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飞鸣厦门大学金融系

　　     20世纪80年代以来，无论各层次货币定义做怎样的修改，都难以找到一个能够较为准确的预测GDP和物价水平的简单加总的货币总量指标，这促使人们思考是否简单加总的货币度量理论与方法本身存在着重大的缺陷，并探索一种新的货币定义的理论与方法。考虑到货币资产之间的不完全替代性，一种很自然的想法就是采用加权货币总量来度量货币。关键是如何确定货币总量中各种货币的适当权数？对此，Barnett(1980)将微观经济总量理论、统计指数理论与货币理论结合起来，通过解决消费者的选择问题导出了Divisia货币总量的概念和Divisia货币指数。Divisia指数最早由Francois Divisia于1925年首次提出用以计量商品价格动态轨迹的指数工具，经由Barnett发展为货币数量指数。Barnett(1978，1980)他认为，货币资产是一种提供货币服务的耐用品，持有货币资产的机会成本，也叫“使用者成本”（user cost）。持有每一种货币资产的开支（该种货币资产总量使用者成本）占持有全部货币资产的总开支的比重、就是该种货币资产在货币总量中的权重。显然，如果某项货币资产的流动性强，则收益率低，与基准利率的差值大，在货币总量中的相对权重就增加。各国至今仍有一些机构和学者沿用该指数来进行研究。Rotemberg(1989)也在消费者选择最优化问题的基础上提出了现金等价货币指数（Currency Equivalent Index，CEI），这是另一种度量货币所提供的流动性服务的货币总量。鉴于加权货币总量逐渐被接受和应用，美国圣·路易斯联邦银行组织人员进行了圣·路易斯货币服务指数项目的研究，较为全面地总结了Barnett等学者所提出的货币总量度量方法及其理论。由于Divisia货币指数是对货币所提供服务的度量，因此又称为货币服务指数(monetary services indexes)。Drake et al. (1999)和Barnett and Liu (2000) 进一步考虑资产风险对Divisia 货币指数作了扩展。

　　测算加权货币总量指数的主要困难在于要将异质性的金融资产如何抽象为同质的变量，Diewert（1976）、Barnett（1980）分别提出了解决这一问题的基本思路。目前，一些主要工业国家，如英国在1992年放弃了实施近30年的以货币供应量(M3)的增长指标作监控的货币政策操作，改以采用计算货币服务指数（MSI），并于1993年正式开始实行。英格兰银行还将测算货币服务指数的结果与传统的货币总量一起正式公布，作为官方公开衡量货币的主要指标。德国联邦银行在认识到对货币供应量的监控难以单独承担货币政策中介目标的职责时，于1994年通过了以计算货币服务指数控制货币量作为货币政策的长期指导路线。日本也于1994年，对物价的基本趋势，企业的生产经营活动，国际收支状况，利率甚至金融机构对放款的态度等展开统计，并通过货币服务指数的计算来进行综合分析。加拿大于1994年、澳大利亚于1996年、丹麦于1996年等各自的中央银行基本上也放弃了对货币供应量中介目标的依赖，直接依据货币服务指数来灵活调整其货币政策操作。1997年美国圣·路易斯联邦银行的Anderson et al.(1997a，b)等人构建货币服务指数体系，并且将其结果货币服务指数数据库(MSI database)公开发布。

　　自从Barnett(1980)提出Divisia货币总量指数以后，出现了大量对Divisia货币总量与简单加总的货币总量进行比较的研究。这可归结为两个方面：一是两种货币总量在估计货币需求函数方面的比较研究；另一是两种货币总量与经济活动之间联系的比较研究，以便确认它们作为经济活动的预测指标和指示指标的可靠性和准确性。在货币需求函数方面，Barnett，Offenbacher和Spindt(1984)的经验结果显示，以参数估计的稳定性和预测精度作为衡量标准，用Divisia货币总量估计货币需求函数比用简单加总的货币总量估计出的相对较好。即相对于简单加总的货币总量，用Divisia货币总量估计出的货币需求函数具有较高的稳定性和预测精度。而在对不同货币总量与经济活动的相关关系研究方面。Serletis(1988)和Serletis & King(1993)采用Granger因果检验方法比较了简单加总和Divisia两种货币总量指数对名义产出、实际产出和价格水平的影响。总的经验结果显示对Divisia货币总量的支持。Swofford和Whitney(1991)采用向量误差修正模型(VECM)比较了Divisia货币总量与简单加总的货币总量对通胀的预测能力；结果显示，相对于简单加总的总量，Divisia货币总量的预测均方差和绝对平均误差较小。Schunk(2001)则采用了一组向量自回归方程，研究了两种货币总量对实际GDP和GDP平减指数的影响，通过对其预测均方差和绝对平均误差的比较表明，相对于简单加总的货币总量，用Divisia货币总量对美国GDP和GDP平减指数的预测具有较高的精度。

　　国内关于Divisia货币总量指数的研究在世纪交叠期开始出现，包括俞乔（1998）介绍了货币服务指数与货币政策的关系；魏永芬、王志强(2003)是对货币总量的度量方法及其理论依据的发展演变进行了综述。刘斌、邓述慧(1999)，潘红宇、邓述慧(2001)等人尝试编制了中国的divisia货币指数，并以此与简单加总的货币总量M1、M2作实证对比分析。总体上讲，他们的工作仅是初步的研究探讨，还有待深入。在货币市场不完善、缺乏有效的市场利率的情况下，出现了应对简单加总的货币总量进行调整的呼声(夏斌和廖强，2001；范从来，2007)。因此，借鉴国外各学者对Divisia货币指数的加权汇总法的研究经验，本文尝试编制中国的Divisia货币总量指数，与简单加总的货币总量M1、M2作对比，从中探寻作为货币政策中介目标上的优势。

　　见本人的《货币政策的新中介目标——加权货币总量指数》，《中国货币市场》，2009年第12期。欢迎转摘、引用。但禁止商业盈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