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6年：《东方》是如何停刊的？

傅国涌

 

     1993年，《东方》创刊不久，就有人在报纸上公开说这是近四年来“很值得注意的四件事”之一。

     1993年12月8日，在香港办《二十一世纪》已有三年余的刘青峰、金观涛夫妇收到《东方》创刊号后，给钟沛璋写信：“我们常常想到你，因为你对我们事业的支持，我们才在十年改革、思想运动中办丛书，发生较大的社会影响。你至今仍然坚持办刊，想必是当初一贯的态度，可敬可佩。”

1995年12月20日，中国社会科学院副院长刘吉写信给《东方》和钟：“如果好文章的作者是千里马，那么您们就是伯乐。”《新闻出版报》的朱侠写信给钟：“更感谢您办了这样一份杂志，使许多人在一片沉寂之中，多少听见了一点想听的话。我深知这一切的不容易，因为更加敬佩您的这种学术追求的精神。我想，有很多读者的想法跟我一样。”

大约1995年，远在加拿大的陶世龙偶然读到《东方》，写信给十年不见的钟，其中谈到老《东方杂志》在台湾复刊后，1990年6月终因财力不逮而停刊，在最后一期有一篇“文化建设的警讯”，慨叹“四十年来社会上工商事业日趋繁荣，然大众文化生活并未随之提升，知识追求未成为风尚”，在金钱游戏日盛下，“[大众]不愿思考，不去求进步，只要求享乐，而且是寻求不需要依赖精神力量的娱乐”成了社会特征。他禁不住追问“我们能不能避免呢？”在《东方》消失之后，这个问题事实上早已有了答案，最根本的还不是大众只要求享乐，以中国人口之众，愿意读《东方》的毕竟大有人在。当时，包括《人民日报》、《文汇报》、《光明日报》、《中国青年报》等媒体上发表的有关《东方》的评论很多，“知识分子的声音”，“守住学术这方净土”、“反映当代知识界对改革的思考”，可以说好评如潮。“走进《东方》”甚至上了中央电视台“与你同行”的“三味书屋”节目，阅读《东方》被称为“精神之旅”。

更值得关注的是普通读者的反应。《东方》一直重视读者来信，从1994年第一期起就有“编读往来”栏，发表部分读者来信，既有许纪霖、李慎之等许多学者的来信，更多的还是普通读者。自1995年第三期起来这个栏目改名“回应《东方》”，陶世龙的信就发在第四期上，甚至有些争议性的来文也安排在这里，比如不同意顾准关于“史官文化”的观点，比如质疑李锐的那篇文章。

《东方》自创刊以来就读者来信不断，在保存下来的来信中，我发现读者来自各个层面，遍及全国各地，有大学老师，有报纸编辑，有电视台工作人员，也有大学生、中学生，还有农民，天南海北，内蒙古、成都、深圳、湖南农村……深圳大学的张文华一年中带7个人走进了《东方》，1996年6月15日，在他主持的小型聊天沙龙中，主题就是聊聊《读书》和《东方》，参加的10人有留英的文学博士，有书店经理，有外语教授，有记者，还有大学生愿意为推广《东方》而尽力，其中有武汉水利电力大学宜昌校区电气系的学生、厦门大学的学生。河北邯郸市大名一中201班的王磊为了买《东方》合订本而去银行贷款，他在1996年12月9日的信中说：

“非常遗憾的是：没能买到《东方》九四年合订本，其实，当时我得到有九四、九五的合订本的消息时，若及时汇款，也不会失之交臂。但当时我手边没有钱，为了能得到合订本，我到银行去贷款几次，终无结果。万般无奈之下，只好写信给您先给留下九四、九五年合订本。等您的信就像等待一件神圣的礼物一样。很快，您回了信，但九四年合订本已售完……当时，我的心像碎了一样，其中的滋味，又有谁能知道？在这里，我非常感谢您答应为我留九五年的合订本，使我的心里充满了阳光！现在，九五、九六的《东方》我都有了！

今年家遇洪水，秋季颗粒不收，但我仍然订了《东方》、《随笔》、《旅行家》等。我真的离不开她们！”

成都一位读者来信说，《东方》敢于直面社会、正视人生，订阅一年，有相见恨晚的感觉。

《东方》三周年，还有深圳读者发来贺电。在所有读者来信中，我发现了一封北京大学研究生杨子立的来信，邮戳上收到的日期是1997年1月14日。他读了96年第4期那篇批李锐的《〈一刻也不能没有理论思维〉质疑》，“觉得如梗在喉，不吐不快。”要求编辑将信转给“庐知”，并且随信附了邮票。他的信就庐知的5点质疑表示了自己的看法：

其中第三点关于阶级斗争， “难道您忘了包括文革在内的历次极左运动都是在阶级斗争的旗帜下进行的吗？阶级斗争除了使共产党掌握政权以外，在建设方面，在为人民（主要是无产阶级）谋福利方面又起了什么好作用呢？要知道在为夺取政权而夺取政权的手段中，阶级斗争和种族斗争、武装政变等等手段并无本质区别。况且作为一个中国人，究竟应该以中华民族的根本利益为重呢，还是以一阶级、一党、一派的利益为重，这难道还不清楚吗？照您的理论，我是一个回族，是否应该进行民族斗争夺取政权呢？”

第四点，他计算出从改革开放以来的17年，平均增长率不过4.7%，“这个数字比公报上吹出来的要低一倍，甚至更多，而1949年到1978年的年均增长率比这个数字的一半更少。

……叶利钦在俄国的胜利难道不是俄国人民的选择吗？东亚、南美、非洲的经济快速增长国难道不是实行了民主选举制和保障私有财产权的资本主义国家吗？最共产主义的北朝鲜，难道她的人民不正在遭受最惨的饥荒吗？我国的改革开放取得成功，难道不是引进了资本主义才有的市场生产方式吗？”

第五点，“而我国虽号称无产阶级专政，可是最无产的阶级——那一亿多农民工，在出卖着自己的血汗的同时，又有谁来保护他们的利益呢？那些掌握在资本家（往往又是企业的党委书记）手中的工会难道会为他正要榨取劳力的职工说话？”

最后他对“庐知”说，“如果您的共产主义信念十分坚定，我相信您也信仰‘实事求是’，希望您来信探讨中国的出路，共同为国出力，寄来地址，定登门造访，如果您用大棒子打人是别有目的，则道不同，不相与谋。”

年轻的杨子立留下了他在北大的地址，真实姓名，可是就连《东方》的编者也不知“庐知”是何许人，信当然没能转达，也不可能在“回应《东方》”栏发表。

 “文化大革命三十周年追思”的专题胎死腹中后，1996年6月28日成都读者谢顺田来信提出疑问，看了封面和编者的话，知道专题是追思“文革”三十周年，翻开来却变成了“环境”，“翻遍全书也枉费心机”，他甚至痛心疾首地责备编辑是不是欺蒙读者？7月8日，湖南衡阳泉溪村的一个66岁的读者伍学富，在读了《东方》第三期的“重要启事”后，写了一篇文章《封面标题和〈M站〉》寄给编辑部，讲述了自己少年时的遭遇，买了一本叫《M站》的书，但买到了书，他最想看的那篇文章《M站》标题下却有一个括号，注曰：“奉命免刊”，因此大失所望。“重要启事”说的“因故变动内文”和“奉命免刊”有何不同？“封面标题不及更改”和斩除了《M站》内文的《M站》书名有何不同？他最后说：“真理的闪光总会冲破重重浓雾，源源显现出来。当今之世，冀望控制思想自由，已经无可奈何了。”

12月15日，厦门大学学生宋承志来信说，在 96年第三期封面上明明看到本期的专题是“文化大革命三十周年追思”，而里面却变成了“环境：生存与发展”，他感到困惑不解，“我觉得我们对文革应该进行一下反思，而至今这方面我们做得似乎很少，即使有也被压制或不敢见世，所以我辈对文革有许多的疑惑。在《东方》上只看到文题不见文章很遗憾。”

一位来自内蒙古的读者殷三仁写了一首《读〈东方〉第三期〈重要启事〉》的诗：

叫你记住的，你要记牢，“忘记就意味着背叛”；

催你遗忘的，你要忘掉，“过去的就让他过去”。

 

不许记忆的，谁也不准再提，一如从来没有那档子事。

再过三十年，亲历者死净，等于世上原本没有那段日历。

 

让时光把历史冲洗成空白，好随心作莺歌燕舞的图画；

让血腥的案卷在大内尘封中朽烂，成为永远无人问津的古谜。

 

但是，谁见过历史“因故变动”？“不及更改”的岂止是标题？

年年讲天天讲千万不忘的，难免如蛛丝随风而逝，

从版面上被撕掉的，却早已铭刻在人们心里。

爱惜芳心呵，《东方》！爱惜芳心呵，《东方》杂志！

1996年12月30日，武汉水利电力大学宜昌校区的读者肖建修来信并汇款邮购1997年全年的《东方》。他在信中说自己对《东方》情有独钟，建议《东方》加强宣传，“像我所在的学校原是一所普通院校，知道《东方》的人不是很多，我订阅后，经我的推荐陆续有人订阅了，但图书馆我还没有能说服他们，若摆上大学的阅览室贵杂志的影响就更大了。同时在宜昌的邮局也没有见到过贵杂志的身影和宣传单，九五年末我记得贵社给我寄来了一张海报，我贴到了一合适位置。效果如何，我无从统计”。在《东方》消失在历史的地平线上之后，这些带着读者体温和生命呼吸的来信尤其显得珍贵。

    对办刊人钟沛璋先生来说，他有“引导文化风气之先，形成一种新的文化群落”的自觉。早在1994年5月31日，他在《关于〈东方〉杂志的几点思考》中，就对刊物的性质、定位、思想性、多样性、知识性等提出了全面的看法，其中说：“作为知识分子参与中国变革的媒介，思想性是刊物的灵魂。要善于抓住中国变革中知识分子普遍关心的问题，发掘真知灼见，从思想上、学术上开展讨论，兼容并蓄，形成良好学风。要发表能够一新耳目、发人深思，对现实有所触动的文章，引起社会的关注。又要注意稳妥，善于保护自己。”在特定的时代环境下，在保护自己和办好刊物之间是有矛盾的。“顾准和《顾准文集》”的专题、“文革三十周年追思”的专题，以及一些文章屡屡犯禁，最后《东方》终于遭遇了停刊整顿的结局。

自1996年春天起，《东方》就受到了压力。但有关方面只是想“扭转其自由化倾向”，还没有到“坚决关闭”的地步。在4月18日出版的《期刊审读情况反映》1996年第18期，新闻出版署期刊管理司审读小组摘选了《东方》近期几篇文章的观点，有第一期陆建华的《多样化进程中艰难的规范化努力——1995年中国社会近观》、苏文的《山重水复应有路——前苏东国家转轨进程再述评》，有第二期李锐的《一刻也不能没有理论思维》、刘军宁的《理想之敌  理想之友》，李锐文章被摘出来的只有一句话：“中国今天的经济改革已经超过了马克思，这很了不起。但政治上只搞了点行政改革。在民主化进程方面，离顾准的思考还差得很远。腐败与权力并生，绝对的权力导致绝对的腐败。”审读小组将这些观点摘出来，其用意不言而喻。

当时《东方》要继续生存下去，如何通过1996年的年检已成为当务之急。在压力之下，东方文化研究会的一些人一反过去肯定《东方》的态度，开始批评《东方》，韩天石的秘书胡文彬在5月22日手写了一份《关于对〈东方〉的反映》，其中说，“一些同志，其中包括一些老同志”对《东方》的倾向性提出许多质疑、批评，比如“有几期都有一、二篇倾向性有问题的文章，在谈论‘自由’、‘民主’、‘公正’、‘人权’等问题时，有些语言很错误。使人惊讶，‘真敢说！’” 还有对于96年第二期的专题“连篇肯定——全面肯定顾准”很不满，等等。

为了《东方》的生存，钟沛璋做了大量努力，这年6月27日，他给安全部长贾春旺写信，并送上1995年的《东方》合订本。当时《东方》副总编辑梁晓燕正受到安全部门调查，他在信中说自己对梁有多年的了解，“她是一位爱国的、有责任心的同志。”7月4日，他写信给中央党校副校长、《求是》杂志总编辑邢贲思，同时也送上1995年的《东方》合订本，希望得到理解。这些信都未得到只字回音。（当时海外舆论称邢为“左倾保守集团”的重量级人物，台湾《中国时报》6月20日有则报道《中共决加强控制意识形态领域》说，在北京近期召开的一次意识形态会议上，身为中共中央意识形态领导小组副组长之一的邢贲思发言说，“目前思想理论界及新闻出版界内部，资产阶级自由化的泛滥程度极为惊人，其中以《读书》、《东方》、《现代与传统》和《战略与管理》几种刊物最为严重，频频地对一些重大原则问题发出资产阶级自由化的言论，并且在知识界开始形成某种凝聚力。……过去我们讲‘宽松’，为《读书》这样的刊物留下了一个窗口，却造成了今天资产阶级自由化的扩散，这是一个教训。而对于像《战略与管理》和《东方》这一类问题严重的刊物，如果短期内不能扭转其自由化倾向，就必须坚决地关闭，不容其继续占领社会主义的舆论阵地。”）

到9月10日，风声日紧，《东方》已是风雨飘摇，钟沛璋给最高领导人、老同学江泽民写了一封信，其中说到：“今年是曾对我们民族造成巨大创伤的‘文革’三十周年。为改变‘文革在中国，研究在国外’的现象，《东方》约请几位学者写了一组‘文革’研究的文章。后接到文化部报刊宣传处通知不能发表，就临时抽掉了这组稿件，重新换稿，重新制版，延迟了一个月才出版。”面对“停刊整顿”的威胁，他说：“为此不但要向订户退赔，造成很大经济损失，使几年来积累的订户全部丧失，更重要的这将会在国内国外造成很不利的政治影响：偌大的一个社会主义中国，竟容纳不下一本知识分子的刊物？”信中还引用了许多古老的名言，比如：“万物并育而不相害，道并行而不相拨悖，此天地之所以为大也。”（此后，他在1997年4月7日又写过一信，均无回音。）

期间，他曾以中国东方文化研究会会长韩天石的名义起草过给中宣部长丁关根、文化部长刘忠德的信，还起草了一份《〈东方〉是一本怎样的刊物？》，阐明办刊宗旨、编辑方针和具体内容，随信附上。他前后发出的信有三十多封，欢迎各方面对《东方》批评指教，说明《东方》的事业是堂堂正正的。这些信几乎都没有回音。当时，他听杜导正说，上海的陈沂和江泽民熟悉，可以请陈去说说不要停刊， 于是写信求助。结果陈回复杜，把信转给了郑必坚。这些信中，几乎都提到了两篇文章、一个专题引起的争议，1994年第5期李泽厚等《关于文化现状·道德重建的对话》[有一段贬低辛亥革命的话，随后组织了2篇专文批评]、1996年第2期李锐《一刻也不能没有理论思维》[随后刊出了质疑该文的文章]，还有就是1996年第3期并没有面世的“文革三十周年追思”专题。 

在停刊整顿之前，《东方》有的文章发表前也曾送文化部报刊宣传处审阅，比如1996年6月25日送去著名党史专家、国防大学教授王年一论述文化大革命的一篇稿件，以后未见刊出。8月14日，文化部办公厅报刊宣传处给《东方》“关于《东方》杂志不宜发表《毛泽东的宗教和陷阱》一文的复函”，根据是新闻出版署期刊管理司的（96）第068号复文。这和“文革三十年”那个专题被叫停，临时撤下一样。

1996年10月4日，新闻出版署向文化部办公厅下达了“关于同意《东方》杂志停刊整顿的复函”[期管字（1996）085号]，全文很简单。

文化部办公厅：

办刊函（1996）173号收悉。

经研究，我们原则上同意你部的意见。《东方》杂志自1996年第6期起停刊整顿。何时复刊，视整顿结果再定。

                                             新闻出版署期刊管理司

抄报：中宣部出版局，

抄送：北京市新闻出版局。

10月16日，文化部报刊宣传处召中国东方文化研究会常务副会长张学书、副会长兼东方总编辑钟沛璋前去，该处长黄河浪正式告知《东方》停刊整顿，为什么要停刊，无论新闻出版署还是文化部，自始至终都没有说明。但黄表示《东方》1997年第一期停刊，春节后复刊，给他们留下了一点希望。

11月4日，东方文化研究会给文化部报刊宣传处的请示报告说，自8月16日决定整顿，到1997年1月，用5个半月的时间做好整顿工作，希望能在1997年2月复刊。

   11月11日、12日路透社、法新社来电采访，《东方》没有透露实情。对于法新社提问：“你们是不是因为登载评论顾准的文章受到官方的批评？”他们回答：“我们没有接到过任何官方的批评。对我们登载评论顾准的文章，是有人有不同的意见。后来《东方》也登载了不同意见的文章。”10月16日，报刊宣传处曾专门交代过，“关于《东方》停刊整顿的事，不必对外声张。”所以，在接受外电采访时，他们十分注意，“尽可能回避谈及，不给人以口实。”目的当然是希望能在1997年尽早复刊，不要节外生枝。从1996年11月到12月，他们先后给文化部送过两份关于《东方》杂志的整顿报告。

导致《东方》停刊的主要理由之一“文革”30周年专题，在1996年11月1日给文化部的《关于东方杂志的整顿报告》中做了如下检查：“中央有关部门，过去曾多次发文通知报刊上不要刊登有关‘文革’的文章。中央宣传部出版局和新闻出版署期刊司还把这些发文编入《期刊出版法规政策须知》一书，发给各家杂志。《东方》杂志编辑部没有进行学习，却自认为今年是‘文革’三十周年，应该发表一些进行学术研究的反思文章。幸亏报刊宣传处在审稿时指出，临时决定停印，抽换了这组‘文革’稿件。而在仓促中又未及对已印好的目录作更改，引起一些读者疑问，造成了不良影响。”在12月提交的关于《东方》停刊整顿工作报告中，就1996年第6期的缺点和不足做了检讨：“因部里同志曾经打过招呼，要我们不要张扬停刊整顿一事，所以未能在刊发的文章中体现编辑部对以往错误的认识；发表的读者来信中，有些学术界人士对《东方》有揄扬过当的溢美之词，发稿前应商请作者删节而未及做。”

早在1996年6月24日，鉴于中国东方文化研究会领导对《东方》的支持发生动摇，钟沛璋就给韩天石写信，最初表示了辞职的意向，7月1日，他正式向韩、季两会长辞职，请东方文化研究会半年内物色继任人选，他可以干到年底。1997年1月24日他再次提出辞职，得到批准。

1997年3月18日，香港《东方日报》刊载的新闻《著名文化刊物疑遭整肃  东方双月刊编辑部总辞》，称《东方》总辞的原因是1996年最后一期以创办三周年为名刊登一些文化界知名人士的来信，表示对《东方》的爱护与支持，被指控在整顿期间以这种方式表达读者对杂志的爱护，有“拥兵自重”之嫌。翻开这一期，最显眼的就是季羡林、任继愈、王元化、张岱年、庞朴、陈平原、葛兆光等学者，以及前文化部副部长王济夫、前国家体委副主任徐才等人的来信、祝辞，占了两页。其实，这一期在内容上已作了很多妥协，比如陈晋的《作为读书人的政治家——毛泽东》作为重点文章。有很多文章明显也是要给上面做个姿态而发的。

为了能在1997年复刊，《东方》积极筹划，在1997年编辑工作设想和改版方案中，改变了一些栏目，提出了许多新的设想，比如找自然科学家来写科学与人文的文章等（以后《方法》杂志在这方面有很大收获）。为征求意见，《东方》曾召开近十次小型座谈会。1997年第一期也编好了，目录中有“人文理想与大学教育“专题，包括谢泳的《西南联大的学术传统》、陈来《东京大学人文教育改革一瞥》等，特稿有肖雪慧等关于“义务教育与社会公正”的对话，还有朱学勤、何清涟、陈彦等人的文章。

然而，一切努力终归无效。文化部传下话，对《东方》第六期内容特别是刊登一组纪念《东方》创刊3周年的专家学者来信表示不满，复刊被搁置了。1997年1月24日，钟沛璋再次给丁关根写信，寄上改版方案，希望高抬贵手。同月，为了争取早日复刊，他在和季羡林面谈后写信给季，希望季能以学者的个人身份给江泽民写信，并代拟了一份草稿。季担心因此“火上加油”，没有同意。这年12月16日，他再次写信建议季羡林给江写信，又一次代拟了信稿，季还是拒绝了，理由是即使写了最高领导人也看不到，而且越过丁关根不好，认为可以给丁写信。

1997年7月30日，有人给前《中国青年报》总编辑、东方文化研究会的副会长张黎群写信，称《东方》是“目前中国最值得看的杂志”，抗议停刊整顿的处理。

两年后，经过无数的努力，《东方》终于复刊，此时钟沛璋和他的那套班子早已离开，无论内容、风格，《东方》都不再是那个曾经的《东方》。可以说，《东方》 1996年第六期就成了它的绝响。《东方》悲壮地陨落，在当时的舆论空间之下，它有三年的生命已经不算短了。

7年后，朱正琳回忆中说，《东方》只是一种过渡性的刊物，碰巧拥有一批读者[而且越来越多]，是一种历史的机缘。我觉得并不是碰巧，在互联网时代到来之前，《东方》之所以在短期内迅速崛起，聚集了大批优秀的作者，抓住了那么多读者的心，不是偶然，不是碰巧，而是必然。在特定的历史段落，这本有着民间刊物的自觉，追求独立性，力图介入现实，将知识分子的声音传达给社会的杂志，事实上扮演着十分重要的公共论坛角色，人们在这本小小的杂志身上寄托了太多的梦想，太多的希望。而那个时候表达的渠道也是非常稀有，这就难怪一本有品质、有理想的刊物一面世，就会在林林总总的读物中凸现出来，这一点在接下来的《方法》、《书屋》身上我们也可看到。

独立的人格，自由的思想，百年来，中国知识分子一直在追求自由发表见解，以贡献自己的才智，为本民族的进步，为人类的文明增光。但是道路都如此艰难。一次次成功，又一次次挫败。钟沛璋晚年举起的《东方》，只是历史接力棒中的短短一程。神圣的追求不止，接力棒闪耀的光芒将不不熄灭。1997年，他已过了古稀之年。3月27日，《东方》在短期内已无望复刊，全体编辑人员黯然离开，梁晓燕、齐大任联名写信与他道别：

钟老：

我们永远不会忘记在您的带领下，为《东方》而工作的一千个日日夜夜，感谢您给了我们这样一个难得的机会，增长阅历，丰富人生。

您永远是我们心目中值得尊敬的长者和领导。

历史一定会记住您为中国文化发展做出的贡献，经历了那么多的坎坎坷坷，我们对这一点更加坚信。

望您保重！ 

梁晓燕

齐大任

97年3月27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