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云不照搬西方模式，又要大胆借鉴其合理成分，于是听证会（Hearing）漂洋过海，施施然而来。但十多年里，大有水土不服之症状，人称好经被念歪了，尤其是价格听证，被指逢听必涨、作秀。
去年底哈尔滨水价听证会上的“惊天一扔”，济南水价听证会上“哑然一睡”，更是引爆民间积攒多年的质疑和不满，甚至有人称，听证会别开算了，“除了浪费纳税人的钱之外，也不过是给必须涨价这件事穿上一层民意的外衣”。
主管部门急了。日前，国家发改委网站连续发文，以官方的高调与专家名义的低姿态，为听证会正名、打气：听证会是真听，不是“作秀”；不是“逢听必涨”，而是 “逢涨必听”；消费者没有“被代表”（“代表”已改称“参加人”）；听证会的不正常现象，实际上是正常的；总之，听证会有“重要作用”。
文章还横向比较指出，作为听证会制度发源地的美国，只有不到1%的行政决策采取正式听证会形式，而我国所有的价格听证都必须召开听证会。
这一本意用来说明优越性的有力证据，似可反过来回应文中另一断论：“如果政府有关部门真想作秀，岂会让这些‘蹩脚’的‘演员’如此作秀来砸‘牌子’？”既然可从动机处回护，自然也可从动机处怀疑：不是想“作秀”，是按程序规定不得不“作秀”。从一些听证会的低级错误来看，明显敷衍了事，焉能不砸了牌子。
“作秀”之讥，仍然免不了。
那些文章，论证了听证的必要性，解释了涨价的合理性，但并未化解听证会的公信力危机。身处危机之中，主管部门连篇累牍回应民意，也体现了想把经念好的诚意，但欲真正取信于民，仅靠“有关部门加强组织，提高工作水平”，是不够的。
因为，它不仅仅是有关部门的执行问题。
听证事项多涉及民生，民生须以民权为后盾，听证会的初衷即是保障公众知情权、参与权、表达权，行民主之道。但它只是机制层面、技术层面的手段而已，譬如毛发，数量虽多，但份量轻，须扎根于民主政治的血管里，附在民主政治的皮上，方有生命力，否则就是装门面的假发，甚至画虎不成反类犬。
透过民众对听证会不满之声，背后其实是一种挫折感、无力感。听不听，不由己，取不取，更不由己，遂有把孩子与脏水一同泼掉之激言。
原本听取民意的听证会，在民意中“沦落”，推而言之，也显示出近年大热的“协商民主”、“公众参与”的局限性。这些年，听证等机制层面的改革、探索，如星星之火，随处可见，但难成燎原之势。为何？一个坚硬的瓶颈未打破：权力过大且得不到有效制约。如果没有更高层问责，曝光也是不怕的：能奈我何？替谁说话？
包括竞争性选举在内的授权民主、包括罢免在内的监督民主，此类民主政治的关键、基础环节须加快推进，参与权、表达权等“因变量”权利才能获得更大生长空间，“协商”才不会流于“进谏”。如果是“进谏”，在网络时代，确实已无需耗费纳税人的钱来张罗。
更何况，在普惠式改革已成过去、利益博弈激烈的当前，“特殊利益集团”“纳谏”、“恩赐”、主动让步的空间已所剩无几。以加倍的勇气与智慧渡过这一紧张期，理顺权力架构，权利才能舒展，权力自身也才能安稳。
“秀场”上可以打瞌睡，改革路上却不能迟钝麻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