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百年一遇的金融危机暴发两周年之际，许多人都在自觉检视两年来全球的宏观经济政策思路，争议之声不绝。

　　人们的普遍共识是，世界金融危机造成的深层次影响还远未结束。

　　如果这一命题成立，则很有必要对以往宏观政策进行更深层次解读和分析。

　　无论是中国还是世界别的国家。在遭受金融危机两年之后的今天，人们更想知道的是，如果过往的政策已经取得成效，并且副作用很小，那么持续推进的前景如何？如果副作用明显，那么该如何调整？

　　事实上，从金融危机全面暴发至今，中国宏观调控政策出现过几番调整，回转力度之大前所未有。

　　调整外因自不必说，一定是根据当时国内国际经济形势变化进行的“相机抉择”。不过，就调整主线而言，还有许多讨论的空间。

　　总的来说，为应对国际金融危机带来的影响，中国实施了积极的财政政策和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出台的刺激经济计划力度前所未有。这在很大程度上保持了国民经济“软着陆”——由外需的突然降低导致的经济下滑被庞大的刺激计划所对冲。

　　结果就是，中国在世界率先实现经济回升向好。

　　不过，从世界范围来看，为“一揽子”刺激计划，人们究竟付出了多大成本却是很多人没有测算或者根本不愿意去想的事情。

　　人们更愿意用一句“两害相权取其轻”来轻轻推过。

　　的确，在已知的负面影响和未来的更大负面影响之间，人们都倾向于规避更容易看到的那个。

　　短期行为在所难免。但是，时间总会过去。沉淀的问题和积累的矛盾并不会总是那么幸运地得到充分化解，而这，就给了我们反思和调整政策的空间和理由。

　　纵观世界上那些老牌的资本主义国家，他们可谓是应对经济周期的老手，但是，他们在这场突如其来的危机面前似乎也没有什么好办法，因此，探讨将是长期的。好在经济学有个说法叫做“干中学”，实践中总结出来的才是硬道理。

　　就当前而言，最大的隐性问题或许在于：各国解决金融危机所有办法都是一些“老办法”，而这些“老办法”被证明存在巨大的副作用。

　　副作用之一就是流动性泡沫再起之后的产能过剩。其次，“老办法”无法适应经济全球化的新形势，这导致一国政策的“失灵”屡屡发生。其三，人为熨平的小周期最终会以大周期的波峰和谷底给人们以惩戒。

　　首先，就中国而言，产能过剩就是巨额刺激政策的副作用之一。我们长期的低水平固定资产投资增速过快是导致产能过剩的主因。政府虽然针对过度投资问题，采取了控制土地、信贷以及严格市场准入等一系列措施，但由于地方利益驱动、行业结构调整的掣肘，一些行业在持续调控下仍然出现过剩局面。

　　此外，我们可以看到，许多国家应对危机的办法，无一例外都是用流动性来抵挡。

　　无论是中国的“四万亿”还是美国日本的第一乃至第二轮刺激计划，都是流动性导入，用货币的大量注入来刺激实体经济、解决就业，增加开工率。

　　这样做的的逻辑很清晰：既然收紧流动性可以抑制经济过热，那么放松则是一个促进景气的好办法。

　　问题在于，在经济全球化的背景之下，放松的流动性都流向了哪里？放松流动性的边际效益是否是递减的？流动性的注入很可能会随着贸易的不平衡而流失，或东或西，完全依当地市场的风险而定。美国政府当下最头疼的事情就是明证：持续的刺激却无法达到满意就业率——资本会随着每个跨国公司主体的投资决策而跑到本益比更高的国家和地区。

　　第三，本轮金融危机正是前些年积累流动性的集中爆发，而泡沫崩裂之后，在“去杠杆化”过程未尽之际，各国政府的宽松政策卷土重来，这本身就是积累流动性“势能”的危险举措。

　　“财富效应拉动消费，廉价资本刺激投资，那是许都国家屡试不爽的手段”——正如识者所言，这个过程已经证明必然走向失败。它的表面上似乎熨平了一个个的小经济周期。但是，这些被认为熨平的小周期叠加在一起形成了一个巨大的经济周期曲线。而这个周期随着不断积累的流动性，最终会多年以后集中暴发——美国，又是美国，已经很好地证明了这一点。

　　那么，是一年得一次感冒有风险？还是十年来一场大病更有风险呢？相信大家都已经有了答案。

　　事实上，如果让市场相对自由发展，并配合最小程度的政策干预，那么我们就会看到一个个相对明显的经济周期。但是，小周期的痛苦毕竟是可以忍受的。如果干预过多，并自认为可以掌控市场，那么短周期或许会消失，但长期积累的病痛一定会在某个时点集中暴发，那时的痛苦就必然成为不可以承受之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