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北京一些餐饮企业员工开始短缺，这种现象在很多城市出现。而作为出口制造业基地的珠三角地区，民工荒也由来已久。短缺主因是工资太低，但中国扩大内需前提是提高百姓工资收入，这是一个迫切需要解决得矛盾。因此，１月８日，胡锦涛总书记在中央政治局第十八次集体学习时强调，加大国民收入分配调整力度，增加城乡劳动者劳动报酬，增强居民特别是低收入群众消费能力。

　　员工普遍短缺的现象与2007年初曾出现的原因相同，即真实的通胀提高了生活成本，低端就业的工资太低仅能满足个人生存。如在东莞打工只有1000元收入，仅够个人吃住等基本生活支出而无积蓄。无积蓄意味着无未来、无希望，也就是无钱结婚生子，而且工作往往超时、压力大并忍受离乡的孤独。因此，很多民工选择归乡，而大多数三线城市住房与生活价格水平低，而大量公务员、事业及国企职工高收入群体有服务需求，民工可以返乡或打工或做生意，有成本优势与乡情吸引。

　　要求提高工资水平，政府的直接手段只有提高最低工资水平，但作用不大。因劳动力市场的薪酬要求早已超过各地最低工资水平，因此，目前市场逼着企业增加工资，而非政府善意的政策取向。何况，确定最低工资水平的因素主要是当地城镇居民生活费用支出水平，而CPI实际是低估的。另外，因不统计私企而高估的社会平均工资收入却又不拿来作为参考。

　　出口企业有订单而无工人，说明一些企业仍寄望以价格优势获取海外市场。中国资源价格改革带来刚性成本上涨，若还想继续以压榨工人获取优势已不现实，因为人民币汇率虽未升值，但国内贬值造成的通胀早已提高工人最低生活支出。中国优先的做法应是大幅提高产业工人工资以取代升值，并将资源价格改革置后。当高收入产业工人成为城市居民后会带动服务需求，形成城市化的良性循环。

　　但中国选择了升值和资源价格改革试图实现要素价格均衡，这样的结果是美元更多的贬值抵消了升值对国内通胀的压制，而价格改革提高了生产生活的成本，并最终传递到劳动力市场。但大规模的产能过剩抑制了企业利润并限制了提高工资的能力；而若不提高工资以扩大内需，过剩就会在外需萎缩和投资减弱后恶化，这里面存在结构性的矛盾。

　　关键问题是，资源分配和市场分割的不均衡。以去年为例，近10万亿信贷资源90%流向了国企，提供90%就业的中小企业只获得了10%左右。在过去若干年内，货币大部分流向了垄断性国企（资源）、政府（土地）等。有数据表明，垄断行业员工占全国就业人群只有8%，但2008年他们的工资总额却占全国的50%；而政府则以高额土地出让收入和税收继续投资基础设施，形成恶性循环。

　　中国财富主要流向垄断国企和政府，非公企业则因被限制在一定领域，经过竞争而造成产能过剩的事实，无法提高员工工资。 因此，政府提高工资所能做的，只有减轻非公企业的税负才可能有加薪空间；而更重要的是开放管制，允许民营企业进入更多服务业领域吸纳就业，增加社会消费，缓解工业过剩压力。

　　此外，防止通胀削弱居民购买力的方法，是在资源与农产品价格上涨的同时，降低住宅与其他基本公共服务价格来维持相对购买力稳定，或减缓价格改革而代之以人民币升值。当然，改变分配不公则要打破政府对货币和土地资源的控制，同时也要打破国企垄断，推进国企分红或将利润投入公共领域，现在国企限薪的做法只会导致失去激励后，国企不再关注提高效率和降低成本，最终转嫁给全社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