怀旧和好了伤疤忘了痛，似乎是人的通病。面对当今基层官员的违纪和恶行，不少人将改革开放前的社会环境描写的美轮美奂，似乎那个时代多么清正廉洁。仅就当时笔者作为一个小学生的眼光，也看出一个小小的生产队长的巨大权力。

多吃多占的权力。

比如，村子里每年杀两次牦牛，每次两头，五百多人每人分到几两，最好的部分要留下来“社里用”，用哪了？队长串通会计、出纳、保管员吃了，这三个职位被搞定，队长就可以当硕鼠。此外，生产队里有油有面，拿个锅回去在办公室里炸油饼，吃饱了还往家里拿。这种特权，对我们那个每年春夏之交开始就有一半以上人出外讨饭或吃草籽的村子来说，就是最大特权了。

分派工作的权力。

一些工作付出少工分高，一些工作辛苦危险但工分未必高。队长根据自己的喜好，安排不同的人干不同的工作。比如我父亲和姐夫相继去世后，我母亲为了抚养我们和帮我姐一把，必须带我一岁多的小外甥出工，因为我家缺乏巴结队长的意识和能力，他把安全系数高的农活安排给他的年轻相好们，却单独把我妈派到几十丈高的崖头上面锄草，如果一不留神，小外孙就可能掉下悬崖。

霸占别人妻子的权力。

我们这代人愚鲁，现在孩子们听得明白的话，那时的我们听不懂。但成人后一回忆当初村里大人们之间的传言和纠纷，方知那时的男女关系并不如当今人们想象和描述的一样清白。比如我们队队长就当众说过：这村里年轻的媳妇都是我的媳妇；我在地头玩耍时，有个特别贫困的人家的媳妇就说，昨晚队长给她了6尺黑布，她要做条裤子。看来这个价码出乎了她的意料，否则就不会炫耀了，而别人对这样干部的作风，敢怒而不敢言，因为人家出身好，也没有反对共产党毛主席。

作为地方司法长官的权力。

那时生活贫穷，孩子们在生产队庄稼地里偷点豌豆麦穗是常事，有意思的是，有时候觉得犯了天大的错误，生产队的广播里没有自己的名字；有时候就沾了点边，大喇叭里就将你说的一塌糊涂。这种区别，取决于队长的心情和家长的殷勤程度。孩子们和家里的牲口惹了事，大人挂在嘴上的一句话就是“我给队长下个话去！”至于是不是该吊打四类分子；是不是将路过的小货郎当作特务抓起来，等等，队长一句话就够了。

那个时代比当今惟一可以称道的地方，在于基层官员数量少，吃皇粮的人数量很有限，不同于现在一个乡镇就有那么多公职人员和机构的情况，从而没有使基层官员的危害度达到当今明显的程度，丝毫不说明当时的官员有多么清廉。对一个饿死、迫害死那么多公民的时代，闭眼美化，不是瞎说就是无知。现实的问题要解决，历史的灾难要避免。梦想老路，中国就在灾难里轮回，永远无法走历史的宿命。

本文转自：卫金桂的博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