虽然受到全球金融危机的影响,但去年在政府积极的财政政策刺激下,2009年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增速高速增长,全年增速同比增长超过30%,达30.1%。统计数据显示,2009年投资持续快速增长,全年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22.48万亿元,增速比上年加快4.6个百分点。其中,城镇固定资产投资19.41万亿元,同比增长30.5%,加快4.4个百分点;农村固定资产投资3.07万亿元,同比增长27.5%,加快6.0个百分点。从统计数据看,国有及国有控股企业投资在固定资产投资中扮演了重要角色,政府推动的投资依然是2009年投资高增长的主力。
政府主要通过了四项主要措施来实施经济刺激计划:
第一个,就是通过大规模的政府公共投资,结构性减税,家电和农机具下乡,降低房贷利率,提高农产品收购价格这些政策来刺激国内投资和消费需求。
第二,通过完善出口信贷保险和调整出口退税来减缓出口下降的幅度。
第三,通过实施十大产业调整和振兴计划,国家科技重大专项,加强企业重大技术改造等政策来调整优化经济结构。
第四,通过稳定和扩大就业,增加离退休金和养老金,提高最低保障水平等政策来改善民生。
通过这些刺激政策,经过全国上下的共同努力,09年GDP增速达到8.7%。不过我们发现,2009年经济增长能够“保八”成功,而且远超预期,在很大程度上是因为政策拉动,而个人投资除房地产外仍然低迷,消费依然较为低迷。投资快速增长的原因主要包括信贷资金的大量投放以及各级地方政府出台的一系列促进投资的措施。
虽然要实现经济持续快速增长率、国内扩大就业、加快城市化水平,都需要维持较高的投资率水平。但高投资率仍有不合理和不可持续的一面,现在的不少投资项目,特别是一些形象工程,投资效益比较差,这种局面对经济的稳定增长和金融安全构成威胁,再者仅依靠大规模政府投资驱动经济增长的可持续性和投资质量也令人担忧。
自1978年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已经保持了三十年的强劲经济增长。GDP增长率在1979——2008年间平均为9.8%,其中,在刚刚过去的2006——2007年,增长率接近12%。在这30年,中国经济总量先后超过了俄罗斯、加拿大、意大利、法国、英国,近期可能超过德国,成为世界第三经济大国。中国的人均GDP水平虽仍然很低,但已经从人均220美元的贫穷国家上升到2500美元的中下等收入国家水平。以购买力平价衡量,中国的GDP总量和人均值都远高于上述水平(数据来自国家统计局和世界银行)。
但长期以来,中国的经济增长呈现出粗放型增长方式的特点,主要表现为增长由大量资本、能源和原材料以及劳动力投入推动,而技术进步或全要素生产率(TFP)增长对经济增长的贡献比较低。这种增长方式因此曾被某些国外学者描述为“不可持续的增长”(Krugman,1994;Young,2000)。
经济发展最终目的是为了消费,而不是单纯的投资,如果长期保持投资增值过快,消费增长过慢,将会加大环境保护的压力。虽然政府也多次提出加快转变增长方式,但我们看到这种步伐仍较为缓慢,结构不合理和转变发展方式滞后等深层次的矛盾和问题尚未根本解决,部分行业产能过剩,部分地区存在着盲目建设和低水平的重复建设。
从发达国家看,消费率一般在80%左右,而我国则在60%上下,投资与消费增速的不平衡,使得过高的投资增长速度难以持续,消费需求启动不利只会带来生产能力的更大过剩和产品的更多积压。根据去年十部委的通知,钢铁、水泥、玻璃、煤化工、多晶硅、风电设备、电解铝、氮磷肥、造船等多个行业都出现了严重的产能过剩,个别行业的过剩产能将达到50%以上。产能过剩,势必影响企业利润,给银行带来沉重负担,继而影响到全社会的就业形势,自然收入因此而大幅度下降,反过来又影响到消费。同时,政府由于抑制过剩产能导致新投资项目不足,使得需求会进一步萎缩,进而打击投资信心。
因此,我们必须转变以经济增长为第一目标的经济发展模式,通过淘汰落后产能来完成经济结构的调整,促进企业完成技术革新、产业升级,从而为中国经济的再次崛起奠定基础;在产业调整过程中,应下大力气提高居民收入,以此促进消费增长。消费只与收入相关,要拉动内需,不是靠口号,更不是靠投资,而是靠提高低收入群体的收入水平。尤其是广大农民和城市普通工薪阶层的收入水平必须有实质性提高。积极发展第三产业,迅速落实并完善全面的全民医疗和教育保障机制,并带动相关医疗和教育产业的蓬勃发展。而资金来源,只要加大贪污腐败的力度,彻底杜绝官员的不良之风,这笔钱正好可以解决医疗保障问题。
面对现实,如果政府维持现状,谁都不愿意动,只是实行一些治标而不治本的措施,将会把病根积累下来,对于长远发展来说,谁都可以想到其结果。因此,政府必须从思想上重视,从现在开始逐渐摆脱投资依赖,寻找真正能促进经济长期稳定健康发展的良方,在保持足够的投资增长速度的同时优化投资结构,大力发展循环经济,提高资源利用效率。尽快完善社会保障体系的改革,建立覆盖全社会保障体系,以降低居民的后顾之忧;加大收入分配的调节力度,强化对高收入阶层的税收调节,有效缩减社会贫富差距。
“高投资”换来的高增长不可持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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