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我们这一代是被吓大的一代。回想我的青少年时代，一听到“赫鲁晓夫”和“秘密报告”这两个词，就会吓得哆里哆嗦的，就跟小时候淘气被妈妈说“大灰狼来了”的效果是一样的。记得我十五六岁那年，文革正如火如荼。忽一日，爸爸小声对我说：说毛泽东思想是顶峰不对，顶峰就是不能再发展了。虽然他说话声音不大，可在我听来像五雷轰顶，赶快四下里看有没有人听到，确证没人听到才松了口气。我爸爸是一个情绪激烈、喜欢说狠话的人，要不他也不会在1959年成为人民日报社唯一的右倾机会主义分子。相比之下，我比他要少年老成得多了。对于我们成长的环境还有一个记录：美籍左翼作家陈若曦在1967年回国投身社会主义建设，她说别的都不担心，就担心她6岁的小儿子什么时候突然喊出一句“打倒XXX”惹出大祸。用弗洛伊德偏爱用童年心理创伤解释成年期心理疾病的原理分析，国人普遍的政治冷漠的根源就在这里：是从小吓的。令人欣慰的是，这种情况已经大有改善，连赫鲁晓夫秘密报告都可以看了，也不会被网管删。对孩子的话也不用太过担心了。那年壮壮三岁，正迷大恐龙。有一天我们在街上走，看到一个胡锦涛的巨型画像，我们告诉他：这是胡锦涛。壮壮应声问道：他咬人吗？我们先是一愣，随后笑得前仰后合，原来那段时间，他把所有的人和动物一概分成两大类：咬人的和不咬人的。

2、老毛说刘邓是“中国的赫鲁晓夫”，潜台词是自比斯大林了。这可有点不智。因为他没有犯斯大林那么大的错误。他虽然把一些人折磨得生不如死，但是很少像斯大林那样直接处死这些人。后来这些幸存下来的人还能平反昭雪，还能把共产党的事业进行下去。

3、“中国的赫鲁晓夫”刘少奇邓小平都平反了，苏联的赫鲁晓夫也应该平反了。他是苏联错案的平反之人，昭雪之人，纠错之人。赫鲁晓夫和秘密报告应当从贬义词变成褒义词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