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一段时间，“捡钱包”成为社会关注的一个热点。报载，南京市民刘先生在闹市捡到一只空钱包，引起路人围观，刘先生慌了——万一失主找过来诬赖自己拿走了钱包里的钱该怎么办啊？为表清白，刘先生请来4位市民作证，然后打了110报警：“警察同志，我把钱包交给你了，你可也要帮我作证啊。这钱包我捡到的时候，里面就没有钱，只有身份证和银行卡。不信，你可以问他们4个人，他们和我也不认识的。我担心说不清，特意请他们帮我作证的。”

　　刘先生的担心不无道理：淮安市低保老人周翠兰捡到1700元，几经周折找到失主，失主却坚称丢了8200元。为此，弄得周老太官司缠身。好在这个事件有个“大团圆”的结局：经过法庭调解，原告撤诉；有企业家同情周老太拾金不昧且受委屈，赠她8000元以示表彰和安慰；周老太却将这笔钱捐给了“淮安爱心基金”——“不是我的钱，我就不会要”。

　　在中国的传统文化中，一贯把“道不拾遗”与“夜不闭户”并列，看成是社会富裕和治安良好的象征。但是，老一辈的上海人，见人傻乐，常会冒出一句话：“侬拾到皮夹子啦”；北方方言中好像也有同样的语境：“您捡钱包啦”。以此推测，似乎真正在民间，也有把“拾遗”媲美如今“中大奖”般的语言习惯。

　　早年在农村插队，常见贫下中农以“我捡到的”为自己的某种行为辩护。这可能源于山里人打猎的一些习俗，譬如你打中一只野兔，但它还是挣扎着逃脱，最后却被另一个人捡了便宜。所以，山里人就有了“捡拾无罪”甚至“见者有份”的说法。进入现代社会以后，这种习俗就漫延扩展到其他的类似行为上……

　　后来有件事更令我印象深刻：有个下放干部领了工资去公社购物，半道上把钱丢了，他着急慌忙地四处寻找，后来有人告诉他是位老人捡了。他找到老人，老人坦承确有其事，但却不肯归还。除了以“我捡到的”证明自己行为的正当性以外，更有意思的是这么一番话：“你就不要缠我了，我捡到几十块钱这一辈子就一回，可你丢了工资到下个月又有得发……”下放干部居然无言以对，最后自认倒霉，权把丢钱当慈善捐款了。

　　这是计划经济年代的事，现在说起来似乎很搞笑。但细细一想，甜酸苦辣咸五味杂陈。这干部与农民之间诺大的差别，难免使后者心生不平，老农的行为就算是对不平等的抗议吧。

　　当然，改革开放三十年以后，整个形势，不论从法律制度上，还是从思想意识上，都起了本质性的变化。人们对自己的权利，尤其在牵涉到物质利益时，看得更重了。现如今，可能很少有人会因为自己下个月还能领到工资而对他人的“不当得利”豁达大度地网开一面、不予追究了。但说起来，那种干部和农民的差距依然存在，可能还……

　　那么，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关于“拾遗”的个人行为又当如何呢？90年代在香港上学时，得到一个忠告：如果在香港的马路上看见地上有钱包，不能自行捡拾查看。因为一旦做出这样的行为，很有可能导致难以预料的后果：如果其中的财物与失主所述对不上怎么办？如果有人诚心讹诈就更麻烦了，但最可怕的是打开一看里面是毒品……按法例规定，相应的程序应该是这样的，先报警，等警察来一起拾起钱包，一同打开查看，接着将内里的东西一一登记。这些程序过完后，你就可以走了。警察将钱包带到警署，进行失物招领，如果在规定的时间内（好像是6个月）没有失主来认领，这个钱包就归报警的人所有。

　　当时也就把这个忠告当成是一个忠告，并未深究，（后来的事实也证明我并没有这样的“手气”去实践）。现在想来，如果真有这个规定，倒是很有深意：既照顾到失主的“物权”，防止“不当得利”；又使报警者的拾金不昧“好心有好报”；还顾及到“捡拾无罪”、“见者有份”的传统习俗——应该是中西合璧，现代和传统相结合的产物。

　　现代社会真是个“风险社会”，本来很简单的事，却有可能弄得越来越复杂。想起童年时人人会唱的歌：“我在马路边捡到一分钱，把它交给警察叔叔手里边……”那时候，绝不会有人怀疑你捡到的可能是二分钱或五分钱。社会诚信需要的是纯真，但现在这份纯真还能找得回来吗？周翠兰老人的所言所行，能否给我们带来一些信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