出处：
以“纯属做贼心虚”为理由，彭宇案，让“没钱就别做好事”、“好人难当”成为法律既成判例；
于是，对于媒体披露出的《杭州八旬老人街头摔倒 众人送衣报警都不敢扶》，众人漠视、看客、疑虑、担忧心理的形成也就很容易被理解。
其实有空看看《离开雷锋的日子》，乔安山的经历以及对下一代人心理行为巨变的不解，都充分说明，改革三十年人性退化堕落已经让“雷锋”标签离我们越来越远。
社会化的转型，经济建设的成功，却是以社会整体道德素养沦陷作为代价的。
记得郎咸平在《谁在谋杀中国经济》一书中提到，如果没有汶川大地震，海外媒体不会理解中国。在他们看来，中国人原来是散漫、无纪律的，一旦到了危机时刻，突然团结有纪律了，和美国人一样爱自己的民族、爱自己的同胞，这样的大爱，甚至还要超过美国人。
但一个社会健康发展，不仅需要在民族为难之季有大爱，更需要在每时每刻的平凡生活中充满小爱，否则这个社会或民族是危险的。正如同谈论法治，在谈论宏大叙事的时候，最终与民生相关的却是“具体法治”，正义只有体现于每个社会个体的时候才具有价值。
在未来的生活中，人人都可能会扮演“彭宇”或“老太太”的角色，为与不为，如果已经成为一个需要深思熟滤的复杂思维与形体过程，那么高调谈“和谐社会”就显得有点曲高和寡了。
看来，做不做“彭宇”，真成为一个冷酷的社会问题，并且到了必须正视和解决的社会问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