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理解“中国式管理”的基点
理解中国人、中国组织的运作及中国式的管理，必须基于对中国人长期形成的价值观的把握。
中国式管理的思想植根于传统文化的价值取向，解读中国式管理，必须探求其管理哲学的基础。中国传统文化的价值取向为中国式管理提供了丰富的土壤。
儒、道、法、释等我国古代主要思想流派的价值取向形成了中国式管理的思想框架。
儒家。儒家的价值取向：首先，以“仁”为核心。孔子曰：“仁者爱人”。“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己所不欲，勿施于人。”“仁”是人的本性的最高表现，是人的美德的最高概括。其次，以“义”为准绳。孔子曰：“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荀子：“先义而后利者荣，先利而后义者辱”。
道家。道家的价值取向：首先是道法自然。道家认为“道”是人生的真谛，是世界万物的本源，同时也是宇宙运行的总规律。“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 其次，道家的行为取向是超世无为。无为即是不要有所作为，对世间的一切都不要尝试作任何的改变，顺其自然。
法家。法家是地地道道的现实主义者和功利主义者，他们的基本价值取向便是功与利。法家认为“利”是人类的普遍追求，甚至君臣之间、父子之间也往往存在着对利的追逐。“计功行赏”、“赏功罚过”是治国的基本原则。君臣也是一种相互利用的关系，君王必须充分运用“法”、“术”、“势”，才能做到江山永固。
释家。佛教的价值观念集中在“六道轮回”“三世因果”，戒定慧是佛教的修炼内容，因“戒”得“定”，因“定”开“慧”。戒：防非制恶；定：修清静心；慧：开悟。
中国传统文化是一个多元的且矛盾的价值体系，在一个多元的传统文化框架中构建管理哲学过程面临着痛苦的抉择。
各朝代统治者对传统文化思想的选择，都不可避免地带来对管理哲学及管理模式的颠覆性的更迭。
这就是中国式管理与传统文化的纠结之处。
中国式管理的主体运用主要在治国，中国式管理是在“家天下”的统治框架下作为管理工具来实施的。“人治”与“治人”长期以来都是中国式管理的主旋律。从此意义上讲，中国式管理并非是现代意义上的管理模式
二．“中国式管理”面临的问题
中国真正的现代市场经济体系的建立还不到二十年的时间，形成基于现代市场经济的“中国式管理”，无论从实践方面，还是从理论方面，还远远不够。
中国企业和公共组织长期以来对管理的重视不够，更多是关注机会，中国经济高速增长的三十年，也确实为中国企业带来更多的机会。
在这种情况下，更多的企业把经营管理的重点放在寻求市场机会上，而长时期忽视内部管理和研究开发投入。因此，多数企业在经营管理方面，具有很强的机会主义导向。
从中国改革开放的三十年历程来看，中国企业的经营管理大致可以分两个阶段：在20世纪90年代以前，中国企业以学习日本企业的管理模式为主；90年代以后，中国企业转向学习欧美企业的管理模式。形成中国式管理模式的第三阶段还没有到来，我们只能在少数中国领先企业身上看到中国式管理的萌芽。
如果说“中国式管理”存在的话，也只能说它处于生长期。还没有形成系统的模式和体系，还缺乏系统的管理哲学、运作模式、内在机制。
在其中，“中国式管理”更多地体现在人力资源管理方面，而不是管理模式、运作模式、管理方法及方法论等方面。前者的主要表现是从中国传统文化吸取营养，将中国古人的治国之道与治人道用于现代企业管理。但不可否认，它是凌乱的，还没有形成系统，还没有构建起完整的体系，还缺乏有效的工具和方法。
因此，在中国具有本国特色的企业经营管理实践比较匮乏，缺乏大量的中国企业管理实践，是阻碍“中国式管理”研究的最大障碍。
从中国改革开放的三十年历程来看，中国企业的经营管理大致可以分三个阶段：
在80年代以前学苏联、南斯拉夫、匈牙利
在20世纪90年代以前，中国企业以学习日本企业的管理模式为主；还学过“亚洲四小龙”；
90年代以后，中国企业转向学习欧美企业的管理模式。
形成中国式管理模式的第四阶段还没有到来，我们只能在少数中国领先企业身上看到中国式管理的萌芽。
如果说“中国式管理”存在的话，也只能说它处于生长期。还没有形成系统的模式和体系，还缺乏系统的管理哲学、运作模式、内在机制
三．“中国式管理”研究的现状
从理论研究方面看，有关“中国式管理”的研究也存在诸多问题。
在上个世纪后期，中国的管理学者更多的精力用在推介国外的管理理论和管理实践，他们还无暇顾及对中国式管理的系统研究。
目前，在中国有更多的学者开始关注“中国式管理”，但由于以下原因，造成研究成果并不尽人意，系统的有重大突破的成果并不多。
第一是研究方法的局限。很多学者的研究局限于用西方的研究理论和研究成果，来解释或解析中国式管理。
第二研究经费的限制。这其中包括研究经费的数量和研究经费的配制重点。大多数研究学者的研究经费不是来自于企业的委托研究，而是来自国家和地方政府。
第三研究成果评价导向。高等教育机构和学术研究机构对科研成果评价重视数量，必然会造成对相关研究的急功近利。
第四研究时间的限制。高等学校扩招使得学者的大量研究时间用于教学，用于完成教学和科研考核所要求的方面。
改变这种状况的出路有关键在于：
第一研究学者更多地关注和参与中国企业的管理实践，在实践中总结提炼中国式的管理理论。
第二改变在中国式管理研究过程中的短期行为，其中改变包括研究者的浮躁心态，改变高校和研究单位对研究成果的评价导向。
第三改变学者研究的单打独斗式的研究运作模式，以强强联合的方式，团队研究，分工合作。
（以上内容为在日本和歌山大学和“孔子学院外方院长高级研讨班”上的演讲稿，感谢杨杜教授、李东浩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