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急速变迁，而经济转型与产业升级困难？

武汉科技大学金融证券研究所所长 董登新（教授）

　　“炒”，并非中国人的天性。改革开放前，在社会主义计划经济时代，人们享受着平均主义大锅饭日子，整个社会崇尚“劳动光荣”、“无私奉献”，那时，既没有什么可“炒”，也没有人敢“炒”。然而，中国人慢慢学会“炒”，则是在股市出现之后。

　　改革开放的头十年（1979——1989），我们基本上沿着社会主义计划经济道路前行，不过，体制内的不断改良与修修补补，正在逐渐褪除计划经济的色彩与外衣。这十年改革的最大亮点或特色是：指令性计划开始动摇，并不断地收缩阵地；平均主义大锅饭逐渐被打破，企业与个体的积极性充分调动起来。

　　1981年底，农业生产责任制（联产承包制）在全国农村全面推行。同年底，工业生产经济责任制也开始在全国工业系统全面推行。“经济责任制是在国家计划指导下，以提高社会经济效益为目的，实行责、权、利紧密结合的生产经营管理制度。”它极大地调动了城乡居民生产的自觉性和积极性。与此同时，城乡个体经济逐渐被解除行政管制，并成为公有制经济的重要补充。然而，先知先觉的个体户却最早成为了中国万元户的摇篮，这应该算是改革开放后的中国先富起来的一部分人。

　　1984年随着人民公社的逐渐解体，社队企业开始转制为乡镇企业，与此同时，全国各地新生的乡镇企业如雨后春笋，这被后来的媒体兴奋地赞誉为“异军突起”。乡镇企业的蓬勃发展，不仅增加了农民收入，活跃了农村经济，而且更重要的是：它为我国庞大的农村剩余劳动力开启了一条崭新的就业门路。

　　不过，真正首创“民工潮”和“农民工”这一新兴词条的还是深圳经济特区。虽然深圳特区成立于1980年，但这一新生事物的起步仍然是艰难的，甚至当时党内舆论也有对特区的非议，直到1984年春天，中国改革开放总设计师邓小平同志首次亲临深圳特区视察，并题词：“深圳的发展和经验证明，我们建立经济特区的政策是正确的。”这是深圳的春天，更是“民工潮”的春天。正是“民工潮”现象的出现，才真正成就了一个全新的特殊群体——“农民工”的诞生！

　　1984 年6月9日，邓小平在《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一文中说：“马克思主义最注重发展生产力。……社会主义要消灭贫穷。贫穷不是社会主义，更不是共产主义。”

　　1985年10月23日，邓小平同志在会见美国时代公司组织的美国高级企业代表团时，第一次提出了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的问题，他说，“一部分地区、一部分人可以先富起来，带动和帮助其他地区、其他的人，逐步达到共同富裕。”以后，他又在多种场合、多次提到了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的问题。但是，每次提到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小平同志又会强调，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是为了带动大家一起富裕，共同走富裕之路。

　　1988年初，我国全民所有制工业企业开始推行承包经营责任制。“承包经营责任制，是在坚持企业的社会主义全民所有制的基础上，按照所有权与经营权分离的原则，以承包经营合同形式，确定国家与企业的责权利关系，使企业做到自主经营、自负盈亏的经营管理制度。”承包经济责任制是我国全民所有制企业改革跨出的第一步。后来，国有企业改制上市时的“国家股”和“国有法人股”的界定，正是渊源于此。

　　计划经济年代，我们提倡“劳动光荣”、“无私奉献”；改革开放以后，我们开始提倡“勤劳致富”、“共同富裕”。然而，20世纪80年代末，大量农村剩余劳动力不断涌入城市，廉价劳动力成为“农民工”的代名词，低工资（相对城市工人）、高强度（苦脏累），以及劳动环境没有安全保障，即便如此，还有随意克扣或拖欠农民工工资的现象存在。这一切都使得农民工缺乏体面或尊严的感觉。尽管如此，为了养家糊口、供子女上学，他们还是能够承受这一客观现实，便继续期待着“勤劳致富”的那一天！这便是中国的第一代农民工！

　　1990年，中国股市开门营业，成千上万的第一代中国股民，第一次感受到了“炒股”的快乐：原来炒股是可以不“劳”（特指生产性劳动）而获的！口口相传的中国股神的故事，以及个个传颂的炒股暴富的诱惑，不断地鼓励着、激励着更多的民众加入到炒股大军之中。他们为炒股而狂、为炒股而乐，或赚极而喜，或亏极而悲。他们不再相信“勤劳致富”，更不必说“劳动光荣”。在他们看来，炒股赚钱实在是太简单、太潇洒了！严格地讲，这是中国人第一次真正学会“炒”——不炒别的，而是炒股！

　　1991年7月11日，国务院发布《关于清理整顿个体采煤的通知》。通知指出：近几年来，我国个体采煤有了一定的发展，全国每年个体采煤四千多万吨，对缓和煤炭供求紧张局面以及解决部分农村劳动就业起了一定的积极作用。但个体采煤也出现了许多问题，主要表现在：多数没有取得采矿许可证，乱采滥挖现象比较普遍；回采率很低，破坏和浪费国家煤炭资源比较严重；有的不具备起码的安全生产和劳动保护条件，事故频繁，伤亡严重；有的偷税漏税，损害国家利益。这便是中国“煤老板”发迹史的起源。

　　1992年1月18日——2月21日，邓小平在视察武昌、深圳、珠海、上海等地时，发表著名的“南方谈话”。主要内容是：社会主义的本质，是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最终达到共同富裕。要抓住时机，发展自己，关键是发展经济，“发展才是硬道理”。经济发展得快一点，必须依靠科技和教育。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改革开放的胆子要大一些，敢于试验，看准了的，就大胆地试，大胆地闯。判断的标准，应该主要看是否有利于发展社会主义社会的生产力，是否有利于增强社会主义国家的综合国力，是否有利于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应该说，邓小平南巡讲话为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指明了正确的方向。

　　1992年7月23日，国务院发布《全民所有制工业企业转换经营机制条例》。这是全民所有制企业改革在推行承包经济责任制之后迈出的第二大步。这一大步的迈出，标志着计划经济的最后堡垒——全民所有制企业的“铁饭碗、铁工资、铁交椅”（俗称“三铁”）被攻克，这被媒体形象地简称为“砸三铁”：职位能升能降、工资能高能低、职员能进能出，这不仅意味着全民所有制企业改革开始从外在形式的“扩权让利”转换到企业内在的经营机制上来，而且更意味着计划经济时代的真正终结。从此以后，在中国，全民所有制企业或国营企业开始改称为“国有企业”。

　　1992年10月，中共十四大召开，大会明确提出了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目标是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1993年11月，中共十四届三中全会召开，会议审议并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若干问题的决定》。决定明确指出：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就是要使市场在国家宏观调控下对资源配置起基础性作用。中共十四届三中全会的召开，标志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建设进程的正式启动。

　　事实上，在体制转型过程中，机构臃肿、人浮于事的国有企业已经病入膏肓，过去计划经济的功臣如今却成为了市场经济的改革对象。面对私营经济以及外资企业的竞争，国有企业越来越不适应市场经济的需要，1992——1998年是国有企业日子最困难时期，它们不仅经营亏损面大，而且社会包袱沉重。当时，全国国有企业大约1/3明亏，1/3暗亏，1/3微利，而且工农中建四大国有银行被海外媒体认定为“技术上已经破产”。这应该算是一个“国退民进”的典型时期。

　　自1998年开始，我们迈入了国有企业改革的第三阶段——改制上市，这是一次对国有企业的大拯救行动。1998——2008年十年间，几乎所有的大型国有企业批量改制、集中上市，这些企业几乎覆盖了中国全部基础产业和支柱产业，如钢铁、石油、煤炭、铁路、电力、电信、水泥、汽车、航空、金融、保险、证券等，而无法上市的中小国有企业则就地处置——私有化，或被私人租赁，或被私人买断。

　　应该说，这十年是中国社会发生翻天覆地的十年。在这十年中，借助股份制和股市融资的魅力和威力，国有企业（包括工农中建四大国有银行）重新焕发青春的活力，以国有企业为主体、以两高一资（高污染、高能耗、资源性）行业为代表的工业化突飞猛进，“国进民退”成为民众的普遍印象。这期间中国的GDP与国民财富史无前例地快速增长与积累，房地产大开发，小轿车走进千家万户，十年两轮惊天大牛市，社会财富重新组合、快速转移，昔日大名鼎鼎的“杨百万”已被众多的“杨千万”、“杨亿万”所淹没、所替代！这就是中国社会的转型期！

　　30年改革开放，我们第一次真正解决了13亿人口的温饱问题，这是世界嘱目的、最伟大的成就和贡献，而且更值得骄傲的是，中国目前已经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并处在世界第三大贸易国地位，很多工业品产量已位居世界第一。尽管如此，在改革开放30周年之际，我们又面临着新一轮的经济社会问题挑战：在温饱问题和效率问题解决之后，如何正确处理公平分配，缩小城乡差别与地区差别，消除贫富两极分化？下一个30年，我们将如何前行？

　　在财富快速积累、社会快速转型的今天，急功近利、一夜暴富的浮躁心态开始成为一种社会流行病，最为典型的病症心态就是勤劳不如投机，创业不如短炒！于是，人们除了炒股、炒房外，还炒矿、炒蒜、炒豆、炒金、炒茶、炒药等，总之，无所不炒！其中，炒房成为国家宏观调控的最大难题。一夜之间，为什么中国人变成“无所不炒”？其中病因何在？

　　笔者认为：大体可以概括为三个方面的原因：

　　（1）如果劳动不体面、勤劳难致富，则投机短炒、梦想暴富就会变得时尚。

　　廉价劳动力时代，大量农民工进城，不仅满足了城市用工的需要，同时也从供求关系的角度压低了农民工自身的工资水平，通过农民工的“低工资”示范传导效应，进而又抑制了城市工人的工资上涨。整体低工资（尤其是农民工的低工资与非体面劳动），直接给“劳动光荣”和“勤劳致富”以沉重打击。既然无法勤劳致富，人们当然会寻找暴富的便捷之法，比方炒股，炒房，

　　（2）投资市场单一而狭小，因为无所投资，所以无所不炒。

　　在通货膨胀或负利率时代，存钱不如花钱，储蓄不如投资。然而，目前，我国投资市场仍然比较单一落后，我们还没有像样的公司债券市场，基金则是一个追涨杀跌的大散户，而股市（比方中小板和创业板）规模也还比较狭小，由于上市公司盈利能力与分红能力较差，导致股市风险大于收益，投资不如投机，除了炒，投资者别无选择。当长期投资与理性投资之门被关闭时，短炒与投机之门就会洞开。

　　（3）全民创业意识淡漠，VC与PE腐败更起示范效应。

　　短炒投机，赌行市，快进快出，赚差价。短炒者希望通过天天炒、天天赚差价，甚至不用上班，每天赚个烟钱、饭钱或酒钱，运气好时甚至赚到一个月或数个月的工资。尤其是炒股，既可以边上班边炒，更可以不上班而专心炒。

　　与创业者或办企业相比，炒股开户简单便利，买卖快捷迅速，而且不用操心产品研发和市场开拓，更不需要雇工，只要赌对行市，就能有得赚，赚多赚少都是自己的。于是，在中国涌现了大批像上海杨百万一样的炒股“专业户”，他们以炒股为生，并以炒股为乐。这叫职业股民！炒股正是他们的主业！

　　与打工者或企业职工相比，炒股不需要看老板脸色行事，也不必为工资上涨或职务晋升而操心，更不必太辛苦地上班守点，他们每天在股市享受着4小时的刺激与兴奋，下班后就是随意浏览或打听网上新闻和地下消息，所有法定休息日仍然照休不误。炒股者，自己当自己的老板，无论赚与赔，他们都会乐在其中。

　　不过，笔者并不认同86岁的查理·芒格（被称为比巴菲特更聪明的美国人）所说的，他认为中国人天性好赌，有的中国人沉溺于赌博，沉溺于急功近利赚快钱，把股票看成赌场的筹码，这非常糟糕。不过，我倒认同他的以下看法：“股票背后是实实在在的企业，不是赌场的筹码。我们应该做投资，投资于企业，股票只是一个载体，不应投机。”

　　最近，纽约时报一篇文章的确让人有些触目惊心，该文声称“骗子横行威胁中国崛起，已渗透至各个角落”，比方，文凭造假，学术造假，履历造假，专利造假，产品造假，报表造假，如此等等。笔者认为，要想建设一个创新型国家，除了打假，更要鼓励人们创新和创业。

　　注：应南方都市报邀请，后天（17日，星期天）上午9：40-12：00，笔者将在深圳市红荔路少儿图书馆一楼多功能会议厅举行一场公益性讲座（不需要门票）。演讲主题是“解密中国的重工业化与大城市化——兼谈中国股市与房市的未来前景”。欢迎有兴趣者前往交流。