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镇化：中国经济增长的“牛鼻子”

                                    ▲廖进中

   俗话说：牵牛要牵牛鼻子。牛，只有牵住了鼻子，才能拉动四腿，带动全身，才能走得快，跑得准。积极推进城镇化，提升城镇发展品质和水准，是近期召开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的最大亮点，它抓住了未来中国经济增长的“牛鼻子”。为什么这么说？下面谈谈我的理解。
    首先，城镇化是推动现代工业的载体。古往今来，城市从来就是当时的先进生产力和先进文化的集散地，城市化是人类文明进步和经济社会发展的大趋势，也是落后的农业国向现代化的工业国转变的必由之路。城市的根本特点是“集聚”――人口集聚、产业集聚、技术集聚、资本集聚、信息集聚。集聚就会产生低成本、高效益的“集聚效应”，就会促进专业化分工和产业发展，特别是第三产业的产生和发展，缩短其配套半径，提高其配套能力，就会促进“科技含量高、经济效益好、资源消耗低、环境污染少、人力资源得到充分发挥”新型工业化的实现。上世纪80年代，我国曾经红红火火过的“农村工业化”之所以衰落，就是源于它的非集聚式布局，导致占有太多的宝贵土地，工业污染物不能集中而有效处理，现代金融、物流、信息、技术和法律服务难以覆盖。
   当然，不能说我们以前没有搞城镇化，但我们原来的城镇化是以工业化、特别是重化工业带动的“被动城镇化”，其结果是，城镇化远远落后于工业化，社会结构远远落后于经济结构。比如，我国2亿多农民兄弟虽然抱着享受现代城市文明的理想进了城，低劳动力成本地搞工业化，而且是把中国搞成“世界工厂”了，但他们的身份还是“农民工”，还是城乡二元结构夹缝间的“两栖”公民，已严重扭曲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影响了经济社会的进一步发展。
    其次，城镇化是驱动现代农业的引擎。中国是一个农业人口大国，人均耕地极少，这一基本国情导致两大社会问题，一是，现代农业的规模化、产业化、科技化经营难以推进，“靠天吃饭”的农业弱质性难以克服，粮食安全成了国家的心头大患；二是，农民的收入难以提高，“三农”问题难以解决，除非地里种金子，不然，农民无论如何也是不能富裕起来的。进一步思考，由于需要农产品的城市人口太少和农产品需求弹性低，即使地里种出了“金子”，也会卖不脱，或者卖不出好价钱的。为什么这些年出现丰收后的农产品“卖难”，还不是因为城乡人口结构失衡――作为生产者的农民太多，而作为消费者的市民太少，缺少足够的、可以拉动农产品消费需求的市场容量？解决问题的突破口只有一条：通过城镇化减少农民。研究表明，按我们自定的“小康”水平计算，每户农户的经营规模必须在4公顷以上，我们所需要的农业劳动力就只要在8000万以下。
而城镇化推进恰恰能加速我国过剩农村劳动力和农村人口的大量转移，拓展农民和农民子弟――大学生的创业、就业和消费空间，因为城镇化本身，就是一个大量增加工作岗位的过程，城市和农村的最大差别，就是城市的工作机会、商业机会比农村更多。城镇化的发展不仅能够产生基础设施和以教育、医疗、社保等的公共服务业，也能够产生以金融、保险、物流、科技等的生产型服务业和以商贸、餐饮、旅游、文化等的消费型服务业的大量工作岗位。
   最后，城镇化是拉动现代消费的马车。经济发展的“三驾马车”是投资、出口和消费，但长期以来，我们拉动这“三驾马车”的是“两匹壮骡配一头瘦驴”，消费需求严重滞后，这既有体制上的原因，更有城乡结构上的原因。由于农村居民是以自然经济生产方式消费，对工业品、特别是服务业的现代消费需求远远低于城镇居民，当生产发展起来后，就必然会产生严重的“供求失衡”，形成所谓的“过剩经济”。特别是为了应对此次国际金融危机而引发的出口萎缩的巨大冲击，国家的基本措施是依靠4万亿的巨大投资，为国内GDP增速“保8”和带动全球走出危机阴影取得了令世界瞩目的成就，但我们必须清醒看到，这种巨大投资所形成的基础设施和产能，如果没有消化它的需求对象，就会形成大规模的产能过剩和基础设施浪费。那怎么样才能提高现有产能和基础设施的利用率？出路仍然只是：打破城乡失衡这一中国最根本的结构失衡，用城镇化推进所产生的巨大消费需求去消化工业化所创造的巨大生产供给，用城镇化推进所形成的各类商品交换中心而产生出来的人流、物流，提高“铁公基”和工业产能的利用效率。
   总之，城镇化寄托着世代人们的梦想和追求，它是实现由投资、出口主导向消费主导转变的关键，是建设现代化强国的基础性平台。而且，根据国际经验，在人均GDP3000美元、城镇化率40%以上时，城镇化会有一个加速发展阶段，中国的发展已符合上述条件，2009年城镇化率已达到47%，未来5—10年正是我国加快城镇化进程的黄金期，我们要抓紧社会经济结构调整，深化土地、户籍、财政、金融等各种改革，坚定不移地推进城镇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