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需要一种发自内心的纠错机制

王 淼

想到这个问题，是看《与李泽厚对话:“中国要过封建资本主义这一关”》后读到这样一个评论：

来自山西省运城市[ yang8233 ]的原贴:

您说“现在是封建特色资本主义”，又说要《告别革命》，您不觉得是矛盾的吗？

我不能说作者不对，但这种看法其实是在中国最具有代表性的一种看法。在中国，有这样一些说法，“改革是另一场伟大革命”，“革命不是请客送礼”……人们对此习以为常，却不知这是不对的。

改革不同于革命，就在于其目的不仅仅是对旧体制的破除，更要有能力建设一个能够适应经济社会发展需要的新体制。美国著名政治学家亨廷顿认为改革成功的难度要远远超过革命，他说，“改革者必须具备比革命者更高超的政治技巧”。“革命者竭力加深裂痕，而改革者必须使裂痕分离和多样化；革命者竭力使政治强硬严厉，改革者得令其保持弹性和适应性；革命者应当能够分裂社会力量，而改革者却应当能够驾驭它。”与改革者的谨慎和循序渐进相比，革命者的方式则要简单得多，往往是以简单地消灭对立面为主要解决办法。这种革命思维在陈独秀的一段话中有过这样集中的体现，“必不容反对者有讨论之余地，必以吾辈所主张为绝对之是，而不容他人之匡正也。”这也是上述贴子中认为的，既然我们对其已经深恶痛绝，为什么又要不许革命？

对于这一问题我想了很多年，结论可能有一点悲观。那就是当年柏杨先生提出的中国人本性里有一种死不认错的精神。这些年见到，听到的很多事情都表明，在中国，矛盾不积累到暴发的程度就难以得到解决；在中国，多少人尤其是当权者宁愿犯一个更大的错误也不愿意承认自己犯了一个小错。甚至在学界，如果你诚恳地和某些专家谈到他的不对时，他甚至会记恨你一生。而与这种“上位”的纠错难相比，在“下位”者过久受到压抑后，往往反应更加激烈，甚至会崇拜暴力，这就是革命发生的土壤。而革命与改革的一个最大不同是其不可控，在于革命是玉石俱焚的，刀子是可能会伤及刀把的。

对于中国，问题分析很多，矛盾暴露的也不少，但令人忧心的是，如果不能建立起一种发自民族心灵深处的纠错机制，而任由问题积累成矛盾，矛盾发展成革命，我们的讨论就只是空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