刚刚看到，《新京报》2010年1月25日报道：教育部要求中小学装上网过滤软件，处可监控状态。从爱护青少年成长的角度来说，对这个中小学电脑装上网过滤软件，我没有什么大的意见，尽管我知道这样的做法纯属掩耳盗铃。也许，所谓保护本来就不是根本目的，而“可监控”才是方向吧。好吧，对孩子，监控就监控吧，也尽管，我觉得还是有侵犯孩子隐私之嫌。

我对这个报道里另最后的一段话特别留意了，就是“鼓励中小学生在使用互联网和手机过程中，遇有不良网站链接和不良信息特别是淫秽色情信息传播时，及时举报。”说真的，看到这样的话，我的心里一惊，然后有点不寒而栗。

我个人觉得，作为成长中的孩子，心智尚示发育完全，对这个混沌一片的人间和社会的认知确实存在很多障碍，而且不容易凭自己的经验或学识或别的什么来判断哪些是有益的，哪些是有害的。如果社会引起重视，适当“屏蔽”一些不良信息，还给孩子们一个健康明朗的生长环境，还说得过去，也有必要。其实，即使“屏蔽”，教育部所采取的这个方法，也是有点差强人意的。但在没有更好的方法之前，暂且我投个弃权票还是可以的。

问题是，你屏蔽也就屏蔽了，干吗还要说那些多余的“鼓励”的话呢？干吗非要那些还不懂得人生不懂得社会的孩子们去做那种“举报”的事情呢？且不说你这个“不良网站”和“不良信息”的标准是什么？你教育部能给出一个标准答案来么？如果不能，那些可怜的孩子们哪里知道什么是“不良”的什么是“良”的？这样做的结果，会不会最终鼓励了孩子们去“睁大双眼寻找不良网站和不良信息”呢？就像我小时候所处的那个“到处是暗藏的阶级敌人”的时代里，我们被教育着要检举揭发“暗藏的阶级敌人”，要以揭发“坏人坏事”为光荣，哪怕牺牲了生命也值得——少年英雄刘文学就这样成了我们这一代人孩提时代的“榜样”。不知道别人怎么想，我现在真为那个时候自己的那种被鼓动起来的“正义感”而羞耻。因为我现在长大了，多多少少知道了那个时代里一些“光荣事迹”和“英雄人物”的真相。而且，我总觉得，比如那个刘文学吧，他还是个孩子，他哪里懂得那个偷东西吃的“地主”家里其实是有好几口快要饿死的人呢？他只被“正义感”激励着，只被对地主的仇恨仇恨着。问题是，他为什么仇恨那个地主呢？因为教科书上说对地主应该仇恨，因为报纸上说对地主应该仇恨，所以，他就仇恨了。可是，他年幼的心里，面对被他发现的地主的苦苦哀求时，为什么就没有产生一点点的怜悯，一点点的同情呢？我说的是对作为一个“人”的地主。难道，即使那个地主真的“罪该万死”，就不值得送去对一个人的同情与怜悯了吗？我实在想不通。

扯远了。但也没远。只是成年后的我，面对“举报”两个字，有一种特别的警惕心而已。我们不远的历史上，曾经有过相互的检举揭发而造成的不可弥补的精神创伤——简直可以说是毁灭。那样的事情几乎全盘掠去了我们这个民族的人性，人性中善良和美好的一切。人们之间除了怀疑，进而为自保而互相诬陷，演绎了一场又一场什么样荒唐悲凉的人间惨剧啊。我们真的没有反思啊。也真的没有记忆吗？

或许面对这个事情的时候，我的反应确实有点过激了，我的担心多余了。但是，我想说，这都是些孩子，放过他们吧。他们的人生，应该“画最新最美的图画”。那些人性中不该发扬的东西，如果我们没有能力去铲除，那么好，至少不要去引发，不要去“广大”，不好吗？

行行好吧，教育部。行行好吧，这个社会里说了算的“大人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