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都是中国教育制度的受害者吗?


这几天价值中国网的“见解”频道正在热议有关“高学历寄生代”的话题,今天价值中国网的首页又发布了一个以薛涌先生的文章《怎样培养白领》为话题的专题讨论。我因此有不少感触,想起一年多前和美国德州科技大学VRW教授有一次访谈,发现他所回答的问题,和我们这个讨论很相关,就此想做一些延伸讨论。

首先,我想问个问题:即使我们的教育制度真的培养不出好人才,那么我们就"应当"认为自己是受害者吗?VRW教授对此有一些回答,我个人对他的观点总体上是认同的——

林永青:您认为美国最核心的国家竞争力是什么?科技、创新、金融、还是其他什么? 

VRW开放。美国是一个移民国家,这指的不只是对人的开放,更重要的是对思想的开放。你若问我对德国来说最重要的是什么,我认为是悠久的文化传统...如果你是一个从土耳其移民到德国工作的人,即使你4代之前就已经在德国生活,很了解德国文化,说非常流利的德语,但你并不能成为一个德国人。而美国并不重视这些,在美国不同的人可以有不同的生活方式,但基本的价值观是相同的,比如对思想的开放。这不仅表现在高科技等创新领域,而且在艺术、管理等领域也有所体现...这就是美国之所以能够吸引这么多世界各国的优秀人才的原因...很少有国家能有美国这样的开放性,这使我们在竞争中非常具有优势。

林永青:开放使美国具有了很大的竞争力,但是,从另一个角度讲,它会不会带来一些负面影响?因为开放与自由密切相关,而太多的自由可能带来更加激烈的竞争,这种竞争有时是不公平的,毕竟,实际上有些人是缺乏竞争力的。

VRW我认为我们对这些人并没有责任,一个人拥有的技能越多,他就越有竞争力。在美国,我们不需要对家庭出身耿耿于怀,但我们必须有社会责任感,因此需要有一个履行社会责任的“度”,这就是美国跟西欧国家的不同,因为我们做这些事情的“度”不同。在美国我们要花很多时间去工作,使自己变的富裕;而西欧国家的社会福利比较好,这些国家的人有条件选择不工作。如果可以选择的话,大多数人都希望能够实现西欧的社会体制,但世界经济满足不了这种需求,总的趋势还是要人们继续工作,生产大量物美价廉的产品...

林永青:价值中国就是一个知识型的网站。我们认为之所以会有专业的不同,是因为这样便于人们更细致地掌握知识;但是矛盾的是,在实际的工作和生活中,又需要人们对很多事情都有所了解。 

VRW:专业的设置可以让人们对某个领域的知识有非常深入的了解,但这也有固步自封的危险。我们在了解一群14到18岁的中学生对世界的一个基本认识之时,通常会问他们对于文学、历史、地理、音乐等知识的了解情况,结果发现美国学生对这些知识了解的很少,不如同龄的欧洲学生,甚至非洲学生。面对这个情况,很多人就会想这简直是一个灾难。虽然美国的学生对“文化知识”所知甚少,但我们的学校实行的是一种自由的教学方式,重视的是培养学生的想象力以及创新精神,并为他们实现这些想法提供技术支持,使他们以后能够成为拥有熟练技术的新知识工人。面对一个选择,让学生明白这究竟是一个机会,还是一个障碍?这才是教育应该做的事情。

林永青:全球化的今天,技术和知识的创新是加速度的。我们一直在思考这样一个问题:中国是否能赶上这一发展潮流? 

VRW:上世纪60年代,印度也是一个科技落后的国家,后来通过积极的发展,不仅改变了本国贫穷的状况,还为世界的发展做出了贡献。目前世界上还有许多黑暗的角落,但是有黑暗就必然有光明,科技就是引导我们走上光明之路的使者,对此我非常乐观。当前中国确实存在很多问题,中国的社会状况很复杂,人口众多,印度虽然也是人口大国,但两国的社会体制不同,印度实行的是资本主义,可能会有更多的发展机会。

林永青:您的主要研究领域是市场营销和国际贸易,但今天我们从不同角度谈论了各种不同看法,我想这应该非常有价值。

VRW:我觉得你们价值中国网创办的这个在线社区就非常有价值,以前还没有人用过这样的商业模式,非常有创新性。在传播信息的同时,我认为更重要的是应该与这些资源进行互动,进而让网站可以按照你们的设想自行的运作。这一过程中,就需要依靠个人的力量,特别是有知识的群体。

林永青:我的理解是我们要做的不只是一个在线社区,而是一个“网络社会”,这里聚集了商业、财经、文化、社会等各个领域的专业人士。关于“全球化”还有一个问题,对于大多数的中国企业或者网站来说,都存在一个语言的问题,因为现在有85%的知识都是由英文记录的,这对于不擅长英文交流的中国人来说是非常不利的,对此您有什么看法?

VRW:应该说世界并不是“平”的。现在很多中国学生都有英文名字,也许50年后西方大部分人会有中文名字,我相信有这个可能。14世纪时,西方人普遍认为中国是个强国,拥有复杂而独特的社会组织,以及很多穿梭于世界各地的船只;中国人发明了造纸术,也创造了很多神话;然而,之后的中国开始闭关锁国,逐渐衰落;现在中国又开始复兴,在世界上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世界一直在变化中,中国的发展只是一个时间问题。

林永青:历史的进步应该是有一定规律的。现在,中国每5年就会发生一个较大的变化。

VRW:可以确定的是变化是无时不在的。以前有一个流行了几个世纪的理论认为:我之所以贫穷是因为你富有,也不管他人在辛勤的工作,或所承担的风险,只是一味的强调你是富人,所以我是穷人。这个说法是不公平的。对中国来说,不能让这么多人贫穷,工作是因为想要生存,是为了自己的发展,必须坚信自己所做的是对的事情。

林永青:就您在商业教育领域的资深经验、还有您的观察,对于中国商学院的学生您有什么建议? 

VRW:中国是一个比较传统的国家,社会上的个人主义并不强烈,大多数的学生都很害羞,老师在课堂上提问的时候,很多学生不愿回答,也不太表达自己的真实想法;相反,美国学生更喜欢思考,充满想象力,有创新的激情。注重背诵知识的教育方式,虽然有一定的成效,但同时会束缚学生的思想,使其思维固定化。这种情况必须改变,我们要做创造性的工作,教育要培养知识型的工人,而不是记忆机器。

不仅重视书面教育,而且积极参与实践,将“读万卷书”与“行万里路”结合起来。特别要了解为什么要接受教育,明确自己未来的发展方向。要适应这个商业世界,要懂得这个世界的发展趋势,不能与社会脱离。如果做不到这些,你将缺乏竞争力...知识非常重要,但是了解究竟通过何种方式才能有效的发挥知识的作用则更为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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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周我参加某校MBA校外导师的座谈会,我说了一个观点:现在中国的大学,几乎都以设立“毕业生就业中心”,来作为大学吸引学生生源的一项重要指标和“竞争力”,这似乎还是教育部的要求。我个人认为,这是极端错误的作法。中国学生从小就是被“喂饭喂大的”,如果到了大学毕业找工作还要别人“喂饭”,怎么可能培养出人才呢???只能是“被就业”!

        如VRW教授所说,美国社会的主流价值观认为,任何个人在社会上的成功或失败,不是社会或政府需要承担责任,一定是个人自身的责任。在这个问题,当然不少人会认为,中国的情况更加复杂——

       我认为,不少人的确是教育制度的牺牲品,不少人的确是中国文化中负面观念的牺牲品(比如我认为,中国文化中很缺少个人主义精神、极度缺少理性主义精神),不少人的确是中国社会转型期的牺牲品......但是,我的观点是,如果每个人能够为自己承担更多的责任,每个人先从自身开始承担责任,也许成为牺牲品的人数会更少一些。——相反地,在同样的教育制度中“被教育”,还是有不少人通过自身的努力成为了人才,甚至成为了社会精英。——还有,如果你认为自己没有太多“社会关系”,而你又“正确地”认为这个社会更依靠关系、而非能力才能成功,你可以抱怨谁?你需要抱怨谁吗?

       另一方面,无论我们是如何“成功”地证明了,这个社会或者政府应当为公众在某件事情承担更多的责任,无论我们如何批评社会、批评政府,最终能够为我们真正承担责任的还是我们自身,任何“怨天尤人”除于继续浪费自己的时间和生命之外,没有任何意义!——我们期待社会能够进步,我们也期待政府能够施行更好的公共政策。但是任何一个社会的任何一点改变,都需要漫长的过程,如果我们的改变不从改变自身开始,我们将永远生活着无意义的“期待”中、或“抱怨”中......

       面对中国文化改造这个巨大的社会工程,胡适先生当年是这样说的,“改变社会,就如下象棋。我做不到时常‘将军’,但是我可以坚持每天一步一步地‘拱卒’......”

       我们都是中国教育制度的受害者吗?我们都是中国文化的受害者吗?如果谁认为“是”,那一定“就是”了!找借口总比自我批评更令人愉快。

 

[Van R. Wood教授简介]世界知名国际贸易领域的专家。Van R. Wood的职业生涯已经超过25年。Wood博士曾受教于美国商船学会(United States Merchant Marine Academy),并分别于1973年与1975年在华盛顿大学获得市场学学士学位与国际贸易专业的MBA学位,1982年,在俄勒冈大学获国际市场专业的博士学位。其研究领域主要集中在“全球化”以及国际市场等方面。

  Van R. Wood在国际贸易领域的经历始于1975年到1979年在智利的工作,在那里,他与CIDEME公司合作开展了广泛的国际贸易。1982年到1994年的12年之间,他一直任教于德州科技大学,主要负责一些国际性的学术项目,同时,他还在中东、欧洲、亚洲、非洲、澳大利亚、北美、南美等地进行一些咨询工作。1994年,他接受了维吉尼亚联邦大学商学院授予的Philip Morris名誉教授的头衔,继续他的国际化工作,在此期间,他主持了13个国际性的学术研讨会。Wood博士有许多研究成果发表在《市场》、《市场研究》、《国际贸易研究》等知名刊物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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