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评的三种底色
笑蜀

我认为，史学与时评之间，有着天然的亲缘关系。时评需要的不只是年轻人的生猛，更需要史家的深刻，史家的老辣。史学训练于时评因此不无裨益。正是基于史学训练，我坚信时评不能写成碎片，不应该仅仅是新闻作品，更应该是历史的底稿，更应该在历史上站得住，十年百年之后，还有人想得起。

这就是说，历史感是我追求的时评底色。这个追求可能一定程度上成就了我的时评，使得我的时评写作至少可以沉稳一些，可以放宽眼量，力求从历史的纵深去把握大时代，写出它的气质，它的挣扎，它的沧桑。而无须那么浮躁，无须事事皆评，时时追风。

信仰是我追求的另一种时评底色。在我看来，时评必须是有信仰的写作，才能给人安慰、给人温暖，也才可以疗治我们时代的精神创伤，因而也才是我们时代需要的写作。时评而没有信仰，那就没有灵魂，没有生命力，纵然躯壳如何华丽时尚。

信仰之于时评，更重要的意义是它能够使人坚韧。当下时评人的一个普遍焦虑，在于言论的无奈无助，无论你说过多少，无论教训多少昭彰，都不能阻止人们在同一个地方被绊倒。同类悲剧不断重复似乎没有尽头。我们仿佛行进于漫长的隧道，谁都不知道，何年何月才能走出洞口。这确实容易使人绝望，使人放弃。而解决这个问题非赖人力，唯赖信仰。唯有信仰能使我们从容面对险阻，唯有信仰能使我们不问成败，超越功利，知其不可而为之。

这也正是我写作时评的基本态度。无论我的家族史，我的个人史，还是我亲见的整个国家的历史，都充满了挫折和曲折。但我从来不知道什么叫沮丧。面对不义我必须大声地抗议，这主要是信仰使然，我的信仰告诉我关键时刻必须站出来，必须尽到自己的责任。我站出来了，我就心安了，如此而已。我只为了我的信仰，现实的如何惨淡，并不在我的计较之中。正视现实但绝不被现实所屈服，只有信仰才能给我这种力量。

公共参与是我追求的时评的第三种底色。我主张时评应该不问成败，超越功利，这是为了不让惨淡现实打击自己的心情，并不意味着我不想影响现实。我的时评就是干预现实，甚至不妨说，我是把时评当做变革的支点。不想当元帅的士兵不是好士兵，同样可以说，不想当意见领袖的时评人不是好的时评人。而意见领袖的一个重要功能，就是尝试用自己的思想、自己的言论来推动公共政策，来影响公共进程。否则，时评就无异插科打诨，就没有任何实际的意义。

当下中国的时评，本来就是公民社会的产物。所以，时评角度的所谓公共参与，最本质的应该是参与公民社会成长的具体进程，与公民社会同呼吸，共患难。这就注定时评人身份的双重性，一方面必须既在局外，以独立的第三方来观察、来审思公共进程，另一方面又必须置身其中，必须是公共进程的实际参与者，推动者，才能对整个公共进程有全息感受。

但是，这种公共参与也需要持平之心。既要把自己当回事，纵然每个人都只是常人，纵然怎样的声音都轻如稻草，它却很可能是压垮骆驼的那根稻草，所以分量再轻也必不可少。但又不能把自己太当回事。到底能不能压垮骆驼，毕竟不是自己能够控制的事情，所以无须抱有过高指望。既要当真、较真，更要有游戏精神，不求必胜，不在意一城一池之得失。能推动是侥幸，是意外之喜；不能推动是当然，是在情理之中。这样才能不卑不亢，不屈不挠，行之弥远。

以上就是我体会的时评的三种底色。不能说我已经做到，但我在朝那样的方向努力。这本集子，可以说是这种努力的一个阶段性的结果。它是粗糙的，有很多的不足，但是我珍重它。因为我相信，只要是真诚的思考，总是有无可替代的价值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