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深圳市委市政府发布了《深圳市关于〈珠江三角洲地区改革发展规划纲要(2008-2020年)〉的实施方案》的通知，方案提出，力争用2-3年时间，建成一批深港技术创新合作基地，共同构建区域科技服务中心。促进深港两地学研机构系统合作，加快香港中文大学、香港科技大学、香港理工大学、香港城市大学深圳产学研基地建设，引进10个香港院校实验室在深圳设立分支机构。(见昨日《南方都市报》)

　　

　　以技术创新合作，提高区域科技服务水平，助推经济发展，深圳的发展思路无疑是正确的。而其提到的“产学研基地建设”，是已经在很多地方提过十数年的老概念，深圳能否在与香港几所大学的合作中，对这一老概念赋予新的内涵，将决定两地学研机构合作的成效。

　　

　　一直以来，在不少地区的经济发展中，产学研一体化是一面高扬的旗帜。学校办学、学术研究与市场对接，为企业提供智力支持，设想十分美妙，可是，由于产、学、研的界限不明，出现变异———学校因面对“市场”，沾染很浓的商业味道，一段时间以来，在高校甚至有顺口溜，“搞产业一等人，做研究二等人，上讲台三等人”，现在这一座次略有变化，但上讲台的地位没提升，单纯做产业的地位已经不如做研究的，但做研究与搞产业结合在一起的，还是一等人。很多大学教授有了一项成果或专利，就自立门户开办公司，直接参与成果的产业化，学者摇身变为商人，学生也就成了导师老板的打工仔。商战失败，教授才退身回校，把烂摊子交给学校。对于企业来说，看重的似乎不是高校能产出多少成果，而是大学拥有的各类头衔资源，比如企业老板以“一体化”的名义去大学读博士，或者在大学担任兼职博导。

　　

　　最终，产学研一体化，变为大学教授“学者+商人”一体化(部分行政人员还是“学者+官员+商人”三位一体)，以及企业老板“老板+学者”一体化。轰轰烈烈的产学研一体化收获的结果是，高校依旧有超过90%的“科研成果”束之高阁。据有关资料统计，目前，我国科技成果实现产业化的不足5%，远远低于发达国家水平。我国只有万分之三的企业拥有自主知识产权。2008年，我国国家知识产权局的发明专利授权量为93706件，其中50%以上来自外国的公司，大量的是跨国公司。

　　

　　香港地区大学的介入，或可让产学研格局耳目一新。其实，我国提倡产学研一体化，是在借鉴斯坦福大学与硅谷、麻省理工学院与128公路的成功模式，但借鉴了其形，却未有其神。这与内地大学没有现代大学制度有关，由于没有学术共同体，学术的尊严丧失，自然难有一流的成果，更让学术的肌体被学术不端以及各种潜规则弄得体无完肤，学术成为谋利的工具。据笔者所知，在美国大学，如果有教授希望自己办公司(这类教授很少)，他必须办停薪留职的手续，一般时间为一年，最长不能超过两年。两年之后他必须作出抉择，要么去公司当老板，要么回学校做教授，不可能两者兼得。教授在接公司项目的时候，必须说明这个合作的公司自己有没有股份，如果有，那么这个项目应该由另外一名教授负责。大学的知识产业化过程，不是由大学自己去完成，而是在校外进行，由中介机构，即产业化方面的专家来完成。在与企业的合作中，更无交换学校资源的潜规则。

　　

　　因此，笔者期待已有成熟办学制度的香港地区高校，能把自己对社会的贡献经验带到与深圳地区的合作中，探索建立新的产学研合作模式，这比成功合作一两个项目更重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