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几天价值中国网的“见解”频道正在热议有关“高学历寄生代”的话题，今天价值中国网的首页又发布了一个以薛涌先生的文章《怎样培养白领》为话题的专题讨论。我因此有不少感触，想起一年多前和美国德州科技大学VRW教授有一次访谈，发现他所回答的问题，和我们这个讨论很相关，就此想做一些延伸讨论。
首先，我想问个问题：即使我们的教育制度真的培养不出好人才，那么我们就"应当"认为自己是受害者吗？VRW教授对此有一些回答，我个人对他的观点总体上是认同的——
林永青：您认为美国最核心的国家竞争力是什么？科技、创新、金融、还是其他什么？
VRW：开放。美国是一个移民国家，这指的不只是对人的开放，更重要的是对思想的开放。你若问我对德国来说最重要的是什么，我认为是悠久的文化传统...如果你是一个从土耳其移民到德国工作的人，即使你4代之前就已经在德国生活，很了解德国文化，说非常流利的德语，但你并不能成为一个德国人。而美国并不重视这些，在美国不同的人可以有不同的生活方式，但基本的价值观是相同的，比如对思想的开放。这不仅表现在高科技等创新领域，而且在艺术、管理等领域也有所体现...这就是美国之所以能够吸引这么多世界各国的优秀人才的原因...很少有国家能有美国这样的开放性，这使我们在竞争中非常具有优势。
林永青：开放使美国具有了很大的竞争力，但是，从另一个角度讲，它会不会带来一些负面影响？因为开放与自由密切相关，而太多的自由可能带来更加激烈的竞争，这种竞争有时是不公平的，毕竟，实际上有些人是缺乏竞争力的。
VRW：我认为我们对这些人并没有责任，一个人拥有的技能越多，他就越有竞争力。在美国，我们不需要对家庭出身耿耿于怀，但我们必须有社会责任感，因此需要有一个履行社会责任的“度”，这就是美国跟西欧国家的不同，因为我们做这些事情的“度”不同。在美国我们要花很多时间去工作，使自己变的富裕；而西欧国家的社会福利比较好，这些国家的人有条件选择不工作。如果可以选择的话，大多数人都希望能够实现西欧的社会体制，但世界经济满足不了这种需求，总的趋势还是要人们继续工作，生产大量物美价廉的产品...
林永青：价值中国就是一个知识型的网站。我们认为之所以会有专业的不同，是因为这样便于人们更细致地掌握知识；但是矛盾的是，在实际的工作和生活中，又需要人们对很多事情都有所了解。
VRW：专业的设置可以让人们对某个领域的知识有非常深入的了解，但这也有固步自封的危险。我们在了解一群14到18岁的中学生对世界的一个基本认识之时，通常会问他们对于文学、历史、地理、音乐等知识的了解情况，结果发现美国学生对这些知识了解的很少，不如同龄的欧洲学生，甚至非洲学生。面对这个情况，很多人就会想这简直是一个灾难。虽然美国的学生对“文化知识”所知甚少，但我们的学校实行的是一种自由的教学方式，重视的是培养学生的想象力以及创新精神，并为他们实现这些想法提供技术支持，使他们以后能够成为拥有熟练技术的新知识工人。面对一个选择，让学生明白这究竟是一个机会，还是一个障碍？这才是教育应该做的事情。
林永青：全球化的今天，技术和知识的创新是加速度的。我们一直在思考这样一个问题：中国是否能赶上这一发展潮流？
VRW：上世纪60年代，印度也是一个科技落后的国家，后来通过积极的发展，不仅改变了本国贫穷的状况，还为世界的发展做出了贡献。目前世界上还有许多黑暗的角落，但是有黑暗就必然有光明，科技就是引导我们走上光明之路的使者，对此我非常乐观。当前中国确实存在很多问题，中国的社会状况很复杂，人口众多，印度虽然也是人口大国，但两国的社会体制不同，印度实行的是资本主义，可能会有更多的发展机会。
林永青：您的主要研究领域是市场营销和国际贸易，但今天我们从不同角度谈论了各种不同看法，我想这应该非常有价值。
VRW：我觉得你们价值中国网创办的这个在线社区就非常有价值，以前还没有人用过这样的商业模式，非常有创新性。在传播信息的同时，我认为更重要的是应该与这些资源进行互动，进而让网站可以按照你们的设想自行的运作。这一过程中，就需要依靠个人的力量，特别是有知识的群体。
林永青：我的理解是我们要做的不只是一个在线社区，而是一个“网络社会”，这里聚集了商业、财经、文化、社会等各个领域的专业人士。关于“全球化”还有一个问题，对于大多数的中国企业或者网站来说，都存在一个语言的问题，因为现在有85%的知识都是由英文记录的，这对于不擅长英文交流的中国人来说是非常不利的，对此您有什么看法？
VRW：应该说世界并不是“平”的。现在很多中国学生都有英文名字，也许50年后西方大部分人会有中文名字，我相信有这个可能。14世纪时，西方人普遍认为中国是个强国，拥有复杂而独特的社会组织，以及很多穿梭于世界各地的船只；中国人发明了造纸术，也创造了很多神话；然而，之后的中国开始闭关锁国，逐渐衰落；现在中国又开始复兴，在世界上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世界一直在变化中，中国的发展只是一个时间问题。
林永青：历史的进步应该是有一定规律的。现在，中国每5年就会发生一个较大的变化。
VRW：可以确定的是变化是无时不在的。以前有一个流行了几个世纪的理论认为：我之所以贫穷是因为你富有，也不管他人在辛勤的工作，或所承担的风险，只是一味的强调你是富人，所以我是穷人。这个说法是不公平的。对中国来说，不能让这么多人贫穷，工作是因为想要生存，是为了自己的发展，必须坚信自己所做的是对的事情。
林永青：就您在商业教育领域的资深经验、还有您的观察，对于中国商学院的学生您有什么建议？
VRW：中国是一个比较传统的国家，社会上的个人主义并不强烈，大多数的学生都很害羞，老师在课堂上提问的时候，很多学生不愿回答，也不太表达自己的真实想法；相反，美国学生更喜欢思考，充满想象力，有创新的激情。注重背诵知识的教育方式，虽然有一定的成效，但同时会束缚学生的思想，使其思维固定化。这种情况必须改变，我们要做创造性的工作，教育要培养知识型的工人，而不是记忆机器。
不仅重视书面教育，而且积极参与实践，将“读万卷书”与“行万里路”结合起来。特别要了解为什么要接受教育，明确自己未来的发展方向。要适应这个商业世界，要懂得这个世界的发展趋势，不能与社会脱离。如果做不到这些，你将缺乏竞争力...知识非常重要，但是了解究竟通过何种方式才能有效的发挥知识的作用则更为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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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周我参加某校MBA校外导师的座谈会，我说了一个观点：现在中国的大学，几乎都以设立“毕业生就业中心”，来作为大学吸引学生生源的一项重要指标和“竞争力”，这似乎还是教育部的要求。我个人认为，这是极端错误的作法。中国学生从小就是被“喂饭喂大的”，如果到了大学毕业找工作还要别人“喂饭”，怎么可能培养出人才呢？？？只能是“被就业”！
如VRW教授所说，美国社会的主流价值观认为，任何个人在社会上的成功或失败，不是社会或政府需要承担责任，一定是个人自身的责任。在这个问题，当然不少人会认为，中国的情况更加复杂——
我认为，不少人的确是教育制度的牺牲品，不少人的确是中国文化中负面观念的牺牲品（比如我认为，中国文化中很缺少个人主义精神、极度缺少理性主义精神），不少人的确是中国社会转型期的牺牲品......但是，我的观点是，如果每个人能够为自己承担更多的责任，每个人先从自身开始承担责任，也许成为牺牲品的人数会更少一些。——相反地，在同样的教育制度中“被教育”，还是有不少人通过自身的努力成为了人才，甚至成为了社会精英。——还有，如果你认为自己没有太多“社会关系”，而你又“正确地”认为这个社会更依靠关系、而非能力才能成功，你可以抱怨谁？你需要抱怨谁吗？
另一方面，无论我们是如何“成功”地证明了，这个社会或者政府应当为公众在某件事情承担更多的责任，无论我们如何批评社会、批评政府，最终能够为我们真正承担责任的还是我们自身，任何“怨天尤人”除于继续浪费自己的时间和生命之外，没有任何意义！——我们期待社会能够进步，我们也期待政府能够施行更好的公共政策。但是任何一个社会的任何一点改变，都需要漫长的过程，如果我们的改变不从改变自身开始，我们将永远生活着无意义的“期待”中、或“抱怨”中......
面对中国文化改造这个巨大的社会工程，胡适先生当年是这样说的，“改变社会，就如下象棋。我做不到时常‘将军’，但是我可以坚持每天一步一步地‘拱卒’......”
我们都是中国教育制度的受害者吗？我们都是中国文化的受害者吗？如果谁认为“是”，那一定“就是”了！找借口总比自我批评更令人愉快。
［Van R. Wood教授简介］世界知名国际贸易领域的专家。Van R. Wood的职业生涯已经超过25年。Wood博士曾受教于美国商船学会（United States Merchant Marine Academy），并分别于1973年与1975年在华盛顿大学获得市场学学士学位与国际贸易专业的MBA学位，1982年，在俄勒冈大学获国际市场专业的博士学位。其研究领域主要集中在“全球化”以及国际市场等方面。
Van R. Wood在国际贸易领域的经历始于1975年到1979年在智利的工作，在那里，他与CIDEME公司合作开展了广泛的国际贸易。1982年到1994年的12年之间，他一直任教于德州科技大学，主要负责一些国际性的学术项目，同时，他还在中东、欧洲、亚洲、非洲、澳大利亚、北美、南美等地进行一些咨询工作。1994年，他接受了维吉尼亚联邦大学商学院授予的Philip Morris名誉教授的头衔，继续他的国际化工作，在此期间，他主持了13个国际性的学术研讨会。Wood博士有许多研究成果发表在《市场》、《市场研究》、《国际贸易研究》等知名刊物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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