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

　　  我不能确切的说出故事发生的那个年代，那时候，中国农村还很落后，而农村所普及的也不过是黑白电视机。上个世纪９０年代的一节课堂上，一位值得我们所有学生尊敬的农业技术老教师，将发生在那个年代的几个自己耳闻目睹的真实故事告诉了我们。两个故事都是发生在中西部某落后省份。

　　  一个故事说的是，在一个乡里，在建设一个大型水库，该乡所在县市的数十个乡镇都将受益于这个大型水库，水库能够有效的解决地方上持续了数十年的干旱季节惯例性的遭遇严重旱灾的情况。于是在当地政府的规定、动员、号召下，数十个乡镇的数十万农民都开始按人头出钱出工并兴奋的追加捐款。历时长久，终于把水库给建设成功了。可是后来却透出一个确切的消息，原来上面拨出了上亿的专项资金，根本不需要什么出钱出工。于是就在水库工程验收的那一天，得到消息的上万愤怒的农民们带来了他们当初挖筑水库的劳动工具，把乡里的县里的市里的，还有省里来的十几辆小汽车全给砸了个稀巴烂，还齐齐赶往附近的几个乡镇将政府财物建筑都给砸了烧了拆了。

　　  一个故事说的是，在一个算不上特别贫困的乡村，有一个寡妇欠了乡政府几十圆的税费，乡长在一个赶集的日子里将她家里的一台黑白电视机抬走了。寡妇在集市里独自泪流满面，这时候，就有热心人过来问候。寡妇把事情讲了出来。随后便发生了一件影响比较大的事件。竟有数千的群众赶往那个乡政府，同样也是将政府财物建筑都给砸了烧了拆了。

　　  在那两个故事里，有太多的内容。我不觉得那些农民都是暴民和刁民。在那群情激愤的背后，有着太多长久以来为他们所眼见并忍受的几乎不能为人容忍的事实。沉默中有麻木的形成，但也有愤怒和仇恨的积蓄。

　　  在澳洲，安乐死是非法的。一九九六年，澳洲的北领地通过了全球第一个允许自愿安乐死的法律，同年九月一名六十六岁的癌症患者成为援引此法结束生命的第一人。但是澳洲联邦国会在六个月后表决推翻了北领地的这项法律。

　　  曾经有一百多位澳洲老人从墨西哥非法进口镇静催眠药nembutal，他们不顾nembutal在澳洲属违禁药品的事实，也不顾及非法持有者最高可处两年徒刑的相关法律条文。

　　  一批支持安乐死的澳洲老人曾经为维护自己和其他也希望安乐死者的自由与权利，不惜私自尝试生产可供作安乐死用途的药物，并取得初步成功，更计划扩大生产，好为自己和其他不想生存的人提供药物作自杀用途。据说，老人们打算在澳洲其他城市再设立四家这类后院药厂。而准备参与制造这类安乐死药物的老人，约有800名。

　　   一名参与制造这类安乐死药物的老人说，澳洲未将自杀列为非法，却禁止持有安乐死药物，想结束生命的老人只好服毒自尽，实在太不人道。另一名老人则说，我们迫不得已要这样做，觉得十分愤怒，因为我们需要这些药让我们安详离世时，却又无法得到。了结自己生命并非违法，那为什麽获取安乐死的药物是违法呢？

　　  在生活质量恶劣，对社会再无用处，很想了结生命的情况下，社会应该阻止老人们得到安乐死药物吗？社会竟然坚持认为不应该让他们获得这种药物。只因为社会是由年轻人所主宰的社会吗？老人们失去了制定社会规则的权利。他们因为年老而成为社会的边缘人，成为社会的弱势群体。

　　  弱势群体之沦落世间，正象是一群待宰的羔羊。因为人要吃羊肉，所以人就要杀它们。羊不会去问：你们凭什么杀我们？即便它们问了人们，人们也不过是回答：因为我们要吃羊肉。羊不想被宰杀，但是羊并没有选择不被宰杀的权利，因为羊不能够与人争斗，羊也没有获得胜利的可能。老人们也想要安乐死，但是老人们并没有选择安乐死的权利，因为法律规定为如此，而依靠他们的实际社会影响力，却并不能使得安乐死合法化。

　　 规则总是掌握在强势群体的手中，在强势群体看来，规则是正确的，符合规则的思考和行动也才是正确的。弱势群体没有制定规则的权利，他们只有被规则主宰的无奈。我常常想，权利这个词汇是很虚假的，因为它只能来源于自身实际影响力、势力与实力。

　　 在一个贫富分化、权力两极分化的世界，谁能保证不同强弱的对立的人群的势力均衡？政府？然而，从古至今，人民正是相对于政权掌握者的弱势群体。

　　 在古代中国，在那举天下之力以奉一人的黑暗时代，土地哪怕就是归属于农民自己，他们也得向国家交纳税赋。皇帝老儿的官吏向民众收取税赋的时候，他们说的不只是天经地义这四个字，更多是是关于为什么天经地义的解释：什么得养着军队、官吏和皇帝来抵抗外族入侵、主持公道、抓住凶手、捕获盗贼等等。至于皇帝老儿以税赋所供养的那帮公差啊官吏啊，他们真的就只是做点维护社会稳定、捍卫国家利益、保障百姓安全的好事吗？他们几乎从来不只是如此，他们自身沦为一个依仗公权的利益团体，公权私化，日日假公济私而已。

　　  到了那个利益团体贪婪无比，完全无视民众利益的时候，民众毫无办法，因为他们是相对于政权掌握者的弱势群体。他们虽然在数量上是多数，但是他们心理却从来就不知道真相，他们顺应了统治者的逻辑，将有组织性的奴役当作为少数人的腐败，认为国家是恶人当道，只需要清除恶人，便可以改变现状。他们中的一些所谓道德志士和有影响力的文人名家，竟将改变国家现状的希望寄托在崇尚道德、宏扬儒家的国家大道的风行，他们希望正派人士能够彻底挫败那些贪赃枉法的官吏，他们希望皇帝能够在他们的批评下以民为本。

　　  但当几乎所有百姓的希望都破灭，所有百姓都忍无可忍的时候，他们团结起来造反，从而推翻了前人的暴政，创建了新的政权。那个新政权，好象是成为了百姓们的政权了。但事实上却并非如此，百姓们仍然是相对于政权掌握者的弱势群体。百姓们一惧惮于军队，二惧惮于官吏与公差。凌驾于他们之上的，是一个有组织性的利益结构，他们仍然是被奴役的群体，只是他们仍然不知道自身正被奴役。他们知道的只是：他们收取赋税天经地义。他们或者还知道：有一些官吏很腐败。但是他们永远不敢去想，也没有权利，从来没有丝毫权利去清楚的了解：那一个政权组织，到底取之于民几何？又用之于民几何？他们所取之于民的，到底用于何处？而这正是一个根本性的问题，是有组织性的奴役与少数人的腐败之间本质性的差别所在。没有监督政府财政的权利，正是他们作为弱势群体最大的弱势所在。于是乎，赋税所得被用于建立妄图永久性剥削、欺压、统治和奴役他们的工具。

　　  黑暗的时代中，衙役们作为主要的统治工具成为统治阶级恶霸的主体。然而，如果不肯同流合污，很多现任衙役就是被衙役管制和欺压的对象了。一个人还好，要是有家人，怎么养活家人？工具不过工具而已，打倒工具有何意义？只要支配工具行凶的社会组织结构和利益分配模式还在，工具们总是前仆后继。

　　  然而，工具们前仆后继，使得工具们前仆后继的被统治者因此而付出代价，这一切，都是无关于统治者而只属于被统治者的悲剧。

　　  于是乎，利用被统治者压制被统治者，被统治者没有杀死统治者，却杀死了迫于生活压力而不得不干走狗和帮凶的被统治者，是统治所造成的最大的悲剧......

　　  历史上，那样的悲剧无数次的发生着……

　　  在那两个故事中，乡民们砸坏损毁的财物，后来当然是使用国家税收予以重新制备，正所谓羊毛出在羊身上，所谓取之于民用之于民。当我想起那两个故事的时候，我总是不免怀念起另一个完全不一样的故事，故事的主人公，就是毛泽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