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话》奈斯比特：中国大趋势
2009年10月16日央视播出
陈伟鸿：好，谢谢大家的光临，也欢迎电视机前的各位准时收看中央电视台财经频道的《对话》。我想大家对我手中的这本书可能不会陌生，这是在80年代的时候风靡全球的一本畅销书，它叫《大趋势》。据说在全球的销量突破了1400多万册，我至今都还记得这位作者在预测未来的时候，当时电脑刚刚出现，甚至完全还没有开始普及，他就已经预测到了互联网时代的一个到来，同时它也告诉我们未来全球经济一体化是一个不变的发展趋势。这样的一系列的预测已经伴随着我们走过了30年的时间了，我特别想知道现场有多少人曾经在当年20多年前读过这本《大趋势》？
李保民：我是1982年冬天，我记得特别清楚，就在大概头一个时间看了《大趋势》，还有《第三次浪潮》。当时我们是在那种还要粮票、布票那种情况下，三大件还没有武装齐备的时候，每天我们冒着寒风要骑着自行车上班的时候，看了这本书。它说我们以后会在从家里别墅到办公室这个区间，我们可以坐在高速火车上，敲开电脑、处理公文事情。当时我听了以后，我看了以后觉得很震撼。我想这什么时候能够实现？但是我们就在大概前三五年，我们在飞机上打开电脑处理公文的时候，我想奈斯比特也好，托夫勒这些人也好，他们的预见确实是可以说有先见之明。
吴伟（中国图书对外推广计划工作小组办公室）：当时我读这本书的时候，其中的两个预测，一个是全球化，一个是互联网，这个简直就是天方夜谭。我们当时可能不是太明白全球化是怎么回事，互联网又是怎么一回事，但是今天，我们已经时时刻刻都在感受着全球化和互联网带给我们的好处。
孙云晓（中国青少年研究中心研究员、副主任）：我当时看这个书的感觉，就像人来到了海边，面对惊涛骇浪不断地冲击过来的这样的感觉。那么想象这个作者呢，当然当时一时想不到，我当时的感觉，我觉得这个人就像马克思那样的，大胡子，很深邃的眼睛，是一个老在图书馆里坐着的一个人。
陈伟鸿：马上我们要为大家请出的，就是这本书的作者，不过他现在已经有了新书了。来，让我们有请今天《对话》节目的嘉宾，欢迎他们。
真是闪亮登场啊，来来来，好，二位请坐。从他们牵手出场甜蜜和大家见面的那一刻，我们必须要为各位首先来介绍一下，我们的这位女士，这位女士是这本书的作者的夫人，奈斯比特夫人。
刚才您在现场听到了，我们当年没有见过您先生的时候，心里对他的一种揣测，你觉得他们的想象准确吗？
多丽丝-奈斯比特（《中国大趋势》作者）：如果他当年的预测没有这么准确的话，我就不会把他作为一个优秀的作者去追他了。如果我当年没有作为他的出版商去追他的话，今天我就不会坐在这儿。
陈伟鸿：您当年预测到你的出版商成为你的太太吗？
约翰·奈斯比特（《中国大趋势》作者）：我从来没有想象过我会有这么出色的一位妻子。
陈伟鸿：大家一定非常关心在时隔27年之后，曾经带给了我们无数的思想震撼的这位作者，奈斯比特先生和他的夫人，又给我们带来什么样的力作呢？这一次我们要告诉各位的是这是9月3号刚刚面世的一本新书和中国有关，叫《中国大趋势》。
解说：1982年，他著书《大趋势》，预言全球经济一体化和互联网的普及，影响着整整一代人。1989年，他预言在新千年自由市场经济将在社会主义国家得到迅速发展，而西方的社会福利制度则将走向私有化。1997年他又预言亚洲经济将在世界举足轻重，日本经济将走向低迷，代之以中国的崛起。这些都已一一成为现实。
今天，他又历时三年著书《中国大趋势》，提出了中国新社会的八大支柱理论，又将让我们透过纷乱的表象，看到怎样的一个中国。
陈伟鸿：那你能不能告诉我们，是什么时候、什么样的一件事，促使您打算开始写有关于中国的发展趋势的？
约翰-奈斯比特：1996年我跟江泽民主席有过一次私人的会面，他与我见面是因为我以前写过的《大趋势》那本书受到了很多好评，江泽民主席当时也读了这本书，所以我来到北京的时候他邀请我。我们的谈话进行得很愉快，因为他以前在农村长大，我也是在美国犹他州的乡下长大，所以可以说我们都来自于农村。我当时说到中国有一个了不起的故事，他问我你为什么不来讲这个故事呢？我们会全力支持你。当时是1996年，但是由于一些原因，我当时无法完成这件事情。然后十一年之后，我又受到了这样的邀请（是十一年吧），有一些我的朋友告诉我，我们在20多、30多岁的时候，都读过您写的《大趋势》，我们希望你能够写一本关于中国大趋势的书。当时比较有意思的是，我当时已经做好了准备，但是我不能一个人完成，我希望也必须跟我的妻子多丽丝一起来做这件事情。（中国）有很多伟大的故事，是我们在这个时代见证的，最伟大的故事，而且我们也亲身经历着，这些故事的发生。
陈伟鸿：可是当我看完了这本书，我发现跟27年前的那本《大趋势》相比，在这本《中国大趋势》当中，似乎比较少对中国的未来的趋势做出一些预测，这可能和大家的期待有一定的距离。为什么在这本《中国大趋势》里，对中国未来的趋势没有做那么多详细的预测呢？
多丽丝-奈斯比特：很抱歉我必须要反驳您的看法，但是，这是一种最大的预测，在书中提到中国会创造一个前所未有的新的模式，这种模式会对西方国家带来挑战，西方看到中国觉醒的时候中国正试图做出调整来适应西方的价值观和模式。但是我们认为情况不会是这样的，中国将要也正在创造自己的模式这种模式是建立在自己的历史和文化之上的，这就是一种预测。
约翰-奈斯比特：这是一种非常重要的预测，中国现在只发挥了它1/3的潜力，我们预测它将继续发挥出剩下的潜力。就像我在书中说到的中国正在摸着石头过河，现在只过了1/3，还要走2/3才能到对岸，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预测。
陈伟鸿：中国在世界引起的关注度越来越高，所以不光您在关注着中国的未来，世界上很多人也都在关注着中国的未来。所以今天在我们的现场我们特别收集和整理了，别人对于中国未来发展的一些预测，希望在现场来跟你做一个探讨好不好。我们来看看第一个预测，我特别找到的是索罗斯做的一个预测，在未来的10年到15年当中，人民币有望挑战美元主要的国际储备货币的地位，随着中国经济不断地对外开放，人民币会成为全球性的一个储备货币。
约翰-奈斯比特：我不太同意这种观点，但是我认为人民币在世界上发挥的作用只是中国整个故事的一小部分，中国有一个很大的故事，但索罗斯只关注到了他感兴趣的部分。我认为人民币会变得更加重要，不一定与美元一样（的地位），但是有可能会与日元持平。因为在一个非常复杂的世界中，我们不仅需要一种储备货币，所以对于其它货币来说也有增强其重要性的空间，人民币也会变得更为重要。但是如果人民币要取代美元的话，还需要很长的时间。
张海花（China Time执行董事）：在国外可能因为很多人，像刚才约翰和多丽丝讲的，对我们中国的经济体系，对我们这些不理解，所以很多的时候是一种想控制我们国内的这些，包括从人民币能不能走向国际市场，能不能变成世界上一个沟通的货币，所以他们完全是，在我看来，是一种从政治的角度来出发，对我们的这些，完全应该是我们自己做决策的这些东西，给我们一些干预。
约翰-奈斯比特：是的，确实是这样的，我完全同意。当然人民币并不完全代表全球经济或中国在其中的作用，它是金融领域的一个重要的部分，它并不是最有意思，也不是最重要的一个部分。
陈伟鸿：人民币显然现在越来越被国际社会所关注。我今天特别帮你准备了一张100块钱的人民币，如果按照现在的汇率1：6.8左右，我这个大概可以换到14块、15块的美金，是不是？你在中国需要用人民币，我们现在可以来兑换一下。
约翰-奈斯比特：我有美元吗？
多丽丝-奈斯比特：我不知道。
约翰-奈斯比特：我这儿有20欧元，我给你欧元，你得把美元还给我。
陈伟鸿：我以为他全给我了呢。
多丽丝-奈斯比特：给得太多了，这个给你。
陈伟鸿：还得有个贤内助，要不然就得换错了。
多丽丝-奈斯比特：现在他拿了30，太多了，我们得要回20。我先生常说我很节约，我有的时候也会算一下，现在用美元还是人民币更合算，约翰刚才也跟我说，现在中国有这么多不可思议的事情，兑换美元和人民币，并不是我们主要要考虑的事情。我们就像海绵一样，尽可能地吸收这个国家可以吸收的东西。
约翰-奈斯比特：多丽丝是我们的首席财务官。
陈伟鸿：看得出来，看得出来。
陈伟鸿：从10年前到今天这一刻，大家看到人民币的地位已经有了很大的一个改变，那么在10年后，我们的人民币将会在国际的货币体系当中扮演一个什么样的角色？它的国际地位又会是怎么样的？我想今天我们想来请二位做一个预测。
陈伟鸿：那么在10年后，我们的人民币将会在国际货币体系当中扮演一个什么样的角色？
约翰-奈斯比特：我们估计在10年后两者都可能升值，也都可能贬值，但是也可能会保持平衡。
陈伟鸿：现场也有很多专家，你们可以拿出自己手中的牌子来表达一下你们的观点，支持或者说是不支持，来，请举牌？您有兴趣找一位支持者，还是不同意见者来跟您交流？
约翰-奈斯比特：吴女士好像不同意，我想听听她的意见。
吴伟：我觉得中国的经济的发展不会这么乐观。
约翰-奈斯比特：这不是乐观还是悲观的问题，是一种预测。但是您考虑得一点可能是在国际贸易中，如果人民币与美元持平的话，对中国是不利的。如果人民币不如美元值钱的话，是对中国的出口有利的，这是由全球市场来决定的，不会由我们来决定。所以说如果人民币币值低一些的话，会对中国有利。
陈伟鸿：你同意吗？
Geoff Baker（澳大利亚澳中财富集团董事）：是的，我同意。我能不能说一下我为什么同意，这个问题比较难回答，约翰很聪明，用一种相对的方式，而不是具体的数字来回答，因为美元有可能升值，也有可能贬值，现在很显然美元在贬值，所以人民币不一定要紧跟美元。
陈伟鸿：左女士刚才没有举牌，你觉得无论是赞同或者反对，都不能完全表达你明确的想法？
左小蕾（银河证券首席经济学家）：对，因为我觉得还是应该从奈斯比特先生的这种思维方式出发，我觉得它这个东西不是一个定量地在预测，它是一个定性的，他做出中国人民币和美元的变化的态势是一致的，我觉得是做这个东西。不是说一定会最后是1：1，一美元兑一个人民币，我不知道我这这样理解对不对。
陈伟鸿：那我们先听听你这个理解到底对不对？
多丽丝-奈斯比特：我觉得这有点像两个棋手下棋，预测货币的价值是很微妙的一件事情，完全是一种猜测。我们现在住在欧洲，但是基本上使用美元，约翰搬到奥地利的时候我们决定要在欧洲生活，当时美元币值要比欧元高得多，现在情况不一样了，但是这也并不代表着欧洲的经济能真正反映欧元的价值。这意味着对于货币价值的计算，有时是不与事实和合理的探讨有关的。所以要客观地评价，不一定会反映客观现实的东西，是很难的，比如说可以比较容易地预测，中国的GDP在怎样的条件下会与美国的GDP相当，但是如果分析事实的话，有很多因素是基于不合理预测的，就像现在的金融危机一样，现在有很多预测也起到了一定的影响。我们是不能以严肃的方法去对这些东西进行预测的，否则的话就像是在赌博。
陈伟鸿：所以除了刚才左女士的这种观点，现场还有什么样的观点？
欧阳晓红（《经济观察报》高级记者）：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当中，就是美元的话语权它是17%，那么中国（人民币）才是3.72%左右，我不知道，请奈斯比特先生预测一下10年以后会是一个什么样的现状？谢谢
约翰-奈斯比特：现在的问题并不是说美元作为第一储备货币的地位会不会被人民币所取代，5年之前也有人预测，日元会取代美元，这并不是两者选其一的一种预测，而可以是在我们的货币储备中应该有百分之多少是人民币，百分之多少是美元，百分之多少是欧元，百分之多少是日元或其它货币，并不一定是一个百分之百的选择，现在有很多的变化和推测，但是没有任何人可以准确地预测，我们最好的方法是把货币储备分散在不同的币种上，关键是这种货币的组合会变化，而不是单纯从美元变到人民币的问题，比如说会减少美元的比例，增加人民币或日元的比例，变化的是比例，而不仅仅是从一种货币到另一种货币的转换。
陈伟鸿：在2009年4月份的时候，德意志银行大中华区的首席经济学家马俊他做了这样一个预测，说到21世纪的20年代初，中国将在GDP上超过美国。还有一个观点是2008年国际的一位知名的经济学家恩格斯·麦迪逊，在他的一本书当中有这样的一个观点，说中国将在2015年超过美国成为全球的第一大经济体。问一问两位，你们对于来自经济学界的这种对中国经济GDP发展的预测，持什么样的态度和观点？
约翰-奈斯比特：我想谈一下我的观点，因为我可以回答这个问题。我的回答是，我们要从不同的角度来看这个问题，中国的GDP现在已经超过了德国成为世界第三大经济体，明年它将超过日本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中国、德国、日本的GDP都在3.5万亿到4.5万亿（美元）之间，我们认为日本和德国在未来10年不会有很大增长，而是会有所萎缩。中国会有很快地增长，这三国都在这个区间，但是美国的GDP达到了14万亿（美元），比中国、德国、日本三国的总量还要多。所以即使中国的增长很快，美国也会增长，可能需要25年才能够与它持平。
陈伟鸿：在上个世纪60、70年代，日本经济发展非常迅猛的时候，很多美国人也做过这样的预测，说日本很快就要成为比我们更加优秀的经济体了，甚至当日本人开始出手买洛克菲勒大厦等等这种的时候，美国人也惊呼说，日本人将会买下整个美国了。那结果后面我们看到的发展趋势却是，日本不仅仅落后于美国很多年，甚至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它们的经济发展是停滞的。
嘉宾：我们中国人讲的中庸，然后我们自己的速度不能太快，因为任何一个东西发展太快，比如说癌症，其实就是一种细胞的疯狂生长，所以我们还是要给它找到一个平衡。如果我们能够找到这个平衡，我们对待世界的态度是我们中国人的这种，我们不是说我们要把美国比下去，把印度比下去，我们中国要变成世界唯一的老大，我们是一种共赢。
约翰-奈斯比特：对于日本我还想谈一下我的观点，因为日本发展过程中有一个教训，刚才提到洛克菲勒大厦、高尔夫俱乐部，还有索尼的发展等等，从1993年开始日本无法让它的经济进行自我调整，而是对经济实行政府的控制，政府对每一种经济活动和所有的公司都进行控制，而不是像其他国家那样让经济进行自我的调整，但是如果他们那样做的话，会经历一段非常痛苦的时期，因为很多公司都会经历很大的调整，可能会有很多人失业，当时的日本首相说从政治上和文化上，我们都无法这样做，从那时候起，日本就停止了增长和发展，可能这周的日本大选会有所改变。虽然我不认为会有真正的改变，但是随着执政党的变化，也许会有一些新的变化，但是一个主要的教训是就是日本政府试图控制它的经济，而这样的做法从来都不会成功，比如说前苏联。
多丽丝-奈斯比特：我们这本书的用意之一，就是让人们摆脱过去的思维，在中国大趋势的背后也存在着另外的一个趋势，就是世界正从西方向东方转移而经济的重要性也从西方向东方转移，现在西方正主导着世界的价值观，这些都会改变，而中国会在这一过程中起到非常重要的作用，更有趣的是中国会如何发挥这一作用，而不是预测它的币值的趋势。
约翰-奈斯比特：或者是GDP的发展趋势。
多丽丝-奈斯比特：对GDP来说。
约翰-奈斯比特：更为重要的甚至不是商业，对2050年的中国社会最为重要的是教育，如何发展教育，教育下一代是最为重要的，我们认为对于中国的经济发展来说，最最重要的就是教育。
张小刚（《中国日报》总编辑顾问）：不光是中国的教育制度将要发生改革，中国的媒体可能也要发生改革，我们的媒体也不能用昨天的语言来跟我们的听众和我们的受众说话。而且我觉得，在未来很短的时间里头新的媒体技术也会是中国经济发展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像一个火车头或者一种驱动力量，而且大量的新的这种媒体的服务，也会应运而生。我们的媒体会变成一个很大的产业，而且也会为中国GDP的增长提供很多的力量。
约翰-奈斯比特：是的，没错。
李保民（国资委研究中心主任）：我看了奈斯比特先生的《中国大趋势》以后，我觉得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就是在这个大趋势里面，我们的总量不管是第二也好，第一也好，这中间的结构是非常重要的。当然这本书里面也提到了我们的飞机制造业，提到了我们的汽车制造业，提到了我们电信、机械这些制造业，关键就是在这个总量的后面，我们如果没有一个以高新技术为核心的产业结构去支撑的话，那我们这个总量可以说意义不是很大，当然在高新技术的背后，就是刚才奈斯比特先生讲的，我们的这种教育体制、文化体制都是至关重要的。
陈伟鸿：说到高新技术，其实在这本书里对于中国的高新技术也有很多的描述，它和中国经济的增长之间是有着非常密切的联系。我拿一个道具给奈斯比特夫妇来看一看，看看你们能不能一眼认出这个是什么东西？
多丽丝-奈斯比特：是汽车电池吗？
陈伟鸿：我们交给您来检验一下。
约翰-奈斯比特：应该是电池，挺重的。
陈伟鸿：太重了。
约翰-奈斯比特：是电池。
陈伟鸿：在您的书里面曾经有这样的一句描述，说中国要想打入欧美比较成熟的中级车市场，还需要时间。但是在电动汽车的开发方面已经拔得了头筹。为什么会特别在书里面写到这样的一个细节呢？
约翰-奈斯比特：现在中国正从仿制向创新转变，胡锦涛主席在2007年10月份举行的十七大上，发表了一个讲话，这个讲话我们都读过很多遍，相信有的人都可以背下来了，他在讲话中多次提到使中国成为一个创新型国家一个很好的例子，就是电动汽车，比如说比亚迪。中国已经宣布，将在这一领域领先世界沃伦·巴非特是比亚迪最大的一个投资方。这就是中国未来的一个新趋势。
多丽丝-奈斯比特：我在健身中心听到比亚迪的股票上涨了400%，所以当然我们会在书里提到这方面的内容，而且我们很遗憾，没有买比亚迪的股票。
约翰-奈斯比特：但你是首席财务官啊。
多丽丝-奈斯比特：是，这是我的决策失误。
陈伟鸿：所以有的时候，不能两耳不闻窗外事啊，你看错过了多么好的一个机会。今天比亚迪也有一位王先生来，但是不是王传福先生，是王建钧先生。
王建钧（比亚迪汽车销售有限公司副总经理）：我们感觉的是我们中国装备制造业，特别是我们中国人的这种技术能够首次被大的趋势这本书提到，说明我们中国技术的进步，中国装备制造业的进步。
陈伟鸿：既然今天我们都在谈预测，您在这儿也来预测一下10年后，中国的新能源的汽车会占到世界汽车市场多少的一个比例？
王建钧：中国的新能源的车的生产，或者其零部件的生产，我相信会占到全球的1/3以上的一个份额。
陈伟鸿：你们觉得他的预测靠谱吗？
约翰-奈斯比特：当然，我们还能说什么呢，难道错了吗？
陈伟鸿：如果是让你来做这个预测的话，你的数字跟他一样吗？
约翰-奈斯比特：我们不预测市场或者是消费趋势，我们是想分析大的形势。
多丽丝-奈斯比特：我想大的形势是消费者希望能够以最低的价格，购买世界一流的产品，如果我们看一下现在世界的形势以及哪个国家是可以提供这种产品的最佳候选人，那就是中国。
陈伟鸿：中国未来的创新发展之路，到底会是一条什么样的发展之路，各位不妨也来做一番预测。
李保民：创新发展之路，我觉得非常重要的还是我刚才说的，一个就是我们的工业化这方面，我们信息化、科技化的水平，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内容。然后在这个背后，当然我们还有一个至关重要的，就是我们的体制问题，我觉得奈斯比特先生这本书里面非常好地，创造新社会的八大支柱里面，第一个他谈到了解放思想，我觉得这是搞我们创新的一个基本的前提。
约翰-奈斯比特：这一点很重要，因为所有人都说创新是这个时代的主题，每个国家都想成为创新型国家，但是很多都是嘴上说说而已，我们不能仅仅通过立法要求所有的公司从现在开始就要进行创新，这样是行不通的。我们必须像中国现在的做法一样，对于政府来说，最好的做法就是创造出一种可以培育创新的环境。在胡锦涛主席的讲话中列举了一系列措施，比如说创建高科技园等等。中国所做的正是真正采取行动，世界许多国家的政客都在口头地表达这种意愿，而没有采取实际行动。而有些国家可能认为仅仅通过立法，就可以成为一个创新型的国家政府需要创造出可以产生创新的环境。
陈伟鸿：我看到这个书里面记录了这样的一段非常有趣的话，这是您记录的德国《时代周报》的一位记者，他的描述，准确地说这也是一种预测。他是这么描述的，他说未来配有导航系统的安全气囊的四门的中国产的汽车，会以大约5000美元的价格在沃尔玛超市销售，而且人们可以像购买日常用品一样，去收银台付款，没有眩目的介绍，没有展示厅，也没有繁杂的销售体系，每个星期五，你直接到停车场去提车就可以了。这个日子是指日可待吗？
多丽丝-奈斯比特：我们要关注的不是第一辆售价5000欧元的车是否会在2011年或者是2012年或者是2013年，在美国或德国的超市出售，而是中国有能力以非常低廉的价格生产世界一流的产品。
王建钧：中国人所介入的领域或者从事制造的产品，都是把很奢华的产品变为了一个普通大众能够消费得起的产品，包括我们非常熟悉的鞋帽等日常的消费，快销品，包括您刚才书中提到的汽车，中国人有这个能力，也有这个智慧，让它成本很低、品质很高。而所有的这些基础，又回到一个其它的一块，就在于人，人对于我们的企业的成长，包括对于中国GDP健康地稳健地快速地成长，是非常重要的，就是人的教育、人的素养。
陈伟鸿：您说到人的素质和教育方面的问题的时候，我们看到孙云晓先生再一次举了一个牌子。我可以再提供几个数字，可能来佐证您的观点，您也帮忙来分析一下。就是在制造业的领域职工的受教育程度和劳动生产率之间是有密切的关系的。有一个分析说，职工的受教育年限每提高一年，劳动生产力就上17%，假设说一家企业，它的职工全部都是高中的文化水平的话，那么它的劳动生产率可以提高24%，如果是提高到大专学历的话，整个的提升会达到66%，这些数字是不是也证明教育在提高我们制造业，尤其是整个经济发展过程中的一个重要性。
孙云晓：今后的10年或者30年的最关键的发展，特别取决于人的素质，人的创造力，刚才说的创新能力，没有这些的话，是非常难以实现的。我们的受到了教育之后，教育的内容、导向，教育的政策，这就成了决定中国未来命运的一个关键的一个因素。
约翰-奈斯比特：我们完全同意你的观点。我知道现在人们正在议论中国现在实行9年的义务教育，2050年将会实现12年的义务教育，就像您刚才说的，问题不是你在学校待多长时间，而是孩子们在学校上学的时候都做些什么。如果把义务教育从8年延长到12年，而不改变孩子们在学校学习的内容的话，可能会失去延长义务教育的理由。我认为教育的目的，是要让学生学会如何学习，并让他们进行毕生的学习，而我们现在并没有教会学生如何学习，而是教他们如何背书。
陈伟鸿：这个观点让我想到了两个很有中国特色的词汇，一个是素质教育，一个是应试教育，你的父母会怎么来教你呢？
约翰-奈斯比特：我吗？我是一个辍学大王，我高中只念了一年，四年后我在犹他州的盐湖城找了一份工作，为供水公司挖掘管道，17岁的时候离开犹他州，我参加了美国海军，海军陆战队当海军，其实是因为非常绝望了。在那时起，我开始学习如何阅读，开始读书，后来我上了大学。但是问题是，现在各国的教育体制都存在问题，我们是在为过去而教育孩子，但我们应该让孩子为了现在和未来而学习，我们必须要进行教育的改革。现在在美国有越来越多的家庭选择家庭教育，大概有600万名儿童正在接受家庭教育，他们在家里接受父母的教育，而不是去学校学习，因为父母不想把孩子送到学校，所以就选择在家里对孩子进行教育。
陈伟鸿：但是我要告诉大家，各位千万不要小看这位曾经辍学的学生。在他日后的整个的职业生涯和家庭教育的过程里，他一共拿到了15个博士学位。这是又一次让大家吃惊的地方，我们来考一考夫人，你能不能列举出，当然越多越好，奈斯比特先生拿到的这些博士学位都包括哪些博士学位？
多丽丝-奈斯比特：我没有办法。当我们决定从剑桥搬到维也纳的时候，我见到了约翰所有的荣誉博士的学位服和学位证，但是我没有全部记下来。但是如果当时我知道今天我们要坐在这里的话，我会记住的。
陈伟鸿：我发现在奈斯比特先生拿到的这15个博士学位当中很多都是出自像哈佛、康奈尔，这样的一些名校，在你的心目当中中国会不会在未来出现这样的一些世界级的名校？
约翰-奈斯比特：这取决于中国人。我想在中国的高等教育中也存在着一些问题，学生们的竞争力还有待提高，他们在考试中很有竞争力，但是如果成为教授或者是科学家的话，竞争力还有待提高。在欧洲和美国，我们进行的同行审查，就像在市场上一样，比如说你写了一篇关于在科学或者是文学上重大突破的论文，那么这个领域的其他同行都会看这个论文，并且写出他们的评论，有一些评价可能是比较尖锐的。但是在中国，这样的评价是温和的，大家都不想让他的同事丢面子，所以都只会表达正面的观点，所以我们会有很多没有价值的东西。我想在中国也需要对这样的学术文章进行同行间的客观的评价，这样作者才可以重新研究自己的文章，这才是良性竞争。
多丽丝-奈斯比特：从另一方面来说，有的时候在中国如果过于坚持自己的观点，而对同事的观点表示质疑，就是在让对方丢面子，可能不是很礼貌，但是需要这样。
陈伟鸿：目前我们教育现状当中存在的这些问题，如果我们没有很好地解决的话它会对以后的中国经济发展造成什么影响？
多丽丝-奈斯比特：如果中国要在未来10年成为世界上最快最强大的国家，那你们应该进行培训，否则的话，就不会达到这个目的。如果中国要成为一个创新型的国家，就必须要采取措施，并且像约翰刚才说的，创造出一个有利于创新的环境，人们就自然会有创新的能力，因为我们不能单纯地命令一部分人在2015年之前变得创新。
孙云晓：实际上现在是个很现实的问题，比方说深圳，中国的广东、深圳需要20万技术工人，在深圳打工的年轻人，超过20万，没法用，他们不是技术工人，必须得从头培养，很少有年轻人愿意接受职业教育，不收费也不去。我们有过调查，他们认为说90%的人都认为，这任务很光荣、很重要，但是我不愿意去。他们不愿意去，基本上都不愿意去。
多丽丝-奈斯比特：在欧洲和美国也是这样。
左小蕾：最近美国总统奥巴马先生也提到这个问题，他说将来得引导美国的人才，从所谓的金融领域向更多的工程科技的领域去转移，否则的话，这个人才生态出现不平衡，这个东西是非常严重的。我们刚才提到的大趋势可能就不能现实。其实德国的职业教育过去是非常好的，而且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我不知道现在怎么样。德国的这些汽车为什么能够在世界舞台上占领了这么久的地位，跟他们的工程师的这种非常典型的那种，很敬业的那种兢兢业业的精神和他们的技术有关。其实他们的很多工程师，我听说实际上是从中等技术学校毕业的。
多丽丝-奈斯比特：在德国你可能知道，越来越多的公司都成立了自己的大学以及自己的教育体系，因为他们不满足于政府的教育体制所培养的人才的素质。我想刚才约翰所说的也与这一点一致，也就是说现在中国的教育体制中没有恰当的竞争，没有竞争的话教育就无法与现实相符合。中国所需要的是满足现状需求的劳动者，而不是仅仅符合一定教学计划的劳动者。所以像梅赛德斯，还有BMW这样的公司，当然还有其它的公司，他们现在正在教育中创造这样的竞争。
陈伟鸿：25年前的《大趋势》让我们可以以全新的视角看世界，而25年后的今天，《中国大趋势》更是让我们以世界的角度来关注中国和中国的未来。所以我想今天我们应该记录下这一次的对话，记录下这次的相聚。我们请奈斯比特夫妇和现场的嘉宾，一起把你们的名字签在这本《中国大趋势》之上，在未来，我们可以不断地在实践当中来检验你们的趋势判断。当然更重要的是为了留下你们对趋势的判断和趋势判断背后，你们一系列的分析。好了，这样的一个工作就从你们二位开始，来，有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