资本配置给最有效率的部门，另一方面，老百姓也没有足够的金融中介，将自己变成小资本家，因为企业发行债券的规模非常有限，很多企业债券也不向公众发售，而股市则更是像个大赌场，老百姓也很少利用股市来获取稳定的股息回报。

　　同时，自己开企业也是难上加难，要面临手续繁杂、制度不完善等一堆问题。中国的国有企业在传统上也基本上不分红，只是在最近才逐步开始将国有股的收益进入社保体系。由于缺乏投资的渠道来获得资本收益，所以，普通老百姓有钱了，大量就只好放在银行里。所有这些问题使得老百姓的收入以劳动收入为主，收入增长不够快，消费增长也就不可能快。在微观上，老百姓消费不足，储蓄过多，在宏观上就成了出口太多，进口不足。

　　其实，可以借助于中国的低劳动成本赚钱的事，全世界的企业家都知道，这就可以解释为什么全球的（包括美国的）资本都喜欢往中国走，在这个意义上，美国人也没有把中国人借给他们的钱全部花掉，而是有一部分又投向了中国。没办法，中国国内的金融市场没有充分有效地让老百姓直接将储蓄转化为投资，结果，老外“帮忙”完成了这个任务。

　　所以，从中国这方面来看，经济失衡的原因在本质上是劳动生产率增长持续快于劳动成本上升的反映，而这又是因为中国人口结构和劳动力市场的问题。作为一个发展中大国，中国有着大量的廉价优质的农村劳动力，这些劳动力进入城市的工业和服务业是一个漫长的过程。这就决定了在我们刚才讲的故事里，那个穷人和富人之间的关系不会发生根本性的改变。当然，这并不是说当今世界不需要结构调整。

　　从美国方面来看，危机过后的劳动生产率是否还可以持续高增长，让我们拭目以待。现在很多人都将希望寄托在生物医疗和新能源上，而且据观察，美国的相关产业的确后劲很强。但是，我猜想，从对于劳动生产率的提升来说，恐怕生物医疗和新能源领域的革新都难以与信息科技相比，你想，信息科技对人类生活的渗透可谓是无孔不入啊，即便找不到工作了，都可以开个网店。如果美国的高科技进入一个相对缓慢的增长周期，那么，中国的出口导向战略就会受到一定影响，但这种影响不是根本性的，因为在未来二、三十年里，美国作为全球技术进步领先者的角色不会改变，中国劳动力低价优质的比较优势也会继续维持一段时间。

　　说中国的出口导向型发展路径不会改变，并不等于说中国没事可做了。如果说根本的问题出在中国的劳动生产率增长大大超过劳动成本增长，那我们就需要回过头来看这是怎么造成的。虽然说中国的人口结构和大量劳动供给是维持劳动低成本的根本原因，但也应该看到，一些结构性的扭曲也加剧了劳动的低成本，这些因素使得中国出口导向型的发展路径显得过了头，如果说改变，要改变的就是这些带有扭曲性的结构性因素。

　　首先要改变的就是劳动力市场的弱劳动保护状况，如果社会保障能够更完善一点，那么，劳动者就可以更多地分享劳动生产率增长的成果了。实际上，弱劳动保护的问题主要还是出现在农民工身上，如果城市的社会保障和劳动保护制度能够更多地与户籍分离，或者通过户籍的扩面来让城市的制度更多地覆盖进城的农民工，那么，也可以弥合劳动生产率和劳动成本之间的差距。

　　此外，政府也需要调整自己的行为，中国政府太过于追求GDP和税收的增长，各个地方之间的GDP增长和招商引资竞争向来激烈，这就加强了资本的谈判能力，而使得劳动者的权益被忽视了。地方政府一味追求GDP和税收的增长，都欢迎大规模投资和资本密集型的项目，而经济增长对于就业和收入的带动作用被放在了次要位置。同样是为了GDP的增长，政府更偏向于基础设施的投资，而不愿意花钱来做对经济发展见效慢的教育和医疗等公共服务。

　　今天的中国，与其大张旗鼓地说要改变出口导向的发展战略，不如看清中国形成出口导向发展路径的原因，更为务实地做些结构性调整，减少对于市场机制的扭曲，从而为缓解全球失衡出一份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