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9年最让我惊叹的一本小说
蒋一谈曾经写诗，其实他现在仍然写诗。他骨子里就是个诗人。他最近由作家出版社推出的小说集《伊斯特伍德的雕像》,我是当作“诗人小说”来阅读的。
自“五四”新文学运动以来，“诗人小说”堪称一种小传统。仅仅凭着那部散文诗集《野草》，鲁迅在我眼中就是个大诗人，他的小说也是“野草”，在《野草》的基础上长出的“野草”，以野火为燃料、《野草》为肥料而春风吹又生的“野草”。新时期三十年，领风骚的小说家里，且不说贾平凹，张承志、阿来等都曾经写诗，以诗成名又转写小说的，就有韩东、朱文、张小波、邱华栋、伊沙、吴晨骏、周瑟瑟、吴茂盛等一长串名单，直到80后的“北京娃娃”春树，也是左手写诗右手写小说。放在这样的背景下来解读蒋一谈的《伊斯特伍德的雕像》，会有更多的发现。
诗人给小说带了什么？这是个问题。我试着回答一下吧，最重要的是带来了诗意，或诗化的思想。正如尼采等诗人哲学家使“诗化哲学”的出现成为可能，诗人小说家创作出“诗意小说”，使小说的一部分疆域变得诗化了。其次，诗人的入侵，为小说界注入更多的探索精神与创新意识。白话文运动以来，中国的新诗一直姓“新”，诗人的脑门上都刻着“新”字，小说界却常常忽略这个字，这个字其实是文学的真理与圣经。当小说的文体停滞不前时，会有好事的诗人看不下去了。越界过来用鞭子抽打，或者干脆牵着循规蹈矩的小说往野路子上拽。这种来自外力的或跨文体的刺激，会使小说增添一点混血的品质，多一点野性。毕竟，好多年来，中国的小说太像小说了，让人怀疑这种文体不是在进化而是在退化。除了故事不同，什么都没啥变化。
诗人小说家开辟了一块试验田，使小说多了点杂交品种。如今，蒋一谈也加入这支不是创作小说，而是力图“改变小说”的队伍。不，其实他早在九十年代初就出版过《北京情人》《女人俱乐部》《方壶》等畅销的长篇小说。他这次重新介入小说，主要想给当代疲软的短篇小说提供一批个性化、陌生化的实验文本。
《伊斯特伍德的雕像》收录了蒋一谈的九个短篇小说。他接着还将有两部短篇小说集出版。我的天啊，当别的小说家纷纷把才华用于“炮制”能拿高版税的长篇小说，蒋一谈偏偏全力以赴地拿短篇“开刀”，真够耐得住寂寞——或者说得极端点，是找寂寞来了。但我相信，作为一个有责任心的小说家，蒋一谈的感觉没有错：短篇小说才是小说文体学意义上的“老巢”，才是最能显示小说家精神风范的佩刀。
我原本带着怀疑的态度拿起《伊斯特伍德的雕像》。刚读了第一篇《枯树在说话》，就忍不住暗暗叫好，这是与当代泥沙俱下的诸多短篇小说太不一样的一个短篇，哪是小说呀，简直像一首忧伤的诗。诗人蒋一谈的小说是有诗意的，譬如《枯树在说话》这篇，忧伤就是它的诗意。男主人公领着怀孕的媳妇回老家生产，遇见中学同学黑头的遗孀，而黑头和儿子土豆是在爬树掏鸟窝时被雷电击死的。那棵同样被雷电击死的老槐树仍枯坐在老地方……我不再详述故事梗概，还是让读者自己看去吧。我想说的是，这篇涉及了生死又超越了生死的小说，看得我都忧伤了，跟男主人公一样忧伤，跟故事里死者的遗孀和爱犬一样忧伤。那只失去男主人的母狗叫铁蛋，快要生小狗了。
小说结尾：“你很快就当妈妈了，”我用额头抵住铁蛋的脑袋，感觉眼睛有点湿润，“我也快当爸爸了。”我幸福地说。
读到这里，故事完了，故事又没完，没完的故事也会完的。完了的故事其实没完没了。我真想推一下蒋一谈，你够有本事的，让我像小说里的“我”一样忧伤了，像你一样忧伤了。
现在，让人眼花缭乱的小说太多，而让人忧伤的小说太少。
接着读《教堂》、《公羊》、《坐禅入门》、《两公分》、《熊猫来敲门》、《微笑》、《兄弟约定》，直到最末一篇《伊斯特伍德的雕像》，几乎每一篇都笼罩着月光一样的淡淡忧伤。在灯火辉煌的北京城里能写出这么瘦削而清秀的小说真不容易。
蒋一谈作为诗人的优势，在小说中显示出来了。诗人擅长抒情。即使写小说，也会通过叙事来抒情。当然，不是讲故事的人在抒情，而是故事本身在抒情。不是煽情，是抒情。故事本身也像一个生命体，有那么多的沧桑与感慨要抒发。不，它在小说家笔下是压抑的。但越是压抑，越像是换一种方式在抒发。
我不仅仅把诗人蒋一谈的小说看作“诗意小说”，他表现的诗意大都是萧瑟的，甚至是残酷的。残酷的诗意好像“非诗意”、“反诗意”，其实把诗意带往高处不胜寒的境界。我更愿意把蒋一谈的小说叫作“抒情小说”，哪怕他进行的是冷抒情，用零度的语气，不是表现而是直接展示一幅幅冷风景。冷到骨子里的那种冷。
读完全书，我承认蒋一谈是小说家中的鬼才。他的小说里散发出的不是神气、仙气，也不是人气，更不是通俗意义上的才气，而是鬼气，是云水苍茫间的巫鬼诗情，混淆了现实与幻觉的边界，是诗鬼李贺那样忧郁而感叹的诗篇。
正如书名《伊斯特伍德的雕像》所昭示的，蒋一谈的小说不是用笔写的，也不像电脑上敲打出来的，简直用刀子刻出来的，一笔一划都很用力，而又绝少横溢的枝蔓。不仅指语言上的沉着与凝炼，而且更体现在情节上，故事的框架仿佛一个人的轮廓或骨架一样，自然、复杂而又毫无多余之处。
毫无多余之笔，这也是蒋一谈小说的一大特点。
他一定怀着向巨匠致敬的心情，认真做着自己的“小手工”。并不是把短篇小说当作可以轻松搞定的手艺活儿，而是力图在这面积最小的作业面上，用吝啬的文笔，刻划有限的人物，有限的对话与动作，有时甚至只能用单调的点与线来完成情节的延续……可结果怎么样呢？这些有限的劳动却透露出某种激情：渴望孕肓无限的诗意，和无限的戏剧性。
我曾经跟蒋一谈说过，他的短篇小说尤其适合改编成先锋性的舞台剧。在小剧场上演。观众一定不要多。但掌声一定不会少。
蒋一谈小说《伊斯特伍德的雕像》，书腰上印着这样一句提示语：“浮躁的年代，读安静的小说。”只要改一个字，就可以移用形容作者本人：“浮躁的年代，写安静的小说。”
翻开书页，这里的黎明静悄悄，但这静悄悄里面，潜伏着多少梦境中的追逐，幻觉中的肉博。蒋一谈那安静而又忧伤的小说，给高分贝的现实，装上了一副消音器。现实进入小说，就不再是现实了，而是回忆！它的噪音，它的杂质，乃至它的毒素，都被小说家用审美的筛子给过滤了。
蒋一谈，把安静带给读者，把激动留给自己。
蒋一谈 [蒋一谈的短篇小说 ]
文学的归来者■ 洪烛
我认识蒋一谈很早。屈指算来，整整二十年了。
1989年春天，即将从武汉大学毕业的我，数次前往北京联系工作，为了能够在这座据说适合搞文化的城市安营扎寨。铁狮子坟附近的北师大，为我的登陆提供了良好的滩头阵地，那里是诗江湖的梁山水泊，有一大群很重义气的校园诗人，伊沙、侯马、徐江、桑克、马朝阳、蓝轲、钟品、吕兰亭、黄祖民等等，当然，也包括蒋一谈。我白天去各个单位投递求职材料，晚上就借宿在伊沙等人的寝室。熄灯后，大家躺在黑暗中谈诗，谈累了才昏昏睡去。那是很典型的八十年代文学青年的激情：写诗不只为出名，还为交友；而谈诗也像喝酒一样让人兴奋且陶醉。我不仅“蹭”朋友们的床铺，也在“蹭”他们的才气。
那段时间，像我一样漂在北师大的还有摇滚歌手张楚和黑龙江诗人中岛。
印象中我也在蒋一谈的床铺跟他挤着睡过。他那时写诗，还表现出对出版的浓厚兴趣，已主编了一部爱情诗选，由某出版社正式出版。他挺赞赏我单枪匹马闯京城的勇气。其实，那也是我生命中卧薪尝胆的岁月，卧的是别人的床铺，尝的是自己的苦胆。多亏了有诗友们相助，而不觉得孤独。
夏天过后，我终于分配在中国文联出版社。下班后或周末，仍常去北师大。蒋一谈比我低两个年级，尚未毕业，他约我一起编撰书稿，提供给出版社或书商。我主编的《九十年代女士文库》，就是由蒋一谈总策划的，包括《中国女诗人名作导读》、《二十世纪中国女士散文集》、《女性艺术之光》、《青春美少女自画像》、《中外女明星迷雾疑云》、《九十年代女性生活必备》共六本，由广西民族出版社隆重推出。北师大的那帮校园诗人都参予编选或撰稿。因为有蒋一谈想出的好选题，大家都分了点小钱，可以买酒打牙祭了。
我说这些，证明蒋一谈刚刚二十出头，还是在校生时，就流露出一个未来的优秀出版家的潜在素质。他那时候策划图书，不只为勤工俭学赚点润笔费，更是出于理想。他顺便把自己的人生也给策划了，后来成为诗人、小说家、畅销书作者以及读图时代文化公司创始人兼董事长的蒋一谈，已提前为自己的成功道路埋下伏笔。
我和蒋一谈不仅合伙编书，还是无话不谈的好朋友。我在师大食堂碰见一女生，觉得她漂亮，想方设法认识了。顺藤摸瓜去她宿舍聊开，女生还挺热情。有个周末又去聊，谈到王朔小说里的莫斯科餐厅，女生对“老莫”流露出神往，我表示当天就请她去那里吃晚饭，约好下午几点在校门口相候，女生可能觉得挺浪漫，就没反对。其实我口袋里的零花钱根本不够请一顿大餐，赶紧溜出来找蒋谈。把情形一说，蒋谈似乎比我还惊喜：“那可是我们的校花呀！”毫不犹豫地借了两百块钱给我。那是我来北京后第一次请美女吃饭，用借来的钱。而且没好意识跟女孩说。事隔多年，失去联系的美女若记得那顿饭，若知道鄙人是借钱来讨她欢心，没准会很感动吧？我讲这个小插曲，表明我跟蒋一谈要好到可以借钱，透露情感隐私的程度。
有一次，徐江请大伙去新街口看电影，蒋一谈领来一位俏丽又温柔的女生。这位女生后来成来蒋一谈的妻子，再后来为他生了孩子，再后来又成为读图时代公司副总编辑，在生活上，事业上，都为蒋一谈提供了无微不至的帮助，她叫陈雪梅。
蒋一谈大学毕业，分配在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记不清他是租房子还是睡办公室，只记得某一天下班后，他约我去，在办公室用电炒锅加热一只盐焗鸡，一起喝了几瓶啤酒。
没干多久，蒋一谈就辞职了，他要娶陈雪梅，要养家糊口就得有房子，有钱，而这些是单位无法提供的。蒋一谈很有勇气地扔掉铁饭碗，下海了。他的心是很高的。
大概一、两年后，我逛街，发现北京满大街的个体书店和书摊，都挂着同一幅大招贴画，上面印着“《北京情人》，蒋一谈著。”我知道蒋一谈闯出来了。他终于有了自己的第一本畅销书。虽然搭了正红火的杜拉斯《情人》的顺风车，但这部由某大书商力推、在主渠道和二渠道都火爆的畅销小说，还是为九十年代初正转型的图书市场提供了一种经营模式。其印数若放在今天，会叫许多名作家汗颜的。蒋一谈因为这部书名利双收，许多一夜暴富的书商都约他编撰书稿，或请他帮助策划项目。他成了新兴的民营书业的一位“高参”。
我给蒋一谈打电话约稿，他陆续把长篇小说《女人俱乐部》和《方壶》交由我所在中国文联出版社出版。借着《北京情人》的热呼劲儿，这两部书卖得都不错。很多报纸都登了书评或作家访谈。
凭着对图书的热爱，蒋一谈在出版业跌打滚爬多年，积累了丰富的经验与资源。他创办了北京读图时代文化发展有限公司，一直专注于中国传统文化的投资推广，策划出版了数百种传统文化书籍，拥有39万余幅自主知识产权图片。在图文书出版领域，蒋一谈绝对是一号人物，读图时代这个概念就是他命名的，在民营出版商里面，像他这样坚持十几年并且保持常胜记录的，已经屈指可数了。
正当事业如日中天之时，蒋一谈又有新的策划了。不，这回可不是策划，而是无条件地服从命运的安排：蒋一谈回归文学创作，又开始写诗，写中断了十年的小说。
前几天，久未联络的蒋一谈约我在后海喝茶，笑吟吟地递给我一本他新写的小说集《伊斯特伍德的雕像》，是由作家出版社推出的。还是把我吓了一跳。这十几年来总听说有小说家（譬如马原等等）嫌码字太累，下海做生意去，还很少有下海后重新回到岸上写小说的。
但这种现象在诗歌界已很普遍。许多九十年代为了谋生而中断写作的诗人，新世纪以后又回归诗歌现场，“重新做一个诗人”。原因很多，既有互联网的功劳，又有个人原因：温饱解决之后，可以响应心灵的召唤了。超越了物质，精神的诱惑又重新体现出来。我写过一篇评论《归来者：不是宣言的宣言》，把这些不约而同地重新写诗的诗人命名为“归来者”。我还替南京《陌生诗刊》等划过一期“归来者诗群专号”，来稿数量之多出乎该刊主编古筝的想象。她编稿时给我打电话：“可以肯定，诗歌又热起来了！”诗歌的升温，跟越来越多的诗人归来不无关系。
现在，不仅诗歌界有归来者，小说界也开始有归来者了。蒋一谈重新写小说就是一个例子。我感受到的是整个文学的回归。但愿有更多的人重新写诗、写小说，或者让我的愿望更容易实现一些，但愿有更多的人重新读诗，读小说。只有这样，大家经常空谈的所谓“文艺复兴”，才会成为一种真正的可能。
蒋一谈说他重新写小说之前，其实早就偷偷的重新写诗了，只是写了就搁在抽屈里，没好意思拿出来。他说过去那些诗友们（无论一直坚持的还是正在归来的）对他触动很大，文学的魅力在于让人难忘，甚至能让人去而复返。他很谦虚地表示：“但愿我能成为你们归来者诗群的编外人员。”
其实，“当来者诗群”哪有编制呀，即使有编制也是缪斯给的。归来者的归来是不约而同的，也是不分先后的。只要想回来，就可以回来，你就不再是诗歌的客人，而是诗歌的主人。但归来者之间的互动，互相影响是存在的，蒋一谈受诗歌归来者现象的感染而重新写诗，没准他的归来还会带动更多的人归来呢。
我很高兴，今天坐在我面前的，即是著名出版商蒋一谈，又是诗人蒋一谈、小说家蒋一谈。坐在我对面的只有一个人，我却仿佛同时面对三个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