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宋中期，有一位卓荦不群，却不幸早逝的诗人，如果不是有幸被王安石发现并极力奖掖，中国文学史上恐怕不会留下他的名字——王令。
韩文公曰：“世有伯乐，然后有千里马。千里马常有，而伯乐不常有。”此之谓天下奇才往往“才美不外见”者，在于缺少发现奇才的伯乐。不过，历史上并不乏幸运的千里马，如王安石、苏轼知遇于欧阳修，欧阳修知遇于晏殊等。天才与天才相遇，乃一见钟情，触目惊心。但我相信，那些默默的，或者未曾显赫的天才其实更多。
宋仁宗至和元年（1054），王安石自舒州被召入京试馆职，道出淮南，过高邮。对王安石仰慕已久的青年文人王令，趁机作诗《南山之田》投给安石。王安石读罢其作品，欣赏之至，自此二人成为莫逆之交。其时，王令23岁，王安石34岁，相差11岁（杜甫与李白也差11岁）。王安石深爱王令之文章道德，“以为可以任世之重而有功于天下。”（《王逢原墓志铭》），可谓期望极高。王令则称王安石为自杨雄以来的有学之士（《与东伯仁手书》六）。当时，王安石尚未显贵，王令则是靠聚徒讲学为生的一介寒士，二人的爱慕推崇可算是文章道义之交。此后数年，王安石声誉渐隆，在他的大力揄扬之下，当时文坛上负有名望的学者孙觉、黄莘、黄晞、王回等人，开始与王令投赠唱和，使他的诗文得以传抄流通，并使其成为江淮一带颇负声誉的青年文人。
王安石在熙宁元年（1068）任参知政事实行变法之前，除嘉佑元年（1056）一度入京为群牧判官之外，一直在江南一带担任着地方官。而王令一生行迹也基本不出江淮一带。故两人除书信往还外，也时而见面。他们的话题，不拘于文学、还涉及经学，及天下事。王令曾给其生徒讲《论语》、《孟子》，颇推崇孟子，并写有关于《孟子》的讲稿，可惜未完篇。而孟子恰是王安石的偶像之一。王安石在《寄王逢原》诗中说：“晤言相与入圣处，一取万古光芒回。”可见两人在一起交谈时的相得。而他们的英雄相惜，恐怕更多的在于经邦济世之学，而非文学。譬如，王安石提点江南东路刑狱期间，王令就曾建议王安石上奏朝廷不宜让从北方发配来的犯人去上岗（江、浙、湖、广的钱粮汇聚于此，由运河而送至汴京）运船上服役，因其不服水性。二人曾就此事几次书信往来加以商议。可见，王令绝非不谙世事的书呆子。
不过，两人的思想也有分歧，即王令认为“天下无道”，不可为也，所以他不应举，不做官，只愿安贫守道，所以他力劝志在兼济天下的王安石归隐，他在《寄介甫》一诗中说：“难与跖徒争有道，好思吾党共言归。古人踽踽今何取，天下滔滔昔已非。”葛立方赞此诗曰“识度之远，又过荆公”（《韵语阳秋》），我以为不然。王令固然节操甚高，但从他的话语中，我们能感觉到一种不无偏激的愤世之情。王安石岂不知世事之不堪？岂不向往独善其身的宁静？他说：“咏怀古人今已矣，感此近世何为哉？”（《寄王逢原》）同样感叹今不如昔，对于当今之世，他表达的是“何为哉”的感慨，而非“不可为”的毫无余地。在这里，我们看到的是一个20多岁的年轻人，和一位30多岁的更为成熟的中年人之间的差别。
如果阅读王安石与王令之间的书信，你会发现王安石对王令的关切，不止是文章道德方面的，他甚至亲自张罗并成全了王令的婚事。嘉佑二年（1057年），王安石由群牧判官改太常博士，知常州。王令移家暨阳，聚徒讲学，并曾来常州依王安石。是年王令25岁。王安石见他仍未婚娶，便致意其妻舅吴佑，请吴佑将其女吴氏嫁给王令。由《与舅氏吴司录议王逢原姻事书一》可知，吴佑对王令的为人及经济状况表示忧虑，王安石则在信中说：“王令秀才，近见文学才智行义皆高过于人，见留他来此修学，虽贫不应举，为人亦通，不至大段苦节过当。他恐二舅不欲与作亲，久不得委屈，不审尊意如何？传闻皆不可信也。安石目见其所为如此，甚可爱也！”其后，又再次致书吴佑，说：“王令秀才，见在江阴聚学，文学智识，与其性行，诚是豪杰之士。或传其所为过当，皆不足信。安石比深察其所为，大抵只是守节安贫耳。今日人从之学者甚众，亦不至绝贫乏。况其家口寡，亦易为赡足。虽然不应举，以安石计之，今应举者未必及第，虽及第未必不困穷。更请斟酌。此人但恐久远非终困穷者也。”看得出来，吴佑对王令的顾虑主要是嫌其不应举而困穷（这位王逢原真是孤傲得很），而王安石则认为此乃守节安贫之表现，可见其人品之高；即使从现实层面看，王安石也认为王令的贫困是暂时的。为王令这位老弟的婚事，王安石不惜苦口婆心，真是令人动容。最终，吴佑将其女嫁与了王令。
然而，出乎所有人意料的是，贤惠的吴氏嫁与王令2年之后，王令就去世了。留下了寡妻，和尚在母腹的女孩。20多年后，隐居金陵的王安石仍然惦念着王令的遗腹女，为之择婿，将其嫁给了一个叫吴师礼的人。吴师礼者，亦为名臣。王令地下有知，恐怕亦当为之动容吧。
王令死于脚气病。早在嘉佑元年（1056），王令居天长时就得了脚气病，痛苦不堪。王安石每信必问，关怀备至。他甚至在信中给王令教过足底按摩的治疗之法。但王令终于没能躲过这一劫，以27岁之龄早归道山。他的早逝，令王安石极度痛心。如果我们对读王安石和王令之间相互的赠诗及书信的话，会发现王安石对王令的感情比王令对王安石深长得多。此并非王令感情寡淡，亦非王安石自作多情，而是因为王荆公一生特立独行，知音甚少，故王令与他的相得，对他来说极其宝贵。他在《寄王逢原》中说：“力排异端谁助我，忆见夫子真奇材。”王令去世后，王安石在《与崔伯易思王逢原书》中道：“逢原遽如此，痛念之无穷，特为之作铭，因吴特起去奉呈，此于平生为铭，最为无愧。惜也如此人而年止如此！……窃以谓可畏惮而有望其助我者，莫如此君！……今则已矣，可痛，可痛！”他是以“共功业于天下”期待于王令的。孰料此人未及而立，匆匆离逝！王令去后，王安石不仅为其写了感人至深的墓志铭，还写过好几首哀悼王令的诗，其最感人者如《哭逢原》：
布衣阡陌动成群，卓荦高才独见君。
杞梓豫章蟠绝壑，麒麟要求跨浮云。
行藏已许终身共，生死哪知半路分？
便恐世间无妙质，鼻端从此罢挥斤。
王安石在悼念王令的诗中几次用到《庄子》中“运斤成风”的典故。那位才质卓荦的郢人去了，这可以运之成风的斤斧自此便无用武之地矣。“呜呼，惜哉！”“可叹！可叹！”“可痛！可痛！”王安石每念及王令之死，就发出这种反复的强烈的伤叹之词。如果我们联系王安石后来实行变法，天下反对滔滔，最终罢相、失败的经历，便会理解他何以对王令如此深情——王安石的确太缺少志同道合者了，他是一个有大孤独的人。安石执政之后，遇青年才俊吕惠卿，对吕亦是倍加信任，擢吕惠卿为变法第二号人物，可是吕惠卿最后却与王安石分道扬镳，成为伤害他最深的人。想及王安石早年极其看重却不幸早逝的王令，荆公一生之遭遇真令人不胜感慨。
王令死后，六百多年几未曾受到什么重视。直至清代，方有沈文倬点校了《王令集》，但至今尚未有人注释，亦鲜研究。在现在的文学史中，有人把王令和另外两位短命天才王勃、李贺并论。我以为，论诗歌成就，王令不如王勃、李贺，但若论整体才力，及人格境界，王令当在王勃、李贺之上。而他的英名，除其作品价值外，与他和王安石的感人交谊有相当关系。遥想荆公当年，22岁及进士第，其才华惊动了当时文豪欧阳修，欧公以“翰林风月三千首，吏部文章二百年”称扬之，王安石可谓深知人间知遇之滋味的。而当其施行变法之后，却与曾经的恩师欧阳修发生龃晤，包括韩琦、富弼、文彦博等大臣豪杰皆纷纷离他而去，这位倔强而又深情的一代大才内心不知体味过多少恩怨尔汝的滋味！与王安石和王令的相知相似的是，王安石与宋神宗的相得。熙宁元年（1068），王安石奉诏入京，受到年方21岁，锐意改革的宋神宗的极度信任，从此实行变法。尽管阻碍重重，但由于神宗对王安石的支持，变法以很快的速度改变了当时天下的局面。王安石与宋神宗的相得之深，只有三国时刘备与诸葛亮的君臣遇合可以比拟。此真乃“千载遇合”也。然而，时隔17年之后，宋神宗竟以38岁之龄英年早逝，从此，王安石的政治理想便雨打风吹去矣。这个人，一再遭遇了知音的离弃，理想的失落。失行孤雁逆风飞。
古人云：“人生得一知己足矣。”历来才士，才有多高，孤独便有多深。于千万人之中得遇一知音，乃何等快意之事！对青年才俊而言，得遇伯乐，往往意味着人生命运的逆转；就巨匠前辈而论，遇千里之才于蒿莱之中，于己于国皆是光彩的焕发，希望的腾烁。倘略过前辈与晚生的差异不论，在这种英雄相惜的故事中，最为重要的是：有才能的人，在有才能的人身上看到了自己的才能。两个人的才能仿佛两股电流，刹那相遇，乃合为一股更为强大的才华的电流，灵魂的华彩。而遇与不遇间，不知其为天耶？事耶？这是世间最令人感慨的事情之一。
2009-12-1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