彭卫民
（西南政法大学 政治与公共事务学院 重庆 401120）
[摘 要] 儒家标榜的“君子儒”形象在晚清张之洞这位封疆大吏、儒臣身上得到了很好的表征，通观张之洞修身治国思想，可以从他的力辟公羊、调和汉宋、学兼中西、经世务实等方面得到佐证，他的学术宗旨和治世理念成为后世效法的楷模，而他本人，也应成为千百年来“内圣外王”的又一个大践行者。
[关键词] 张之洞; 君子儒; 内圣; 外王
[中图分类号] K252 [文献标识码] A
孔子在答弟子子夏时说：“女为君子儒，无为小人儒”[1]2478，何谓君子儒？他继而解释道：“质胜文则野，文胜质则史，文质彬彬，然后君子”。（《论语.雍也》）君子儒和小人儒的区别在于“君子谋道不谋食，耕也，馁在其中矣，学也，禄在其中矣，君子忧道不忧食”[1]2518，也就是说拥有“喻于义”这种高尚品格的人才可谓是真君子，“可以托六尺之孤，可以寄百里之命，临大节而不可夺也，君子人欤？君子人也”。[①]“君子儒”本质就是要做到“内诚外文”或是“内圣外王”，所谓“内诚”就是要“博学于文，约之以礼，亦可以弗畔矣夫”，所谓“外文”就是要“言出乎身，加乎民，行发乎迩，见乎远，言行，君子之枢机”，在内心修养与人格诉求之间，达到完美结合的人，叫做“君子儒”。[②]在中国近代史上，伴随着“经世致用”、“通经明道”学术主张的出现，传统儒学在近代史上又有了继承和发扬，但“内圣外王”一直成为数千年以来儒家倡导“君子儒”的最高准则而未曾改变，张之洞可谓近代以来这一标准少有的大践行者之一。
张之洞（1837—1909），直隶南皮人，官至疆寄，作为晚清的顾命大臣、儒者，其一生“平实而绌于世，恳至而后于机”[2] 10057，被盛赞是“有清一代二百六十余年，将从政、治学、求道自觉统一起来，真正集文治武功与文章学术于一身者，屈指可数。于晚清，更仅曾国藩、张之洞两人而已”[3]260，无论是从政治上早期“清流”到中后期的“洋务”，还是从学问上“兼采汉宋”到后来的“权衡中西”，张氏都在无形的践行孔子所说的“质胜文”与“文胜质”，不惟如此，“文襄之效西法，非欧化也。文襄之图富强，志不在富强也。盖欲借富强以保中国，保中国即所以保名教。谓文襄为儒臣者以此”[4]2。
一、力辟公羊，通经致用
在古今文经学的分歧上，张氏对今文学大有微词，认为是“风疾马良，去道愈远”[5]15，他认为“以能发沩经文为第一义，必能原本注疏多搜古义，渊奥博恰，训词尔雅，方为入格”[2]9807，继而他在《学术》一诗的注释中说“二十年来，都下经学讲《公羊》，文章讲龚定庵，经济讲王安石，皆余出都风气也，遂有今日伤哉” [2]10559，为此，张氏先后写下了《驳<公羊>大义悖谬者十四事》与《驳<公羊>文义最乖舛者十三事》，力辟公羊，主张通经应以古文经为宗义，注重考据训诂。[③]他认为“读书宜多读宜读古文经，为其少空言，大约秦以上书，一字千金”[2]9797。从《书目答问》中对古文经的偏重可以看出张氏对于学问的审慎与儒家倡导的“信而好古”是同宗同源的，在古今文经的分庭抗礼中表现的笃恭、慎独可以影射出他本人执着的性格、务实的学风 [6]54。
清季经学家们对“微言大义”的衍生是基于对政治的改良，以康有为“新学”为例，最直接的表现便是他提出的“提圣贤于既坠，明六经于暗曶”，“冀以起亡经，翼圣制”之说，[④]对于这种极端的托古改制，张氏是十分反感的，由于遵循儒家的纲常名教，他对今文经学“乖张逆舛”的批判是不遗余力的，加之其在著述上“通经明道”的儒家风格，所以张氏在治经上依旧保持着“激发忠爱、讲求富强、尊朝廷、卫社稷为第一义”[2]9709的“君子儒”的形象。
然而即便是在今文学日盛的清季，张氏依旧十分重视通经的作用，他说通经在于“考古、经世、治身心”，为此，他作了一个生动的比喻，“书，犹谷也，种获舂揄，炊之成饭，佐以庶馐，食之而饱，肌肤充悦，此谷之效。”[2]9797。张氏素以“通经致用”来教授学生，其目的在于光大儒学[7]77，他认为“术听人择，何为必通经乎？曰：有本，学人因谓之根底，凡学之根底必在经史，读群书之根底在通经，读史之根底亦在通经。归其终也，在于有用。”[2]10075自乾嘉以还，通经与致用开始分离，落入了考据训诂的藩篱[8]125，在中国文化处于优势的时代,儒家治国平天下的工具大致以经典、史学、历代掌故为范畴;但当国势衰弱时,经世主义者,并不反对引进外来的有效工具,因而成为接受现代化的动力，张之洞对于通经以振兴儒学的期望较之于此时的学风是空前的进步。
二、忌分门户、兼通汉宋
清代汉学与宋明理学的争端“有发于本学派之自身者，有由环境之变化而促成者”[9]70。正由于清季特殊的社会环境，调和汉宋呈现出三种趋势：“宗宋学而不废汉学，宗汉学而兼采宋学，汉宋立场不明显的会通论者”[10]36，汉学与宋学在晚清特殊的背景各驻藩篱，各自为政。与此同时他指出学问忌分门户，“近代学人大率两途，好读书者宗汉学，讲治心者宗宋学。遂末忘源，遂相诟病，大为恶习，学以躬行实践为主，汉宋两门，皆期于有品有用，为汉儒之奴隶而实不能通其义，为宋儒之佞臣而并未尝读其书”[2]9794，“学术有门径，学人无党援。汉学，学也，宋学，亦学也，读书宗汉学，制行宗宋学，汉学宗之则空梳蔑古之弊除矣。宋学宗之则可以寡过也”[2]10077，他认为汉学和宋学都是出自儒家之门，皆对孔孟之道有贡献，在维护封建君主专制制度和伦理道德方面并不存在分歧，只有两者有机协调才是学问的门径，因此他认为学派之间各有可取之处,汉学的真正要旨在于“实事求是”,宋学的基本内核在于“严辨义利”，同时他认为朱子的《近思录》“言约而达，理深而切，有益身心，高下咸宜”[2]9796值得深究，最为难能的是，他也主张理学内部忌分门户，“王阳明学术宗旨虽与程、朱不同，然王出于陆，亦宋学也。犹如继别之后，更分大宗、小宗，不必强力门户，相互訾盭”[2]9794，如此，无形中为儒学的继续统治提供了理论依据，也契合了他所提出的“中学为体”的价值观。[⑤]
张之洞顾命大臣、儒者的角色毋宁可以理解为官僚与学者的两栖型人物，封建官僚和儒学卫道士的有机结合 [11]106，他坚持认为，“先王设教，孔门授学，自当本末兼赅，道器縌著，岂有但详学僮仪节之文，五礼名物之制，而于身心治道绝不容一语及至者”[2]10098，汉学的考据也好，理学的性命也罢，归根到底还是要还原到儒学的“内圣外王”的精义——“君子儒”上来，“孔门之学，博文而约礼，窃惟诸经之义其有遇曲难通、纷歧莫定者，当以《论语》、《孟子》折衷之，《论》《孟》文约意显，又群今之权衡矣”[2]9721，咸同以后，受“通经致用”与“兼采汉宋”的影响，张氏的政治价值趋向在于“清流”，尚未转化到“洋务”上来，从这层意义上来说，张氏确然是封建的“君子儒”无疑。
三、旧学为体，新学为用
“中西体用”论的提出是张之洞“通经致用”思想在政治上的反应，有学者考证，中西体用论在学理上应该同经世致用思想有着密切的联系，是经世致用发展的必然结果[12]103，要而言之，“中西体用”学说是张之洞一生中结合学术与治平要义，在“外王”上取得的巨大成就。[⑥]
研究体用论关系者认为，张氏的“中西体用论”最根本的用意在于扶持纲常名教，“劝学”之“学”就是孔孟儒家学说，而西学的目的在于为旧学继续注入生机与活力，这也是传统文化的可贵所在。“若云救世，但当破近日目眩于西法之迷途，废墨守汉学之流弊,方为有益…西法迷途者，知西人算术机器制作之精,于是心悦顶礼并慕其饮食衣服风俗而效之…通经贵知大义方能致用，义理必出于训诂，于是因训诂而事考据…若能通西法以得自强之术，博汉学以为明理之资，是西法正为中国所用,汉学正为宋学所用”[2]909当然，张氏抱守传统文化而不宜卒改是有其合理性的，张氏在补授山西巡抚(1881)之前，一直以“清流物议”自居，走在洋务的对立面，而前文所提到的“通经明道”的思想更使得张氏认为“我圣教行于中土数千年而无改者，五帝三王明道垂法，以君兼师”[12]103，如若全盘西化，则必然会导致“天下万世皆将怨之訾之”，成为“尧舜孔孟之罪人而已矣”[2]9767，文化的积重难返与人心的固弊傲慢使得张氏看到了只有立足于儒家文化才能不至于引发伦理道德上的颠覆，而与此同时，作为开明的儒家士大夫，以其在为官与为文的双重人格，他同样看到了“万世之巧，圣人不能尽泄，万世之变，圣人不能豫知”[3] 9767，儒学标榜的中庸不得不使他寻求对旧学的修正，“文襄之作《劝学篇》又文襄之不得已也”[4]2，为此，他所做出会通中西的努力旨在“明保国、保教、保种为一义”[2]9704，但需要注意的是，正是基于张氏早年的学力，前文提到的古文经学和通经致用所衍生出来的“西学为用”，其全部功用在于标榜张氏自己并非是抱残守缺的“小人儒”，而是能够将自己所被习理论作一番修缮之后继续“扶危救世”的“君子儒”形象，[⑦]基于这样的目的，“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论调最终由于旧学的痼弊而失去生机活力，没有能够冲破封建主义旧文化的牢笼[12]106。
一言以蔽之，在强劲的外患逼迫之下，张之洞作为儒学的卫道士，只能暂时对做人与治世，中学与西学之间保持一种矛盾调和的选择，儒者人格的分裂、价值观的修正使得张之洞“君子儒”的身份更增添了一些时代的气息。
四、道德文章，经世务实
作为晚清的封疆大吏，张氏先后抚篆山西，督篆两广、湖广、两江，清史对其一生评价是 “短身巨髯，风仪峻整。莅官所至，必有兴作。务宏大，不问费多寡。爱才好客，名流文士争趋之。任疆寄数十年，及卒，家不增一亩云。”[13]12380其幕僚辜鸿铭也盛赞道，“文襄自甲申后，亟力为国图富强。及其身殁后，债累累不能偿，一家八十余口，几无以为生。”[4]25张氏一生亲治书札，勤于立言，一生留下了近五百万余言的道德文章，督学期间，先后创办了文昌书院(后更名为经心书院)、尊经书院，而张氏自己也承认，“无心与物竞，鹰隼莫相猜”，“平生有三不争，一不与俗人争利，二不与文士争名，三不与无谓争闲气”[2]10631,是有清一代，为数不多的文坛巨擘与道德大师。他的学术造诣，超越了清季新旧改革的风口浪尖，几乎无人可以企及的，“夫张之洞之得名,以其先人而新,后人而旧。十年前之谈新政者,孰不曰张公之洞,张
公之洞哉? 近年来之守旧见,又孰不曰张公之洞,张公之洞哉? 以一人而得新旧之名,不可谓非中国之人望矣…虽然,一新一旧之张公,今为过去之人物矣,而环顾满朝衮衮诸公,其能与一新一旧之张公并驾齐驱者,竟何人耶? ”[14]98略论其经世务实的作风，可以概括出如下特点：[⑧]
其一，中国传统伦理虽然遭到不断的冲击，但是张之洞一贯以儒家君子自居，走上了一种“不中不西，即中即西”[9]34的调和之路，虽然张之洞所生活的年代是“历九州而戡大乱”“数千年未有之变局”[15]31，但是他做到了权衡新旧、兼采古今，这不仅显示出他于学问、于人心、于数千年传统文明的宽容之心，更体现出为保存儒家精髓而表现出来的高超学识和独特的人格魅力。
其二，张之洞以文儒致清要，遇事敢为大言，他的致用之学与自身清流的很好结合[16]87，张氏学说中的灵活多变使得他并不一味趋从于对意识与言说的批判，更能从国家制度的病理出发，努力将国家文明日趋推向近代化。
其三，近代化的进程并未曾按照张之洞设想的轨迹，甲申之后，中西学说与新旧观念的不断斗争使得糟粕得以剔除，革命与改革日趋走向理性，思想观念也不断的成熟，这与张氏的学问思想以及言传身教是不无关联的，正是因为张之洞在固守传统纲常伦理时能标新立异，面对新思潮异军突起时又能权衡新旧，将近代化推上了手术台，这也在客观上成为近一百年以来社会运动的导火索。
五、结束语
光绪二十九年（1903年），张之洞病痛缠身，仍旧在忧虑“奏定学堂章程”一事，在致大学士瞿鸿禨的函中他忧心忡忡的说道：“惟此事（指奏定学堂章程）繁难已极，关系甚重，改定不止十次，两月以来，昼夜赶办此事，困惫已极，寒天病驱，十分心急而不可如何。近来头痛目眩，咳嗽无时，肩臂痛楚之旧症又发，饮食颇减，实系力疾从公，本拟请假五六日，稍加休息，又恐旁人诧异。”[2]10302三年之后，也是张之洞弥留之际，他依旧在湖广任上未曾停歇，适逢七十虚岁之寿，他感慨自己的一生，遂写下这样一首诗，“不辞霜鬓与灰心，庙略坚强挽陆沈。雄峻直辕通日月，困穷筚路启山林。醯鸡久笑江神劣，精卫安知海水深。方悟离乡庄舄老，劳歌已作楚人吟。”[2]10581从张之洞身上，从他书写晚清近代化这一段特殊历史的轨迹上，可以看到一代大儒博雅、笃恭、诚正、力行的风范，张之洞“君子儒”这一形象，是晚清腐旧体制下滋生出近代文明的必然，同样，也为后世对“君子儒”的理解与定义提供了一个鲜明的佐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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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 张昭军.张之洞对传统儒学的调试与锢弊[J].孔子研究,2004(4).
A Brief Probe into Zhang Zhidong as a Model of “Confucian of Virtue” in Late Qing Dynasty
PENG-Weimin
(Southwest University of Political Science and Law , Chongqing 401120, China )
Abstract：The image of “Confucian of virtue” (君子儒)is well illustrated in the characteristics of Zhang Zhidong, a great Confucian with a number of high-rank government positions in late Qing Dynasty. His thought of governance and self-rule is fully presented in several aspects, such as his deep inquiry into the school of “Gongyang”(公羊学), his reconcilement of Han and Song (调和汉宋)Confucians, his objective attitude to both Chinese and Western learning and his pragmatic strategy. His academic tenet and idea of governance， just as he himself a master of “being internal saint so as to govern the outer world benevolently”，has surely become a model for his future generations.
Key words：Zhang Zhidong；Confucian of virtue(君子儒)；internal saint；external benevolence
基金项目： 2008年度西南政法大学科研立项项目“晚清汉宋之争与近代湖湘文化”（批准文号08XZ-BZX-001）成果之一。
作者简介： 彭卫民（1987—），男，湖南双峰人，西南政法大学科研处助理，政治与公共事务学院学生，研究方向：清史与湖湘文化。
[①]《周易.系辞》，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第385页，陈寿祺校云，《经义述闻》之“机”当作“门阙”解，认为枢机为门户之要，犹言行为君子之要。
[②]对“君子儒”的正义：此章戒子夏为君子也。言人博学先王之道，以润其身者，皆谓之儒，但君子则将以明道，小人则矜其才名。言女当明道，无得矜名也。见何晏集解、刑昺疏《论语注疏.卷六》，中华书局，1998年版，第367页。钱穆先生认为，小人儒区分君子儒的标准，不出两义，一则溺情典籍，而心忘世道，一则专务章句训诂，而忽于义理，子夏之学，或紧密有余，而宏大不足，然终可免于小人儒之讥。又见钱穆著：《论语新解》，巴蜀书社，1985年版，第297页。
[③]清季今文学与清中叶庄存与、刘逢禄之学的区别在于前者具备了经世、改革社会的特色，其演变是张之洞对清季今文学批判的重要原因，详参清皮锡瑞撰：《经学历史一卷》影印清光绪三十二年思贤书局刻本。
[④]参见《续修四库全书》，康有为：《新学伪经考十四卷》，影印上海辞书出版社图书馆藏清光绪十七年康氏万木草堂刻本，作者认为，“始伪伪，乱圣制者，自刘歆；布行伪经、篡孔统者，成于郑玄”。清代的今文经学家刘逢禄、龚自珍、魏源、邵懿辰等也对刘歆及一些古文经传发动过攻击，清末廖平的《古文学考》、《知圣篇》、《辟刘篇》，主张在学术上，力辟古文经学“述而不作”之旧说。
[⑤]对儒学的修正详参胡钧著《张文襄公年谱》，天华印书馆，民国二十八年版，卷三。
[⑥] 也有学者考证，张之洞密切儒学与清王朝关系的政教相维的主张使得儒学大受污染，张氏“中西体用”的提出，是使得传统儒学受到威胁的根源，详参喻大华先生，《张之洞在晚清儒学没落过程中的卫道活动》，载南开学报，2000年第1期。
[⑦]张昭军先生也认为，张之洞是主汉学调和宋学的代表人物，其本意在于维护圣人之道折衷的方法来平息争端，对此张先生有蔚为详尽的著述，详参张昭军，《义理与考据之辩——晚清时期宗宋学者对汉学的批判与反思》，史学理论研究，2007年3月第1期。
[⑧]对于张之洞洋务经世的具体事例，参胡钧《年谱》；中国史学会篇《洋务运动》（八），上海人民出版社1961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