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子墨
：想做google的专题。刚向领导请示，答案可想而知。
@曾子墨：中国网站163.com访问了1万4000名网民，结果显示，有多达七成八的受访者不希望Google撤出中国市场。摘自《联合早报》。
非常理解子墨的郁闷。每一个在美国生活过十年二十年的人都会有同样的愤懑。在那里，我们不需要担心今天记录的文字，明天突然就没了；不需要担心今天写下的思绪，明天成为入狱的证据。尽管我们已被馈赠了许多的自由，但当自由还在监视之下、自由的另一头竟然会直接通向监狱的状态下，我们无法适应。
这是一个很有趣的悖论：一个具有民族独立和保护意识的远见，其手法却是人民深恶痛绝的，而一个争取民主自由的意见，却可能是商业化的，并且也可能是将来丧失国家独立自由主权的隐患。这就是现实的矛盾。这就是全球化，这就是现代性。世界上绝大多数问题，到最顶端，其实都只是哲学问题了。
世事皆有因果。在国家层面的博弈中，本人不希望中国吃亏，更不希望美国垮下去。美国的价值观？要命就要命在美国的价值观上了。美国今天推行他们的价值观，希望最集权的地方都能开出民主的花来，但是，民族性的传统和文化是很难融合的，还有宗教。今天美国拯救的弱势群体，也许将来就是资本主义的掘墓人。
什么叫“统治”？这世界就是由统治者组成的。以前皇帝搞单干，后来发展成私营企业，再后来组成了集团、在有些体制下还被国有化了，并且通过大学、学术、传媒、监狱全面控股。人类最大的组织叫国家。统治术就是现代国家的学术，而且越是集权的国家越是显学。这是人类社会的真实图景，别诧异。
在大众传播媒介的控制下，大众在不知不觉中按统治阶级的意愿来行动。大众传媒成为形成适应高度组织化的社会秩序的思想和行为模式的工具，这是一个被广播、电视、流行音乐、好莱坞电影、国家杂志等高度控制的时代。我们的学者的使命，是让民众摆脱这种钳制，还是制造它？
文化工业刻意地由上而下，藉意识形态将消费者收编进去；而这种意识形态就是让人以顺从代替主体意识，压根儿不允许脱离规范而存在；文化工业整体效果是违反启蒙原则的。它是一种桎梏意识的手段，文化工业阻碍了个人的发展，个人无法以独立自主的态度，抗拒统治术的牵制。这是现代性，中美皆然。 哈贝马斯认为：“政治公共领域作为一个批判公共权力机关的固定领域彻底瓦解了，这点可以从定期制造出某种类似公共性的东西在一定程度上成为政党的真正的宣传任务上看得清清楚楚。” 在这种人为的或称为操纵的公共领域里，舆论氛围取代了公众舆论。媒体人不乏正义之人，而媒体早已丧失了正义机理。 法兰克福学派认为，在现代发达资本主义社会中，国家权力对媒介的控制非但没有减弱，反而进一步加强了。事实上，大众媒介是完全受国家权力控制的，它的功能即是在国家控制下发挥的功能，它的力量就是国家的力量。同样，经济崛起的中国，国家的统治能力和技艺也在增长。无论中国美国，人民都是被愚弄者。 中国的民众，现阶段还在争取自由思想的权力，以后还会在媒介的控制下失去自由思想的能力。阿多诺认为，传播技术的政治影响的一个突出问题是它们危及自由，为数不多的制作者将信息传送给为数甚众的消费者，大众传播媒介成了把政治和经济统治延伸到文化领域的工具，并对个人意识进行管制，这是我们的明天。 今天的传媒是传达民意的，将来可能作用相反。未来，传播媒介和公共领域所使用的“单面语言”会起到压抑和意识形态的功能，富裕后的中国将面临凭借大众传播媒介，如广播、电影、电视、广告等现代科技产物，以无孔不入的方式挤进人们的内心深处，消灭了从思想上颠覆和改变现状的文化的挑战。眼前只是序幕。 回复@ldian:没有一个统治阶级是不伤害的人。现代国家是由利益集团控制的，所谓公民权力只是一个相对值。国家富裕强盛或者有足够的军事、科技竞争力，可以文明掠夺人类资源确保本国国民安逸生活的时候，伤害性只是被遮蔽了。国力衰弱时，伤害就会显现。 洗脑是人类智慧尤其是现代统治技术的常态，就像人37度体温是常态一样，若没有这基本的认知，人就会冷酷的现实冻僵或者被政治的激情弄成高烧。道德是“人工”的，当人意识到道德的时刻，正是道德的制造者洗你脑的时候。国家有国家的道德，民族有民族的，个人也有个人的。清醒洞察才是重要的。 回复@ldian:我前面很多的文字，已经向你描述了，现在发达资本主义比如欧美正在面临的问题，告诉你，即使今天中国完全美国化享受和美国一样甚至更宽泛的自由与民主，民众还是受钳制受统治的。而你现在还在为奔向那个目标的合理性、可能性据理力争。 回复@ldian:建议你多学点哲学和历史。如果中国正在时代的列车上，那么我们刚刚过了社会主义这一站，正奔向发达资本主义的下一站。当我们在月台和社会主义告别的时候，大多数旅客都以为这是掌握了资本主义民主科学核心技术的结果，却没有看清，社会主义沾染的最致命的毒瘾，恰恰是集权——民主的宿敌。 世界是以实力说话的。包括卑鄙手法。不知百度内情，但百度对“民族主义”牌和主权国家信息保护的游说公关工作一定是做得到位的。将统治者对舆论的恐惧，和信息控制捆绑起来，扔给了中国政策的决策者。这可能是最无耻的商业行为了。但是这同样是现实。记住：无耻不会因为我们的愤怒而收敛，只会变本加厉。 如果当时的美洲印第安人也跟你一个想法就好了。任何帝国的崛起都没有太多的窍门，无非就是殖民和战争。西方社会为什么害怕中国崛起？他们不是害怕中国，而是害怕斯大林主义。当你丧失了主权的时候，你就不这么看问题了。美国的制度相比是最好的，但被美国控制了的国家的民众日子一定不是最好的。人性。 真正的智慧，不是给自己设限：妥协，还是不？而是“谅解和不谅解”的思维观转换。妥协和对抗是老模式，将个人置于规则的对立面，自己痛苦，也为难了规则。新思维增加了一种和解维度：谅解，是用包容夷平了与不谅解的敌对，包括对于我们自己内心的愤怒、冲动的谅解、包括各级老板和中宣部。 回复@钟鸣Deng:独立媒体的清誉？中国有独立媒体？或者说中国有能够独立的媒体？这是布尔迪厄的场域问题。如果以谅解的思维审视，领导只是场域链条中的一环，而阻止，也许恰恰是出于爱护。http://sinaurl.cn/hSMhv 就像今天日环食，广播提醒：最好戴墨镜以免刺伤眼睛。同理，当政治的强光会刺伤眼睛的时候，戴一副人类学的眼镜未必就是妥协。在历史、人类学家眼里，所谓民主自由的阳光，是普照世间的，而自由民主所造成的阴影，同样存于人类头顶。自由是人类共同面临的挑战，而不分制度、时代。如此，领导、组织、国家均被谅解 媒体有严格律令，有文件指令，什么议题可以讨论，讨论到什么层面和媒体的立场都是铁律规定。领导之上还有领导，所谓谅解新思维，就是洞察这个规则和人类的场域限制。你明了那里有规条，你才能获得舞蹈的自由和不出格。谅解是一种智慧的理解。 阮次山和曾子墨水平差异不是重点。若说差异，文化背景和性格差异才是主要的。阮是台湾背景，查了一下阮的简历，76到86十年干《世界日报》，后来到《中报》，对阮是否88年离开有疑问，随后十年阮神秘失踪，更令人疑惑不解。98年才重新复出。水平和情怀不是以年龄来衡量的，倒是和文化环境、道统关系直接。 当年的《中报》就是个实例：若中报89年以后能存活，世界日报少很多坐大机会，也不会有《侨报》。当时有人觉得顺乎民意就是拥有真理，殊不知，不拥有权力，连追求真理的能力都被瞬间瓦解了。当时有人觉得拥有民意，还控制印刷设备，胜券在握。殊不知，失去权力的支持，印刷机就是废铁。媒体人要更智慧。 媒体人要让自己的事业更符合良心，办法多种多样。但是，把自己的主管领导、领导的老板、老板的主管都置于“阻力位”的状态肯定不是好办法。所以我提倡谅解的圆融。我们现在不一定是和领导、老板、主管在对立，别把他人都想得比自己简单，我们应该谅解这一切，谅解了，智慧会悄然生长。不对立就会不孤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